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维西《巴勒斯坦的情人》

巴勒斯坦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穆罕默德·达维什（达尔维什、达尔维西、Mahmoud Darwish）笔下的抵抗具有诗性的美学意义。他坚守“每一首美丽的诗篇，都是抵抗”，“我放弃的是创作直接的、意义有限的政治诗，而未曾放弃广义的、美学意义上的抵抗，”达尔维什得出此言，恰源于他的诗人身份，时常受累于民族身份和“民族代言人”的头衔。“评论家有时将我谋杀，/他们想要特定的诗篇，/特定的比喻。”当诗人在旧作基础上进行创新时，时常遭遇评论家和读者的质疑或误读。

无论是70年代诗人作出的离开祖国自愿流亡的抉择，80年代诗中蔓延的悲观情绪，90年代对奥斯陆协议的立场和对爱情、个体宣泄等“偏轴”主题的偏爱，还是2000年后题材的个性化、纷繁化，都不时被扣上“妥协主义”、“投降主义”等“罪名”，对此，达尔维什依旧主张革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并试图消解这一被禁锢的“代言人”意识及言说方式。所以他写下：“致评论家——/不要用茶匙/或是捕鸟的罗网/解释我的话语！”

达尔维什曾表示对阿米亥的欣赏，兼而提出巴勒斯坦诗人所面临的挑战：“他将巴勒斯坦的土地称为以色列土地，不遗余力地书写它，一些诗歌美得令巴勒斯坦诗人汗颜。于是这个问题实际上相当可怕：谁能把土地写得更美，便比另一方更值得拥有这土地……他想依照自己所需来使用风景和历史，而这基于我被摧毁的身份。于是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竞争：谁是这土地语言的拥有者？谁更爱它？谁写得更好？”

阿米亥也曾在访谈中指出巴以诗歌里某种对立的并置性：“我们在共享现实、风景，共享诗人的精神地。”达尔维什深掘着土地的自然景观，致力于用语言重塑被剥夺的家园空间。阿米亥绵密地书写耶路撒冷，把“圣经大地”的神圣与日常融为一体，用人与神的互动去倾吐人对土地的依附性。两种书写皆同样真实而引人感怀。

处于“弱势方”的达尔维什，对于处理冲突与差异的紧迫性有着理性觉悟，面对他者的注视，他的诗行噙满悲伤却不卑微，渗透艰辛却不仇恨，“只要有一条活路，我们也爱生命。/我们打开花园的门扇，让茉莉花绽放街头/带去一个美丽的白昼。”逾越政治的狭隘与谬见，呼唤一个相互理解对话的和平空间，或许比现实的政治纷争更具人性情怀，且充满纯粹的诗意。

过了一会，在眼睛与眼睛的相会中，我贸然忘怀

在狂风大作之夜把门窗打开

我们猛地回到从前的光景，只有我俩，在门后边!

达尔维西是巴勒斯坦家喻户晓的诗人，有“巴勒斯坦国民诗人”之称。他有关爱情、亲情及思念故土的诗作，语言优美，情感真挚，流传甚广。但是，达尔维西极强的民族主义感情又使他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是巴勒斯坦国国歌的词作者，也是巴解组织《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的起草人，该宪章中有要求消灭以色列的条款。达尔维西曾是巴以和平的强烈反对者，1993年当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后，达尔维西退出了巴解组织。因此，在某些以色列人的心里，达尔维西不是诗人，而是“反以”政治活动家，他的诗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反以”的宣言书。萨里德在解释自己的决定时说，达尔维西入选的5首诗作不涉及任何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作为选读作品，任课老师有权决定是否教授。

以色列专栏作家希德翁-利维在《国土报》上撰文指出，达尔维西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创作的主题。他从六岁起开始流亡，后来居无定所地流离半生，最后也不能和家人随意往来。所以利维说，达尔维西的诗就是巴勒斯坦人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以色列的中学生应该读他的诗，从中了解巴勒斯坦人并不是“恐怖分子”的代名词，他们和犹太人一样，深深地挚爱着这块故土。

