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爱德华·泰勒《有感于滔滔雨势》

Edward Taylor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1644～1729），是一位英国出生的美国清教派牧师和诗人，也是美国文学拓荒时期宗教诗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被公认为美国19世纪前最重要的诗人。1668年移民到美国波士顿，167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边陲小镇威斯菲尔德当牧师和医生，直到逝世。

泰勒在他有生之年仅发表过两首诗歌，直到1937年人们研究他的手稿时才认识到他那虔诚的诗歌的优美绝伦。人们将他遗留的手稿加以整理并首次发表了他的部分诗歌时，他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诗人。作为清教徒的宗教诗人，他的诗歌堪称17世纪美国诗坛的佳作。

有感于滔滔雨势

爱德华·泰勒生于英国农家，因为不愿意效忠于英国国教而移居新英格兰。在生前未发表诗作，20世纪30年代，其多为宗教题材的诗稿在耶鲁大学发现并整理出版。《有感于滔滔雨势》是他较有影响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的触发点是从“泪”联想到天空的“水”，或是相反，我们不得而知。重要的是诗人从“许许多多泪”与“滴滴的水”中找到了联系，将流泪的“人”与“天空”进行了对照。这是这首诗运思的关键，因为，诗人正是想从“泪”与“水”的联系中写出“人”对于“天空”的“罪孽”的。“肉体的爱”在一个清教徒眼中无疑属于罪孽，这种“罪孽”需用“许许多多泪”来洗刷，可是，“眼睛不肯哭，我们的脸很干”，由此构成矛盾，显示出人的冥顽不灵，于是“天空熔成滴滴的水，来将肉体的爱淹没”，“天迸出了泪，淌下它暗淡的脸”。是“天空”用“水”洗刷了人的罪孽。人的“罪孽”本应由“泪”来洗，现在却得“天”来“洗”，人应用“泪”洗刷“罪孽”却“暗淡”无泪，这种对比是显示了“天空”的博爱，还是天有病?诗人不禁对此发出了疑问。假如天有病，那么我们就“做它大夫”吧。有“罪孽”的“我们”有资格做“天”的“大夫”吗?有!因为，正是我们的“罪孽”做了“天”的“泻药”使得“它下泻上吐”，流下“许许多多泪”，正是我们的“罪孽”使得“天空悲伤”，使得“它排泄在我们高傲的头上”。“天空”的“水”，就是“天”的“泪”，它既为人的罪孽而流，更为人的冥顽不灵而流。人有罪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需用“泪”洗刷“罪孽”时却浑然不觉，此时，只能“天”流泪了。

这首诗意象奇特玄幻，引申的暗喻也出人意料，显然受到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宗教气息极浓。诗人是位牧师，并且是个虔诚的清教徒。他的创作似乎是在为上帝服务，是借用诗来讲他的道。在诗中“天”无疑就是“上帝”，他俯瞰并悲悯着芸芸众生犯下的种种“罪孽”，是他而不是人自身洗刷了人的“罪孽”。而觉悟到这一层道理的也只能是清教徒诗人，他能借用“泪”与“水”的联想将这层引人深思的道理布道出来。因此，这首诗被誉为“达到了清教徒文学的最高峰”。( 张丽萍 )

诗人的罪状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探讨他心目中理想的城邦，所谓“诗人的罪状”是柏拉图在谈到理想国的保卫者的教育时谈到的。在进一步谈柏拉图的诗学思想之前，有必要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稍作介绍。

西方历史中有一系列的乌托邦，而最早的一个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阐发的。柏拉图的乌托邦世界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公民根据老天铸造他们的情况分为三个等级：铸造的时候加了黄金的是统治者，加了白银的是辅助者（士兵），加了铁和铜的是农民以及其他技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保卫者。城邦的最高理想是“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干预别人的事情”，也就是要城邦中各等级的人安于职守，形成一个稳定的秩序。人的性格中也有三个层次：理智、情感和意志。相当于理智层次的是统治者（哲学家），相当于意志层次的是士兵，而相当于情感层次的则是最低的普通人。人的性格要达到“正义”，就是意志和情感服从于理智，而城邦要达到正义，就是士兵和普通人要服从于保卫者。可以看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是保卫者所实行的贵族专制，认为人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必须绝对服从于城邦的需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保卫者的教育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教育分成两大部分：音乐和体育。《理想国》的第二、三卷即是谈保卫者的教育的。柏拉图所说的音乐和体育，每一种都具有比今天更广泛的涵义：音乐指文艺女神领域之内的一切事情，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而体育则比我们今天所说的运动还要广泛。在统治者的音乐教育里，柏拉图涉及了一系列对诗的看法。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二、三两卷中为理想的城邦订立关于教育的标准。他说：“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那么，哪些是编得坏的故事呢？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是指“赫西俄德和荷马以及其他诗人所讲的那些故事”。柏拉图将它们指斥为“丑恶的假故事”。就《理想国》中的实际情况看，与其说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驱逐诗人，还不如说柏拉图是在谈“理想国”中应该有怎样的诗的问题。柏拉图从来没有全面否定诗在保卫者的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他关心的是怎样的诗才有益于保卫者的教育，并最终有益于理想的城邦。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诗订立了种种标准，而与这种标准不符的则称为诗人的罪状。概括地讲，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从内容上看，柏拉图认为以荷马和赫西俄德为代表的行吟诗人关于“诸神、神灵、英雄以及冥界”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这些故事没有“描绘出诸神和英雄的真正本性”，这就像“一个画家没有画出他所要画的对象一样”。柏拉图说：“最荒唐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如赫西俄德描述的乌拉诺斯的行为，以及克罗诺斯对他的报复行为，还有描述克罗诺斯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儿子对他的行为，这些故事都属此类。” 柏拉图发现荷马和悲剧诗人们把神写得和普通人一样，满身是毛病，互相争吵，欺骗，陷害；贪图酒食享乐，好色，纵欲；贪财，怕死，遇到灾祸还哀哭，甚至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在柏拉图看来，这是无法忍受的，他认为神不会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好事物的原因只能是神。柏拉图认为树立这样的神的榜样，就会带坏了城邦中的青年，有很坏的影响：

