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诗8首

美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带着很大的自信和平静，惠特曼宣称写作是碎片性的，而美国作家必须投身于碎片的写作。这正是困扰我们的地方——把这个任务指派给美国，仿佛欧洲并没有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进。然而，也许我们应该回顾荷尔德林所发现的希腊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区别：对前者来说是先天的、或固有的东西，后者需要去习得或占有，反之亦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也发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欧洲人对有机的整体或组合有先天的感觉，可是他们必须习得对碎片的感觉，而且只有通过悲剧性的反思或灾难的经验才能做到。相反，美国人对碎片有种自然的感觉，他们必须去占有的是对总体性的感觉和优美的组合。碎片已经以未经反思的方式存在于任何努力之前：人们定好计划，但在行动的时候却“把事情翻来倒去，用匆忙和粗粝而不是精细的工作来讲述故事”。所以，真正有美国特色的并非碎片，而是碎片的自发性。惠特曼说，“自发的，碎片的。”在美国，文学天然的就是“骤发性的：“它们属于那些时代里真实的浮华、热力、烟雾和兴奋。”然而，正如惠特曼所昭示的，是这种“骤发性”表现出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和它的文学的特点。如果说碎片先天就属于美国，那是因为美国本身是由联邦和各种移民（少数民族）组成的——到处都是碎片的组合，总是有分裂（也就是战争）的威胁缠身。一个美国作家的经验跟美国的经验总是密不可分，即使是在他没有谈到美国的时候。

正因为这样，碎片性的作品被赋予了一个集体性的宣言所具有的直接的价值。卡夫卡说，在一种“少数文学”中，也就是一个少数族群的文学中，所有私人的历史直接就是公众的、政治的、流行的：所有的文学都变成“众人的事情”，而不是属于例外的个人。既然美国声称已经让最多样化的少数民族加入了联邦，成为“一个多民族云集的民族”，难道美国文学不正是一种杰出的少数文学吗？最简单的爱情故事里也有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部落在发挥作用；最个人化的自传也必然是集体性的，我们仍可以从沃尔夫和米勒那里看到这一点。作为一种流行文学，它就像美国本身的创造，其创造者是人民，“平均水平的大多数”，而不是“伟大的个人”。从这个视角出发，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自我”总是分裂的、破碎的、相对的，跟欧洲人实体的、总体的、唯我的“我”对立。

当我阅读那本书

当我阅读那本书、一本著名传记的时刻，

那么（我说），这就是作家称之为某个人的一生了？

难道我死之后也有人来这样写我的一生？

（好像有人真正知道我生活中的什么，

可连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我很少或并不了解我真正的生活，

我只想从这里找出能为我自己所用的一些些暗示，

一些些零散而模糊的、可供追踪的谋略和线索。）

开始我的研究

一开始我的研究，最初的一步就使我非常地欢喜，

只看看意识存在这一简单的事实，这些形态，运动力，

最小的昆虫或动物，感觉，视力，爱，

我说最初的一步已使我这么惊愕，这么欢喜，

我没有往前走，也不愿意往前走，

只一直停留着徘徊着，用欢乐的歌曲来歌唱这些东西。

船启航了

看哪，这无边的大海，

它的胸脯上有一只船启航了，张着所有的帆，甚至挂上了她的月帆。

当她疾驶时，船旗在高空飘扬，她是那么庄严地向前行进——下面波涛竟涌，恐后争先，

它们以闪闪发光的弧形运动和浪花围绕着船。

我听见美洲在歌唱

我听见美洲在歌唱，我听见各种不同的颂歌，

机器匠在歌唱着，他们每人歌唱着他的愉快而强健的歌，

木匠在歌唱着，一边比量着他的木板或梁木，

泥瓦匠在歌唱着，当他准备工作或停止工作的时候，

船家歌唱着他船里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艇的甲板上歌唱着，

鞋匠坐在他的工作凳上歌唱，帽匠歌唱着，站在那里工作，

伐木者、犁田青年们歌唱着，当他们每天早晨走在路上，或者午问歇息，

或到了日落的时候，

我更听到母亲的美妙的歌，正在操作的年轻的妻子们的或缝衣或洗衣的女孩子们的歌，

每人歌唱属于他或她而不是属于任何别人的一切，

白昼歌唱白昼所有的，晚间，强壮而友爱的青年们的集会，

张嘴唱着他们的强健而和谐的歌。

未来的诗人们

未来的诗人们哟！未来的演说家，歌唱家，音乐家哟！

今天不能给我以公正的评价，也不能解答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可是你们，土生的、强力的、大陆的、空前伟大的新的一群，

