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弗罗斯特《鬼屋》

美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从农村生活中汲取题材，与19世纪的诗人有很多共同之处，相比之下，却较少具有现代派气息。他曾赢得4次普利策奖和许多其他的奖励及荣誉，被称之为“美国文学中的桂冠诗人”。只是在他的下半生才赢得大众对其诗歌作品的承认。在此后的年代中，他树立起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的形象。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1874-1963）是最受人喜爱的美国诗人之一，留下了《林间空地》、《未选择的路》、《雪夜林边小驻》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1874年3月26日，罗伯特·弗罗斯特出生于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他11岁丧父，之后随母亲迁居新英格兰。此后，他就与那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弗罗斯特16岁开始学写诗，20岁时正式发表第一首诗歌。他勤奋笔耕，一生中共出了10多本诗集。他一生历尽艰辛和痛苦，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女）。成名后的弗罗斯特受聘于多所大学，经常外出读诗和演讲，“经常拖着病体疲惫不堪地回家。”他诗歌中常常出现与孤独、绝望、死亡等关联的意象如冬、雪、冰、霜、枯叶等。因此，弗罗斯特常常以凋零的玫瑰、干枯的花朵等以喻体以映衬孤独、悲哀、寂寞的内心世界。1895年12月19日结婚，其后两年，与妻子帮助母亲管理一所私立学校。其间，写诗投稿给各种刊物，但很少得以发表。他卖出的第一首诗《我的蝴蝶：一首哀歌》1894年发表在文学周刊《独立》上。

他的诗对异常广泛的各式各样的读者都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用那么多的不同方式来欣赏。在诗歌创作手法上，同20世纪多数诗人截然不同。他不进行诗歌形式的试验与改革，而是反复声称满足于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他学习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用贴近普通男女使用的语言抒发感情，描述日常生活的事件与情景。因此，他的作品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风靡一时的矫揉造作和感伤悲切的诗歌相比似乎“毫无诗意”。他还受19世纪英国诗人勃朗宁的影响，在诗歌中运用戏剧独白或对话的手法。他对古希腊和古拉丁语作家，特别是忒奥克里托斯和维吉尔的研究，使他打下了写作牧歌的基础。他采用通俗上口的语言、人们熟知的韵律、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比喻和象征手法，描写新英格兰地区宁静乡村的道德风尚。然而，他的诗歌并不仅仅记录为人忽略的自然界事物或乡野村民的举止行为。他对大自然的描写常常蕴涵深刻的、象征性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意义。他的优秀诗篇常常超越个人的外观同内心世界、他人、大自然以及整个宇宙的直接关系，以某种方式说明他的深刻宗教信仰所依据的价值观。尽管他诗歌中相当一部分描写恐惧和疑虑，但总的倾向还是积极向上的。

他晚年是美国的一个非官方的桂冠诗人。在他75岁与85岁诞辰时，美国参议院作出决议向他表示敬意。他在约翰·肯尼迪1961年的就职仪式上十分引人注目，朗诵了他特地为这一场合写的诗篇《全才》。他的诗歌在形式上与传统诗歌相近，但不像浪漫派、惟美派诗人那样矫揉造作。他不追求外在的美。他的诗往往以描写新英格兰的自然景色或风俗人情开始，渐渐进入哲理的境界。他的诗朴实无华，然而细致含蓄，耐人寻味。著名的《白桦树》一诗，写一般人总想逃避现实，但终究要回到现实中来。《修墙》写人世间有许多毫无存在必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墙。除了短篇抒情诗外，他有一些富于戏剧性的长篇叙事诗，刻画了新英格兰乡间人物的精神面貌，调子比较低沉，亦颇有特色。在格律方面，弗罗斯特爱用传统的无韵体和四行体的各种变体，时常押韵，在节奏上具有自己的特色。

弗罗斯特常被称为“交替性的诗人”，意指他处在传统诗歌和现代派诗歌交替的一个时期。他又被认为与托马斯·艾略特同为美国现代诗歌的两大中心。

弗罗斯特的著名诗集还有《山间》(1916)、《新罕布什尔》(1923)、《西去的溪流》(1928)、《又一片牧场》(1936)、《林间空地》(1962年)和诗剧《理智的假面具》(1945年)、《慈悲的假面具》(1947年)。1949年出版了《诗歌全集》，以后仍陆续有新作发表。1963年1月29日，弗罗斯特在波士顿去世。

Ghost House

Robert Frost

I dwell in a lonely house I know

That vanished many a summer ago,

And left no trace but the cellar walls,

And a cellar in which the daylight falls,

And the purple-stemmed wild raspberries grow.

