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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正像一只船,横劈大海的波涛》

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诗人。早期诗歌作品有《牧人月历》,最重要的诗作《仙女王》带有中世纪的道德讽喻色彩、神秘主义和宗教情绪,同时又充满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爱情小诗》于1595年出版,由88首十四行诗组成,是写给他的未婚妻的。它们沿袭了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模式,赞美理想的爱情,歌颂精神与肉体的结合,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在韵式上采用交环韵,即abab bcbc cdcd ee,较莎士比亚式要求更严。




Edmund Spenser

"Lyke as a Ship That through the Ocean Wyde"

(Amoretti 34)


Lyke as a ship that through the Ocean wyde,

By conduct of some star doth make her way,

Whenas a storme hath dimd her trusty guyde,

Out of her course doth Wander far astray:


So I whose star, that wont with her bright ray

Me to direct, with cloudes is overcast,

Doe wander now in darknesse and dismay,

Through hidden perils round about me plast.


Yet hope I well, that when this storme is past

My Helice the lodestar of my lyfe

Will shine again, and looke on me at last,

With lovely light to cleare my cloudy grief .


Till then I wander carefull comfortlesse,

In secret sorow and sad pensivenesse .




斯宾塞

“正像一只船,横劈大海的波涛”

(《爱情小诗》第三十四首)


正像一只船,横劈大海的波涛,

靠一颗星辰的指示,向前疾进,

一旦风暴遮没了可靠的引导,

船就会误入迷途,远离航程;


我也有用光芒引导着我的星辰,

可惜她现在已经被乌云蒙上,

我就只得在黑暗和恐惧中独行,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踯躅彷徨;


但是,风暴总得过去,我希望

我的赫利刻——我的生命的导星

会重新亮起来,用那可爱的光芒

扫清我的愁云,再向我垂青;


否则,我就徘徊着,十分不安,

一个人独自悲哀,神思黯然。

( 屠 岸 译 )



礼乐文章


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人世是社会的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如「无」知「有」的才是文明。大自然是「有」「无」相生,西洋的社会惟是物质的「有」,不能对应它,中国文明的人世则可对应它。文明是能对应大自然而创造。
大自然有五基本法则,其第一法则是、大自然有意志与息,而意志亦即是息。人世亦是有意志与息。有意志是有向上的自觉,凡物之生都是善的。有息则是有灵气。西洋社会不能对应,而说世界末日,则是志气先已短了。也不知万物皆有生。也不知有息,所以西洋的东西缺少幅。
第二是阴阳法则。人世的是礼乐风景。礼尚异而乐尚同,即是阴阳的变化,异是个性,同则统一。但是西洋社会不能对应阴阳法则,故不知同异之理,现在的东西即是多样而重复,雷同而不统一,成不得风景。
第三是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中国文明就是能以有理数表现无理数,凭栏处可以是无限江山,草草离伤,可以贻千年之思,永生乃在於人生。西洋社会可是只有有限的时空,而现在更是在要把有限时空也都破坏尽了。
第四是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人世的是报应不爽而亦每有天幸,所以喜气。西洋社会则一个个死於合理主义,讲目的论而不知有明日。挑战只是向着可知的,不是向着未知的。
第五是循环法则。人世是天道好还。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文明是当初发明了轮,至今用之不尽,但西洋人自己的作为则都是直线的,他们用数学也求证不得一个圆。现在的环境污染就是因为不能物质还元。
张爱玲有说「出去到日月山川里」,最是句好话。中国的第一首诗歌虞舜的: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後来如李白苏轼的诗文里的都是这样的人世。