像亚当，一清早走出林荫

像亚当，一清早走出林荫，

因睡得很好，神采奕奕，

看着我吧，我正在走过，听听我吧，走近来吧，

碰碰我，用你的手掌碰碰我的肉体，当我经过这儿，

别害怕我的肉体。

一切玄学的基础

那么，先生们，

请让我留下一言在你们的记忆中和心里，

作为一切玄学的基础和结尾。

（像老教授对学生们说的，

在他那塞满了的课程结束时。）

已经学习了新的和古老的，希腊的和德意志的体系，

已经学习和讲解过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

讲述了柏拉图的学说，也探索和阐明了比柏拉图更伟大的苏格拉底，

以及比经过探索和阐明的苏格拉底还要伟大的耶稣基督，也长期研究过，

于是我今天以怀旧之情来看那些希腊的和德意志的体系，

看所有的哲学，看基督教教会和教义，

可是在苏格拉底下面我清楚地看见了，在神圣的基督下面我看见了，

男人对他的伙伴的亲切的爱，朋友对朋友的吸引，

以及美满夫妻之间的，儿女和父母之间的，

城市对城市和国家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株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它孤独地站立着，有些青苔从树枝上垂下来；

那里没有一个同伴，它独自生长着，发出许多苍绿黝碧的快乐的叶子，

而且，它的样子，粗壮、刚直、雄健，令我想到我自己；

我惊奇着，它孤独地站立在那里，附近没有它的朋友，如何能发出这么

多快乐的叶子——因为我知道这在我却不可能；

我摘下了一根小枝，上面带着一些叶子，而且缠着少许的青苔，我将它

带回来，供在我的屋子里，经常看它，

我并不需要借它来使我想起我自己亲爱的朋友们，

（因为我相信最近我是经常想到他们的，）

然而它对我终是一种奇异的标志——它使我想到了男性的爱；

尽管如此，这路易斯安那的活着的橡树依然孤独地生长在那广阔的平地上，

附近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情人，一生中却发出这么多的快乐的叶子，

这我十分知道在我却不可能。

李野光译

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也许比北美文学更富勃勃生机，其奠基者有三：阿根廷寓言作家霍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古巴小说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他们作为母体还孕育出了许多重要作家：风格迥异的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略萨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巴列霍、帕斯和尼可拉斯·纪廉。我在本章（《西方正典》第21章）将重点介绍博尔赫斯和聂鲁达，虽然时间可能会证明卡彭铁尔的卓越成就超过了其他一切同时代拉美作家，但是卡彭铁尔和其他许多作者一样受惠于博尔赫斯；而聂鲁达在诗歌上的奠基者地位也与博尔赫斯在小说和批评方面的地位不相上下，因此我在这里认定他们既是文学之父又是代表性作家。

博尔赫斯从小就在文学方面表现了惊人的天赋，他在七岁时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是翻译的奥斯卡·王尔德作品《快乐王子》。如果他死于四十岁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记住他，而拉丁美洲文学也就可能会截然不同了。他在十八岁时开始模仿惠特曼的诗体，渴望成为阿根廷的行吟诗人。但是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会成为西班牙语的惠特曼，而这个角色最终被聂鲁达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于是，他开始写犹太教神秘主义和诺斯替式的寓言故事，或许这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但他独特的艺术从此开始绽放。在1938年底，他遭遇了一场可怕的事故，这对他的生活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博尔赫斯本来就视力很差，那天他从光线昏暗的楼梯上滑了下来，脑部严重受伤。他病势沉重地在医院里待了两周，常常做噩梦，复原的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这期间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精神状态以及写作能力。就这样，在三十九岁那年，他开始尝试以写故事来确认自我。这一尝试的欢快成果就是小说《皮埃尔·梅纳尔：“吉诃德”的作者》，这篇小说开启了他后来的《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泰提乌斯》和所有其他杰出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使他作为小说家开始享誉阿根廷；1962年，他两本文集《迷宫》和《小说集》在美国出版，立即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在博尔赫斯的所有故事中，三十年前我最喜爱的作品今日仍是我的最爱，这就是《死亡与罗盘》。就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这篇小说极富文学性：它知道并承认自己的姗姗来迟，承认偶然性左右了它与先前作品的关系。博尔赫斯的祖母是英国人；他的父亲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主要是英国文学作品。博尔赫斯是西班牙语作家中的一个特例，他首先读到的是《堂吉诃德》的英译本，虽然他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但他最主要还是受到英国和北美文学的深刻影响。而且博尔赫斯虽然志在以文学为业，其父母家族的显赫军功却一直影响他。他的父亲因为视力很差而不能成为军官，博尔赫斯似乎遗传了他父亲的视力，也继承了他时时躲入图书馆的习惯，希望在这里寻找到心灵的庇护所，这里，梦想可以弥补无法实现行动生活的缺憾。艾尔曼曾说过，受莎士比亚困扰的乔伊斯急于尽可能多地吸收各方面的影响，这似乎更适用于博尔赫斯，因为他广泛涉猎，并仔细地反思整个经典的传统。这种对文学先驱的一概接纳最终是否阻碍了博尔赫斯的更高成就，对于这道难题，我希望在本章的后一部分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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