O'er ruined fences the grape-vines shield

The woods come back to the mowing field;

The orchard tree has grown one copse

Of new wood and old where the woodpecker chops;

The footpath down to the well is healed.

I dwell with a strangely aching heart

In that vanished abode there far apart

On that disused and forgotten road

That has no dust-bath now for the toad.

Night comes; the black bats tumble and dart;

The whippoorwill is coming to shout

And hush and cluck and flutter about:

I hear him begin far enough away

Full many a time to say his say

Before he arrives to say it out.

It is under the small, dim, summer star.

I know not who these mute folk are

Who share the unlit place with me--

Those stones out under the low-limbed tree

Doubtless bear names that the mosses mar.

They are tireless folk, but slow and sad,

Though two, close-keeping, are lass and lad,--

With none among them that ever sings,

And yet, in view of how many things,

As sweet companions as might be had.

尽管两个人，紧紧挨在一起，是少女和少年，——

明末以来，一股“陆游热”（具体说是“陆诗热”）一直没有消熄，这一潮流发展到清乾隆时，《御选唐宋诗醇》是一个大的成果，不但奠定了陆游、陆诗在古典诗歌领域的牢固地位，也规定了陆诗在社会主流艺术、教育、政治生活中的理想阅读视角和解读方式。此后，经过清、民国，直到新中国，陆游都始终是古典诗人中备受瞩目的一个。哪怕是宋诗整体遭到冷遇的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陆游都以其“感激豪宕”的“爱国”、“民族”诗篇，在文学史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甚至成为南宋诗歌的典型代表。

整个20世纪都是陆诗阅读、传播、研究的繁荣时期。从研究角度讲，陆游作品的整理、注释，生平的梳理、考证，思想的总结、评述，以及陆诗艺术的批评、鉴赏，都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欧小牧、于北山的两种《陆游年谱》、胡怀琛、苏雪林等的陆游传记，专著如郭银田《陆放翁之思想及其艺术》，另有朱东润先生《陆游传》、《陆游选集》、《陆游研究》以传记、选集、专论相结合的全面、深刻的讨论，陈衍《石遗室诗话》、钱锺书《谈艺录》等诗话类著作中细致而扼要的评论，皆其尤为秀出者。要将陆诗研究推向进步，珍视这些成果，并尊重地、批判地对待它们是必要的。本世纪初，傅明善《近百年来陆游研究综述》（《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1期）、叶帮义《二十世纪对陆游和杨万里诗歌研究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9月第3期），都是梳理、总结上世纪陆游、陆诗研究成果的工作，《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宋代文学研究》（张毅主编，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十六章“陆游研究”，则汇总得更全面、梳理得更整齐些。

20世纪的陆游研究，始终与“政治”（包括民族的政治命运、社会的政治氛围、国家的政治话语等等）密切相关，在今天看来，这是陆诗研究中几乎无须解释的特色。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中华民族危难时期，大体上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向现代化转型的开始，政治与学术的潮流互相汇合、交融，产生了陆游、陆诗研究的第一批现代学术成果，同时也决定了这些成果以政治生活为怀、为社会需要服务的鲜明特色。从梁启超、柳亚子等人开始，对陆游的评价总是饱含现实关怀、甚至挟有政治宣传的意图。他们对陆游诗的评论，始终以“爱国”信念、民族思想、政治追求为基本点，此后的大量纯文学研究更继承这一传统，将其“发扬光大”。这种以政治信念为主要参照的批评和研究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成为时至今日陆游研究的不变底色。如今，“爱国”已经成为关于陆诗的论文或文学史章节中的经典“判词”，似乎已经没有了讨论的余地和必要，因此，也使大部分研究者丧失了感受、欣赏陆游爱国诗作和讨论这一权威判词的兴趣。