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
文明是悟得了「无」与「有」,这也才知神,而如希腊人的惟知世界是有,那宙斯神就是个大俗物。无与有的话,在今世纪的物理学上可得新的见证。原子的核假如一粒豆大,则其电子轨道有数十公尺大,其间当然是无,连所谓宇宙尘亦没有的。然而有着息,但因息不是物质,所以不能说是有。无即是息。人世的风景即是生在息里。
古希腊人发见了无理数非以数学的方法可对应,所以他们说绝对精密是没有的。如今日本东大的生物化学教授野田春彦义说地球上生物的出现,十亿年的岁月中,其进化所选择条件的回数是十之四十次方,即百亿倍的百亿倍,又百亿倍,又百亿倍,所以他断其他星球上不可能有生物,因为不能再有这样的凑巧。但是中国文明的造形因悟得了无与有之际,可以做到绝对精密。所以人世皆真。记得看过旧小说上有这样的写法:
那秀才自於潜到临安去,一路上的景致,山是真山,水是真水,
他,看之不足,观之有余。
我就喜爱的这真山真水说得好。
还有十之四十次方的话是,便如当初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若要说是选择条件得来的,那就回数还不止十之四十次方。但那是因为悟得了,遂而妙手偶得之,并非经过选择条件斗辏了得出来的。是所谓结论在先,方法在後。中国的日常器物,皆有与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的那种创意的新鲜,不像西洋的只是依照轮与数学与音乐的方法来加以结构而已。
中国的器物如殷铜器、汉陶器、宋瓷器,非他国可及,是因中国人制器用的方圆与直线曲线,皆有着个无限,所以一盆一碗皆是个意思的存在。数学上有这样的圆与方,与直线曲线,但是不得以数学的方法去求得,而在中国的器物里则皆为自然之姿。
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器物皆真,人也真。中国人是已离了动物身,人身是如来身。素粒子为究极的自然的意志与息所生,所以充满灵气,是物质亦非物质,是象徵亦非象徵,是尚在於无与有,空与色之际。
人身亦可以是像这样的。旧时婚姻单凭媒灼,结果远比现在男女自己拣中的好,因为旧时的姑娘都是花,虽分等级,总也是花,男子也都生於人世的礼教,有相差也不会太差到哪里。如日本的和服,是悟得了一个无字,裁制得虚实之妙,所以谁穿了都可以合适,人与人之间也可有这种亲和。大学的一句、「在亲民」,人与人的亲情才是保证男女的和合的,现代社会的男女是个霸占的存在,找结婚的对手像定制适合於自己身材的西装,穿穿又不合适了。
现在是对物但有贪慾,没有了爱惜之心,对人亦岂知爱惜?用的东西都是短命的,对人的情意亦岂能长久。凡有东西,不带一个无字的,原来亦是没有得可思念。不带一个无字的,原来亦是不得长久的。数学的圆与点线不毁,因为是无的圆,无的点线,但用圆规与三角板画成的圆与点线就粗恶,不得永生。而中国文明能以色表现空,以物质表现无与息,所以得永生。
中国向来是朝廷与民间皆生在人世的风景里,其间也有荣华富贵,与忧患贫苦,但是都像崑曲与平剧里的,富,富得有贵气,穷,穷得有志气,忧患也有喜气与运气。这个气字就是从大自然的息而来。平剧里一个小偷,还比西洋的绅士可爱。旧剧里李三娘落难,多得小叔子照应她,她在戏台上唱、「那有情有义小叔叔」,真是惊心动魄。我多爱这人世,愿意此刻就可以为它死,若说爱国,这就是我的爱国。

在绍兴城内高等小学读书时,问同学借了几十种林纾译的西洋小说来看,从侦探小说到小仲马的茶花女都有,看完之後只觉心都黯淡、杂隘了,很不喜。在蕙兰一年级时,读英文讲一个小孩爬树到了天上,只见一个蓝灰色的妖魔坐在门边要吃他,那妖怪没有一点风情。蕙兰是教会中学,上课有「天国历程」,我不喜它的没有一点景致。七月放假住在上虞人家,暑被读厨川白村的现代文学十讲:很激情。及回学校,路上在曹娥旅馆读孟浩然集,当下觉得亲切、安舒,心里着实,像仰天睡在草地上。原来西洋的文学里就没有人世的风景,不可以逍遥游,又总是便人不安。
拜伦与雪莱的诗有名的「哀希腊」、「西风」、「夜莺」,我读了都不觉得好。中国诗如刘禹锡的怀古,有渔樵闲话里的天意人事,拜伦的哪里算得。要讲西风,单是范仲淹的词「塞上秋来风景异」一句,就好过雪莱的不知多少。又那「夜莺」,也怎及牡丹亭里的「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贝多芬的月光曲与英国王尔德童话里的写月光,也单调冷严。唐诗里的月亮是远比宇宙火箭到达的月亮,於文明更有意义,岂是西洋文学的所可及。
西洋文学没有人世,其冷淡的严刻的境界是天主教的,有热情亦如唱的男高音女高音,都是肉声,不像平剧的嗓子是以息。西洋的音乐与文学因为不知息,所以没有息之波为调,而以力的旋律,而到头是趋向事务文学。和这比起来,我还是喜欢他们中世纪的,如张爱玲说:
上帝坐在祂的天庭里
地上都和平了。
像我也爱看果戈理的小说,那里写古老俄罗斯农村家过的笨重凝固的日子。但亦是人与神不得在一道。
西洋的人世,是早在希腊以前已因奴隶社会与征服而失去了,遗留在旧约圣经里的纪念是失乐园。这也已想像不起了人世的风景,那伊甸园其实没有什麽好,惟是从此人与神不在一起了的重大事实,可记忆得不错。中国文明的人世是人与神同在,即在这里是永生,是归宿,但西洋的社会则无可归宿,凡是人所为的都不能算数,所以托尔斯泰晚年要离家出走,到神那里去。

