约翰·迪金森《自由之歌》

John Dickinson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生于1732年，卒于18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杰出律师和民意代表，因1767－1768年间在激进的《宾西法尼亚纪事报》上连续发表了12篇题为“宾西法尼亚-农人来信”的系列政论文章而闻名。这些信有助于使舆论转向反对将新税强加于殖民地的《汤森条例》。迪金森是宾夕法尼亚出席大陆议会的代表。但是他反对《独立宣言》的发表，希望以温和的态度平缓英国和美国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也是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会上起草了《美国宪法》，迪金森促使宪法得到批准。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的迪金森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迪金森是美国著名爱国歌谣《自由之歌》的作者。

自由之歌

来，勇敢的美利坚人，手拉着手，

大胆去回应吧，美好的自由在招手;

残暴的行为压不住正义的呼声。

也玷辱不了美利坚的好名声。

我们生于自由也将生活在自由里，

我们的钱包已装满金钱，

沉着，朋友们，沉着，

给钱不是当奴隶，只为作个自由人。

让我们向可敬的先辈们欢呼，

他们勇敢地奔向未知的地带;

为了自由，他们越过大洋，来到荒漠，

死后把自由和美名留给我们。

他们胸怀博大，敢蔑视一切危险，

他们崇高，明智，珍视生来的权利;

我们将虔诚地保留他们给予我们的遗产，

决不破坏他们在陆上和海上的劳动成果。

先辈们用双手种下的自由之树，

并为它的壮大和尊严而生活;

满怀喜悦他们高呼：“我们的愿望已满足，

因为我们的子孙将采到我们辛劳的果实。”

官老爷和侍从即将蜂拥而至，

他们像蝗虫摧残当年的收成;

假如我们得为别人挥霍而苦干，

太阳升起有何用，雨水下了也枉然。

那么，勇敢的美利坚人，手拉着手，

联合则存，分裂则亡;

从事正义的事业，我们必将成功，

因为上天赞许一切高尚的行为。

千秋万代都将拍手赞叹，

我们勇敢地支持我们的法律;

我们不怕死但不屑听人使唤，

因为论自由羞辱比痛苦更可怕。

让我为我们君王的健康干杯，

为不列颠的光荣和财富干杯，

如她确有公正，我们真有自由，

那种光荣和财富就会永存不朽。

林本椿等译

从约翰·狄金森的《自由之歌》到托马斯·潘恩的《自由之树》，从宾夕法尼亚到列克星敦，歌唱自由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自由对于“勇敢的美利坚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诗的前五节对此做出了回答。

自由是美好的，她代表“正义的呼声”，是凭“残暴的行为”压抑不住的。在诗的开头，诗人就号召“勇敢的美利坚人”为了不让别人玷辱美利坚人酷爱自由的好名声，大胆地“手拉着手”联合起来，去回应自由的召唤。

自由是一种信念。“我们生于自由也将生活在自由里”，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财富，也是生活的必需品。人不能为金钱而生，人只能为自由而活。在第二小节中，诗人点出了生活目的的不同区分出了奴性与人性，“只为作个自由人”应是人生活的最高目的。

自由是祖辈留下的遗产。在诗的第三到第五小节，诗人把自由的内涵向历史的纵深拓展，通过设想先辈们的愿望，表明“美利坚人”酷爱自由的传统。为了自由，“可敬的先辈们”勇敢地越过大洋，“奔向未知的地带”，正是他们辛勤的耕耘和不懈的努力，在这片荒漠的土地上用双手种下了“自由之树”。为什么他们敢于“蔑视一切危险”，在这片荒漠种下“自由之树”，并将她作为最尊重的遗产留给我们?那是因为“他们胸怀博大”，“他们崇高，明智，珍视生来的权利”，他们把“自由之树”的壮大和尊严视作生命，他们因“我们的子孙将采到我们辛劳的果实”而自豪，他们也因此曾经满怀喜悦地高呼：“我们的愿望已满足。”为此，我们不仅仅是向他们欢呼，我们必须“虔诚地保留他们给予我们的遗产”，“决不破坏他们在陆上和海上的劳动成果”，要像先辈们那样珍惜他们留给我们的“自由和美名”，这是我们的责任。

自由意味着联合。在前五节的铺垫后，诗的后四节面对现实，向“勇敢的美利坚人”发出战斗的号角。为什么即使太阳温暖，雨水温柔，我们的收成还是枉然呢?因为，我们在“为别人挥霍而苦干”，这些“官老爷和侍从”像蝗虫那样蜂拥而至，摧残着我们的生活。诗人借用比喻揭示了北美人民生活不幸福的原因，是因为在殖民统治下，他们丢失了先辈们留下的“自由之树”。于是，“勇敢的美利坚人，手拉着手”，找回“自由之树”成了不二的选项。“联合则存，分裂则亡”作为四分五裂的殖民地人民必须接受的信条，尽管因此会激怒英国人和他们的美国朋友，但这是“正义的事业”，是“上天赞许”的“高尚的行为”，所以“我们必将成功”。我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正义的事业”必将赢得“千秋万代都将拍手赞叹”，为了自由，“我们不怕死”，因为没有自由的羞辱比痛苦更可怕。在诗的最后，诗人将自由比作“光荣和财富”，寄希望于不列颠和君王的“公正”，这表明诗人对宗主国尚存有幻想，与此后托马斯·潘恩的战斗精神相比，流露出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中也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他反对将新税强加于殖民地的《汤森条例》，是宾夕法尼亚出席大陆议会的代表，促使宪法获得批准。但他也反对《独立宣言》，并希望避免战争。他幻想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得到他倡导的自由。