陆诗研究可能是20世纪与政治纠缠最深、受政治困扰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题目之一，这其中包括社会环境、政治运动、政治需求、政治权力……因素的参与。进入新时期，以政治或阶级为第一标准的研究倾向得到反拨，回归文艺本身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在“爱国”业已成为笼罩陆诗的强势表达之后，向作品或艺术“回归”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最简洁的方法通常是“绕路而行”，即在默认的前提下避开与陆诗的“爱国”相关的话题，而直接切入其他更有兴味的问题，比如陆游卒年和会见曾几时间的考辨，《钗头凤》词及《沈园》诸诗本事的挖掘，这些实证性研究可以有效地突破常识的蒙蔽而接近作品本身；又如对山水诗、梅花诗、记梦诗的研究，题材、意象的研究对把握艺术技巧、揭示创作心理也有一定的益处。这种看似直接、实则迂回的方式在陆诗研究模式的转换上起到过不小的作用，至少在“爱国”的大判断之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一些重要方面，而不仅仅停留在阶级属性的分析、政治思想的归纳和爱国诗篇的评价上。

但是默认或回避，却不能阻挡这一由来已久的倾向对今天陆诗研究继续发挥的影响。至今，“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仍然是有关陆游的文章、论文和文学史教材中千篇一律的开场白，即便是在文献整理、考证的作品中也少有例外，由此折射出这一常识观念的支配力量。这种影响以及今天我们对它的回避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前陆游研究的局面：

一方面，是陆诗中原来长期被视为重点的“感激豪宕”（或曰“爱国”）部分遭到了恭敬的冷遇。人们很少对它们提出批评或质疑，而是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近乎仪式性或习惯性地给予承认。在这毫无保留的承认里，多少隐藏着这样的危机：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可能无法从这些“爱国”诗中获得真正关于“爱国”的感召，它们有可能已经孤悬于封闭的政治、常识的话语空间里，既受不到威胁，也引不起回应。仪式性的承认恰好充当了当前研究兴趣与以往接受重点之间的“隔离带”，使“爱国诗”成了读者阅读实践和审美经验触及不到的区域——清末、民国以来对“爱国”的过度赞誉，几乎“捧杀”了陆游。

另一方面，是当许多研究者绕过陆诗中占很大比重的爱国之作，而把目光投向山水、纪梦、咏物等等名目时，陆诗的研究呈现出题目零散、缺乏焦点的状态。检索“中国期刊网”，2000—2007年间关于陆游、陆诗的论文，总数在二百到三百篇，平均每年几十篇，也算颇为可观的数量了。其中，论陆诗题材、特色者有之，考陆游交游、行迹者有之，写陆游医术、书法、养生、教子者亦有之，陆游与梅花、陆游与海棠、陆游与茶、陆游与沈园、夔州、三峡……题目不一而足。这说明，“新时期”以来的陆诗研究正在走出旧有话语的笼罩，开拓出日益广阔的研究空间，使陆诗中许多过去不为人重视的篇章和特点显现出来。研究者们也在努力采取各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历史学的、民俗学的、心理学的、解释学的……贡献了很多新颖的题目，如陆诗“效果史”的研究，陆诗中的“商贾精神”，陆游的“巴蜀情结”、“生命意识”，使陆游研究呈现出异常绚烂的景象。这些值得尊敬的工作，当然也为本书的撰写带来了不少启发。但是，从陆诗研究的全局看，随着“爱国”作为一个虚设的核心和重点逐渐淡出视野，并没有形成关于陆诗的新的核心问题和观照重点，陆诗的研究者们基本上各在一隅，他们的研究呈现出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的局面；同时，他们的成果也大多分散零碎，缺少有代表性的优秀之作，能够影响陆游、陆诗整体认识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庞大可观的数量与不太高的质量和分散无规则、无重点的成果，不免使当前的陆诗研究呈现出一种“热闹的冷清”，而当我们重新仰望陆游，觉得现在的陆游，依然线条简单、形象高大、充满崇高气息，和一百年前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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