日本文明也有人世。但中国的是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日本天皇的御宇却是悠远的,有朱色的明丽与紫色的深艳,朱色是日本神道的,而深邃则是佛教极乐世界的。这成了日本文明的境。
人世原是文明的境,但是不可成定为境,如红楼梦里黛玉宝钗等谈六祖坛经,说的「无立足境,方是乾净。」
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现实的,而且有一种求仙思想,如秦始皇汉武帝与李白的,是人世的自己否定,可比年青人并不以自己的青春为得意。是要这样才好。而日本人於天皇的御宇与佛教的极乐世界则想要安住,如佛教的住於涅盘。日本人的情思与美术,便是深溺於此人世之境。日本民族是美术的,中国民族则不是,中国民族比日本民族有美术的发想,但是不耽溺於美术。
中国文明的人世的现实性,多有政治与产业制度的发想。是多有作为的,无为之为。日本人却只信御字是无为的。文人如保田与重郎即以为天皇可以不必亲政事,最好是长於宫女之手的幼帝,以诗歌与管弦为王朝之美。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等,亦多是以为天皇以不亲政为宜。如保田甚至对明治天皇的维新大业亦不以为好。
但这使我想起西藏喇嘛教亦有其悠悠的极乐世界,而安住於此,但是无为,所以只要奉幼儿为喇嘛。日本许多尊奉神道与天皇的人,却连天皇亲政这个道理亦不去想想。
日本文明的人世,亦称天皇的御宇,是神道高天原与佛教极乐世界的混合。日本民族的传说里尚有早先迁来的古老记忆,在原住地的彼土有「常世」,亦称「妣之国」,与中国传说的西王母瑶池相似。我喜欢这说的常世,使人缅想。但中国文明的人世称为礼乐之治,是学问化了的,礼乐是人世自身的言语,是知性的,行动的,而日本的则是情的,所以美术化。日本的人世未能有它自己知性的言语,所以於思想理论不亲切,其历史上每有大的行动亦多是情绪的,少是知性的。
日本人的於思想理论不亲切,见於头山满犬养毅等对於孙文先生。他们同情孙先生革命,帮助筹军资,运武器,可是对於孙先生如何创建中国自己的政治的与产业的新制度的发想,则不感兴趣。对於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他们连不提及。现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个志士,也肯热心相助,但是我所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以及政治的与产业的制度新案,他们多是不在心上。像冈洁与汤川秀树讲要做思想运动,到得制度的问题就不去触及。
日本人除了美术优异,还有是科学技术也在世界上称优异,因为他们做科学技术亦是以情操,有如做手工业品。
而因此日本的文学不及中国的,虽然日本文学远比中国的更美,日本的人世不及中国的有创造性,日本文学是人世的风景不足,而以艺术的境来代替。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艺术的境。但是艺术也要不宜境才好。