《自由之歌》作为美国的第一首爱国歌谣，曾经在殖民地非常流行。殖民地人民正是通过齐声歌唱的方式抒发了热爱自由的集体感情并从中汲取集体的力量。( 张丽萍 )

摹仿与真理

诗的摹仿和真理的问题，也就是诗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在《理想国》的最后一卷，也就是第十卷中，柏拉图对此进行了集中探讨。

在第十卷的开头，柏拉图进一步提出，在理想国中是拒绝任何形式的摹仿的。他认为以摹仿为形式的悲剧诗人其实是一个说谎的人。他说：“虽然我从小就对荷马怀有一定的敬爱之心，不愿意说他的不是。因为他看来是所有这些美的悲剧诗人的祖师爷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我必须讲出自己的心里话。” (24) 柏拉图的心里话即是：摹仿诗人是说谎者，他们的造物并不表现真理。就此，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关于“镜子”的比喻，他说：“如果你愿意拿一面镜子到处照的话，你就能最快地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很快地制作出太阳和天空中的一切，很快地制作出大地和你自己，以及别的动物、用具、植物和所有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 (25) 柏拉图将镜子通过摹仿所获得的东西称为“影子”，“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而镜子即是艺术家的“摹仿”的一个比喻，所以艺术家的制作不是真的制作。

据此，柏拉图区分了事物存在的三种世界：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他以床为喻，说床有三种：第一种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床的理式（英文译作Idea，因为它不依存于人的意识而存在，所以朱光潜把它译为理式，也有人把它译为理念）；第二种是木匠依床的理式所制造出来的个别的床；第三种是画家摹仿个别的床所画的床。在这三种床中，只有第一种床，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为个别的床的道理和规律；而木匠所造的床，虽根据床的理式，却只摹仿得了某些方面，而受到时间、空间、材料、用途种种有限事物的限制。这种床没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也得不到真理，只是一种“摹本”和“幻相”。至于画家所画的床，所摹仿的只是床的外形，不是床的实体，所以更不能体现真理，只能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了两层”。这样，在柏拉图的思想里，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式世界，而理式世界却不依存于那两种较低的世界，它是自在自为的真理世界。这就是说，感性世界依存于理性世界，艺术世界依存于感性世界。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摹仿诗人，包括荷马都只能得到影像，并不曾得到真理。他说：“悲剧诗人既然是摹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的摹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摹仿术和真实（真理）距离遥远：“摹仿者对于自己摹仿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知识。摹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 (26) 对此，柏拉图是很雄辩的，他说：

我认为，如果他（诗人）对自己摹仿的事物有真知的话，他是一定宁可献身于真的东西而不愿献身于摹仿的。他会热心于制造许多出色的真的制品，留下来作自己身后的纪念。他会宁愿成为一个受称羡的对象，而不会热心于做一个称羡别人的人。

柏拉图还进一步指出，摹仿诗人所摹仿的对象是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他说：“从事摹仿的诗人本质上不是摹仿心灵的这个善的部分的，他的技巧也不是为了让这个部分高兴的，如果他要赢得广大观众好评的话。他本质上是和暴躁的多变的性格联系的，因为这容易摹仿。” (28) 进一步说，“爱情和愤怒，以及心灵的其他各种欲望和苦乐——我们说它们是和我们的一切行动同在的——诗歌在摹仿这些情感时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也是这样的。在我们应当让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在我们应当统治它们，以便我们可以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可悲时，诗歌却让它们确立起了对我们的统治。” (29) 基于这种破坏作用，柏拉图说：

到此，我们已经可以把诗人捉住，把他和画家放在并排了。这是很公正的。因为像画家一样，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我们同样要说，摹仿的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像，通过讨好那个不能辨别大和小，把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一会儿又说小的无理性部分。(30)

显然，这里对诗人的态度与第三卷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这里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审查监督，而是从文艺的本质（摹仿）上全盘否定文艺，从而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

当然，话说回来，柏拉图攻击诗，并非由于他不懂诗或是不爱诗，他是来自于诗歌王国内部的诗的真正的敌人。因为他意识到诗歌对人的情感的深刻的影响，所以就功用角度在他的乌托邦世界中对诗人下了严厉的驱逐令。

摹仿诗人得不到真理，那么，谁又能得到真理呢？柏拉图认为是哲学家。在《斐德若篇》里，他把人分为九等：第一等人是“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第六等人才是“诗人和其他的摹仿艺术家”，地位在医卜星相之下。这第一等人其实就是哲学家，是《理想国》里的保卫者，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哲学王，他爱美和诗，但用不着写诗，用柏拉图在《会饮篇》中的话来说，对美的追求来自于人对自己不朽的渴望，这种美包括爱人、爱神、爱诗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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