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拉·尼高纳尔诗12首

甚至在科举制度之前的西汉或者更早，拥有卓越文章技能的官员（比如“博士”）会得到高规格的尊敬。于是在古代中国，出色的文学能力会得到大量实惠，但是只有极少数人（约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能够拥有这一能力。士大夫人数的稀缺反过来又增添了他们头顶上的光环。逐渐地，一种以文章能力为中心的文人文化便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文”的气质。

于是，要理解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生活，就必须把握“文”的意义和重要性。现代词典也许会对“文”这一词条给出如下定义：书写；文学写作；文章；文学；文化；文雅的；文化的；教育；文官（与武对应）。所有这些派生意义的根义是“（美化的）模式”，“文”便是所有审美上美化之物的总和，不过总体来说是和文学相关的。它构成了如下词汇：文化、文明、文艺、文学和文字等等。“文”尤其用来指称书写，特别是美文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几乎等同于文学。不过追寻“文”的深层起源，以期完全理解这一核心术语，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今的古文字学家在公认的最早的古汉字（约前1200年）中发现，“文”字像一个胸口有文身的人。这便使人有些不解，因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文身一般是与野蛮人和囚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青铜器时代的中国，文身是美好的象征。在许多人类早期文化中，文身都带有强烈的正面含义。比如在色雷斯人、塞西亚人和其他中亚民族，以及毛利人中间，文身是头领还有其他领导人的专属。实际上，“文”的基本意思在一个现在仍在使用的古老表达（即“文身”）中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从文身到（美化的）模式，再到文字、文章和文化，是一部漫【3】长的发展史，而且从文身到文学、文化的演化太过彻底，所以根据“文”的起源几乎无法推演出其结果。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一些青铜器时代木乃伊身上，发现了像文字一样的E和S形状的文身。

不管青铜器时代的文身最终被证明是一种个人装饰还是一种公共书写，在中国历史中“文”变成了精英文化的核心特征。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心里清楚“文”的中心地位，习惯性地将它称为“斯文”（“我们的”这个文化），这句话出自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的《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文王之后，这是孔子夫子自道）不得与于斯文也”。“斯文”被视为孔子及其先人——周王朝（约前1027—前246）的开国君主——还有在这之前传说中的圣人流传下来的宝贵政治文化遗产。

中国文人文化中的“文”这一核心观念在西方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手里焕发了新的生命。最著名的是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卒于1908年）就这一主题写了一部短小精悍却极具影响力的《汉字作为诗媒》（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在其过世后的1919年首度出版）。庞德（Ezra Pound）和多位意象派诗人的创作受到这部作品的巨大启发。而该书的影响究竟是有害的（因为它对汉字的介绍是扭曲的）还是有益的（因为它将中国诗歌的基本概念介绍给西方诗人），评论家现在对此仍然聚讼不已。

儒家指的是拥护孔子之道的一派学者，最初活跃于战国时代（前481/403—前221）。“儒”一词有儒雅、文弱以及温顺之意，实际上是这些词的同源词，也与有“乳儿”之意的字同源。儒产生于士阶层，实际上“儒士”这一全称表明了他们是特殊类型的士。士又是哪些人呢？在西周王朝（约前1045—前771）初，士是像后世日本武士那样的武士，是早期封建社会中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在接下来的春秋（前722—前481/463）和战国时期，士渐渐演变为后期封建社会中的学者阶层。成为士阶层主导的儒士，以其儒雅、文弱和温顺而著称，这既是一种讽刺，也颇具历史的吊诡。而孔子自己，是由武士一变而为文人的最佳例证。

作为武士的后裔，孔子肩负效力于军事的职责。实际上，他曾【4】担任鲁昭公（在位时期：前541—前510）卫队的成员，但他的心思既不在御，也不在射（《论语·子罕》）。相反，他走向了一条政治游说的仕途。在鲁昭公针对实掌鲁国大权的公族季氏的秘密兵变失败之后，孔子益加坚定地选择了“师”这一角色，吸引了大批忠诚的门徒。他将自己所理解的先圣之道传授下去，整理编订包含先圣教导的古代典籍（包括《诗》和《易》），并致力于说服当政者采纳符合这些教导的政策。这确立了后世儒家对道德的重视，对经典的虔诚，以及对社会政治的入世态度。

儒家的经典文本并不是来自神启，所以并不能被视为宗教经文。对儒者而言，这些由孔子和其门徒所编纂的儒家经典所起的作用和宗教中的经文并无二致。正如经文在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中是权威的源泉，儒教经典也是儒家权威的源泉。在早期中国，书面文本受到极度敬畏，甚至书写本身也披上了权威的大氅。帝国政府的根基同书写技艺紧密交缠在一起。政府给士人文化以主导地位，这在具体的政府机构中可以窥得端倪。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有实际上作为国家学术机构的太学或者国子监。在这些学校，经过精挑细选得以入学的学生在各专某些经书的博士指导下就学。毕业后，年轻的学者们通常进入官员队伍，得到选派。从唐代（618—907）开始，一直到清朝（1644—1911）末年，最具声望的学者通常被安置在翰林院中，“翰林”二字明显指涉了他们精湛的写作技能。翰林学士担负着为皇帝起草诏制的任务，他们经常——有的在翰林院任命的同时，有的在此之后——在帝国政府中身居要津，位极人臣。翰林院代表了仕途成功的顶峰，其唯一标志正是笔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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