一个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麽的对待自然界。中国人於自然界亲,对之是知;日本人亦於自然界亲,对之是情;西洋人於自然界不亲,对之是慾,讲征服掠夺。
中国人知的是大自然,大自然是物质的自然界连同在其背後的,未有物质的究极的自然。对物质的自然界讲情,对大自然却要讲知。而对物质的自然界讲攻打掠夺的西洋人,则终要被大自然所除灭。
文学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样的对待自然界。这里西洋文学是完全落第。小时喜爱希腊神话,那其实并不好。
小时喜爱的东西有的不可算数,但那喜爱的自身是好的就是了。我而且其後还佩服了荷马史诗好多年,自叹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这个。在文章里写出对荷马史诗不佩服的只有保田与重郎。我是後来虽佩服而已渐渐失去了喜爱,但要到了现在我才能说明那原因,取消了对它的佩服了。一句话,荷马史诗是怪力乱神。
特罗伊的战争,有郊野的战地篝火,有城皆市街,有许多人群,奥地赛出征回来路上,有海有岛,有风浪,只觉是像油画的光影浓重,有光也只是篝火的光。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没有张爱玲说的日月山川。
我每想马其顿的青年亚历山大在军队的前头骑马入雅典,他平埃及,灭波斯,东征印度,是古代西方世界一大英雄事业,然而何以没有一篇伟大的文章来写他。原因就在於没有能把英雄事业与大自然的无限风景结合在一起。美国电影有亚历山大的片子,也是没有日月山川的,成吉思汗也没有一篇伟大的文学。近代是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只是事件的报告与追记。
海音寺潮五郎写历史小说,受文化功劳赏,我赠以诗:
人事历然天道疑英雄无赖有真姿
女子关系天下计渔樵闲话是史思
没有渔樵闲话里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写大文学的。
希腊的东西是数学与物理学好,还有是神殿建筑与神像雕刻好。其神话与文学则不好。後世西洋是连建筑与雕刻都变恶了,因为多了个巫魇与力,而把巫魇与力除去了,又只有功利主义。後世西洋的文学也一直没有好过,像他们的唱歌,都是肉声。
买了「星座与神话」的图本来看,希腊的那些神话真是把星星都事件化,俗物化了,还不及中国的讲牵牛织女,斗与芭箕,有天上人间的亲切,又如说紫微星是帝星,有文星与客星,太白星是主兵气,与荧惑星化为绯衣小儿在暑夜与众小儿唱童谣,预兆天下将大乱的话,虽然也是与希腊的星座神话一般的不合科学,但是中国的说着了天道消息。中国的是诗,借星座为兴,与科学可以两不相妨,却远比科学更直接说着了大自然。

唱平剧最嫌肉声,可比几何学不能以实物的点线。文学的句法也必要是法姿。如今流行以白话文译经书与子集,这是对文学的没有神经。文学以字面来表达意思,同时那字面亦是意思。经书与子集里的意思,我们今日可以白话文来写,这写时就是一个创造,但是不可译。能知字面亦是意思,即写小说亦可以是写的理论,写哲学亦可以是文学。
自宋儒起,理论的文章遂坏。但元曲明清小说的文章尚洒然,及至民国,出来了新闻体的文字,讲义式的文字,与文艺腔的文字,连到小说戏剧与散文的文章亦坏了。
真的音乐家与数学家有一种高贵,因其可通於天。淫曲狂舞的音乐不算,单为计算的数学不算。文学是贵人之事。中国是平民亦是贵人,而有此自觉者是士。新闻体的与讲义式的与文艺腔的不贵。
中国向来讲文章书画,技巧是匠气,艺术味是习气,都是不好的。譬如书法,是要工力深极,而可以技巧亦皆成法姿,这才不是匠气的了。艺术云云,是譬如日本的神社极美,而当初建筑者与今日来参拜者,皆惟如敬虔与喜气,有一种天地之初的感觉,想要兴起,而若当它是艺术品,就会沉缅落於执着了。文学如宋诗与王安石的文章就是最自觉的脱了匠气与艺气。
文学是贵人之事,这句话牵涉到大众化的问题。陶工冈野法世与我说:「只做观赏用的陶器,会渐渐的窄小,贫薄,至於怪癖,我自己感觉到要多做日常实用的陶器。」他近来烧的几窑都成功,很高兴。我去看时,也有碟,他说碟还是以前有一回烧的好。取出家常在用的一只来比,说像这只碟缘的线才是有意思。人世是可以日用的东西一一是个意思的存在,所以都是贵气的,所以可以平民亦是贵人。文学亦是像这样的,但不是大众化就能。在於西洋,文学只有一部新旧约圣经最好,但那是希伯莱人的。圣经的文学不是为大众的,亦不是为神父与牧师的。
中国向来说道比术贵,官比吏贵,现在来说是政务官比事务官的地位高,但是礼乐之世,即技术与事务亦可以是法姿,惟行而不知,要知之者才是更贵,文章就可以有这样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乐与数学更有这个知。数学出自无理数,文章就可以有这样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乐与数学更有这个知。数学出自无理数,而以数学的方法不可能求证之,故不能绝对精密。音乐可以做到绝对的音阶与舞姿,但是音乐自身不能说明其故。惟文章的造形亦可到音乐所能到的绝对境界,而且能说明其故。因为文章是言,新约有一句、「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人世文明的总蒂与遍在是礼乐,而文章是其言,所以称为礼乐文章。文章不止是一家之言,而是众家之言,它代音乐图画雕刻建筑等立言。文章是代天立言,代一个世立言。所以有三样东西最贵气:自然贵,礼乐贵,文章贵。文章是觉之言。( 胡 兰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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