一个年轻人不应该听了故事得到这样一种想法：对一个大逆不道，甚至想尽方法来严惩犯了错误的父亲的人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他不过是仿效了最伟大的头号天神的做法而已。

据此，柏拉图确立了诗歌写作中关于神的内容的两个标准：一是“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 ；二是“讲故事、写诗歌谈到神的时候，应当不把他们描写成随时变形的魔术师，在言行方面，他们不是那种用谎言引导我们走上歧途去的角色” 。这种标准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使保卫者敬畏神明。同时，柏拉图认为，为了培养保卫者的勇敢和不怕死，应该从荷马史诗中删去那些把地狱写得一无是处的诗句，他说：“看来我们对于写作这些故事的人，应该加以监督，要求他们称赞地狱生活，不要信口雌黄，把它说得一无是处。” 此外，也应该从中剔除那些可怕的凄惨的字眼，他说：“目前我们是在关心护卫者的教育问题，我们担心这种恐惧会使我们的护卫者软弱消沉，不象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坚强勇敢。” 基于同样的理由，英雄人物的嚎啕痛哭与著名人物的挽歌也在删去之列。在柏拉图看来，荷马史诗也贬低了英雄的道德品质，写阿喀琉斯的贪婪（和阿伽门农抢礼物），傲慢（唐突全军的首领，同河神交战）、残酷（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走）。柏拉图不仅认为这些史诗故事关于“诸神、神灵、英雄以及冥界”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在“在最紧要点上，在关于人的问题上”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柏拉图指证说：“他们举出许多人来说明不正直的人很快乐，正直的人很痛苦；还说不正直是有利可图的，只要不被发觉就行；正直是对人有利而对已有害的。”为了城邦的教育，柏拉图认为：“这些话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去讲，而应该要他们去歌唱去说刚刚相反的话。”

二、从形式上看，柏拉图区分了诗中的叙述和摹仿，并反对摹仿。柏拉图根据叙述与摹仿的划分区分了三种艺术类型：一种是完全通过摹仿，像悲剧与喜剧；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像酒神赞美歌；第三种是二者并用，像史诗。我们一般地将下文要提到的柏拉图关于“床”的比喻中谈到的“摹仿”看成是古希腊哲学和文艺思想中的摹仿的本义和唯一的涵义，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其实，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的摹仿也更多指的是这一意义，即悲剧和喜剧所体现出的在艺术表现方式上不同于酒神赞美歌（抒情诗）和史诗的特点。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柏拉图反对理想国的保卫者从事于戏剧摹仿或扮演，他认为每个人只能干一种行业而不能干多种行业，如果他什么都干，则有可能一样都干不好，结果一事无成。柏拉图认为保卫者“应该专心致志于建立城邦的自由大业”，“不应该参与或摹仿别的任何事情”，他说：“凡与自由人的标准不符合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参与或巧于摹仿。至于其它丑恶的事情，当然更不应该摹仿，否则摹仿丑恶，弄假成真，变为真的丑恶了。你没有注意到从小到老一生连续摹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吗？” 所以，柏拉图赋予行动相对于“摹仿”的优先权，他说：“与其做赞扬英雄的诗人，不如做诗人所赞扬的英雄。”这句话就像古希腊的另一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说：“哲学家与其写诗，不如在诗里生活。”这些说的都是行动相对于摹仿的优先权。

根据种种考虑，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里对不符合理想国立国原则的诗人下了逐客令：

那么，假定有人靠他一点聪明，能够摹仿一切，扮什么，象什么，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以为我们会向他拜倒致敬，称他是神圣的，了不起的，大受欢迎的人物了。与他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里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他到别的城邦去。至于我们，为了对自己有益，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摹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

从这儿，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只是对他认为不符合保卫者的教育的诗人下了逐客令，并不否认诗在保卫者的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柏拉图并不反对诗与艺术本身，他所主张的是应该对诗与艺术加以审查与监督，使其有利于理想城邦的大业。这在《理想国》第三卷中的下述一段话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们要不要监督他们，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我们要不要同样地监督他们的艺人，阻止他们不论在绘画或雕刻作品里，还是建筑或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哪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否则我们的护卫者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嘴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便铸成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沽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

显然，这里强调的也是对艺术作品的审查与监督，不是不要艺术作品，相反，高度肯定了艺术作品对人的教育作用。使人有点奇怪的是，柏拉图的这种态度在《理想国》一书中似乎也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在《理想国》的第十卷中，他以“摹仿”的另一涵义（即“床”喻中的涵义）开罪诗人，表现出要将所有的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城邦的决绝态度。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