为什么达尔维西的诗歌居然能有挑起两国政治问题的力量呢，其实这和他最著名的诗歌《巴勒斯坦的情人》不无关系。这是他流传最广也是最受人喜爱的诗歌。《巴勒斯坦的情人》创作于诗人流亡期间，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挚爱和对故土的依恋。巴勒斯坦总统夫人曾称赞达尔维西，说他的诗歌是巴勒斯坦人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真实心声的传达者。

这首诗的题目本身就是充满了深意的，即以祖国为情人，祖国是心头的牵挂，犹如情人。开篇把情人的眼睛说成是心头的蒺藜，刺痛而难以拔除，而“我”崇拜它，这个蒺藜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我”和情人的不可分离，它给“我”带来了不可须臾而离的痛苦。接着，在眼睛与眼睛的相会中，在狂风大作之夜把门窗打开时，“我”们回到了从前的光景。结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我们可以得知流离中的诗人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对未离开故土前的美好生活和甜蜜感情的回味。“我”想到了月夜的时候和情人的甜蜜约会。这里出现的情人与全诗所说的情人不同，可能是“我”心爱的姑娘，当然也可能是“我”与故乡别离时的约定。这里含义的模糊性使诗歌的朦胧色彩和诗意更有韵味。接着我们又看到诗人对自己情人约定的内容，即“我”虽离开，但情人仍是忠诚等待，依然不倒，不怕豺狼虎豹，大风、樵夫……不管经历了多少折磨和伤害，“我”们都是彼此忠诚和热爱的。然而这时诗人笔锋一转，“我”正在城墙和大门后流放，流放中的“我”发出了请求：“带上我吧，在你的眼睛下/带上我吧，不论你到何方/带上我吧，不论你境况怎样。”已经不得不离开，仍然痴想着过去的一切美好，并运用了双重视角的方式以自身的体会来想象对方的体会，来表现祖国流离失所的子民们的牵挂，同时也可以说是自己在流亡之中的苦难体验和对故土的牵念。最后又一转，发出了对祖国故土饱含深情和感慨的赞美：“你美得宛若大地……儿童……/和茉莉……”这里大地、儿童和茉莉三个意象的涵义实在太丰富了，养育、包容、生机、希望、活力、青春……这个意象群带来的情感震撼和心灵触动让我们内心深处涌动着崇高和柔情相交织的波涛。( 邵娜 )

晚清白话文

运动的兴起

维新变革的势头，使晚清开明知识分子认识到古文对新思想传播的巨大妨碍。因此，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开始萌芽。

1897年11月，上海出现由章伯和、章仲和兄弟主办的《演义白话报》。其第1号《白话报小引》中，有这样的话：“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

1898年5月，《无锡白话报》创刊，由裘廷梁及其侄女裘毓芬发起并主编，五期以后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1898年8月27日，《无锡白话报》刊登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首次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惊世骇俗。裘廷梁认为，一个国家是否灭亡，要看其有没有“智民”：“入其国而智民多者，靡学不新，靡业不奋，靡利不兴……入其国而智民少者，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湮；士无大志，商乏远图，农工狃旧习，盲新法；尽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蠢如鹿豕；虽明诏频下，鼓舞而作新之，如击软棉，阒其无声，如震群聋，充耳不闻。”在这里他明确提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的原因，在于“文言之为害矣”。作者认为，文言之害在于言文分离，而言文分离，是造成愚民的根源：

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皆受之矣；不宁惟是，愈工于文言者，其受困愈甚。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仅仅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

作者从语言与社会人生的密切关系，论证文言生命力的丧失，并进而指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将“兴白话而废文言”提到民族、国家兴亡的地位上，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裘氏不但从中国古今的对比中论证白话的意义，还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强调白话的重要性，认为泰西所以“人才之盛”，是“用白话之效”；日本所以强盛，也是“用白话之效”。他还从语言美的角度提出“白话胜于文言”的观点，把言文一致、质朴天然的白话提高到语言美的高度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切入到了文学的层面。

裘廷梁之后，白话文运动的另一先驱陈荣衮，在《知新报》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提出报章文字应改用白话。这是白话文运动中另一篇重要文献，“对于当时的报纸改用‘浅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篇长文中，陈荣衮说，报刊的兴盛，关系到现代国家民族的兴衰，“地球各国之衰旺强弱，恒以报纸之多少为准。其报纸愈多者国愈强，报纸愈少者国愈弱，理势之必然者也”。他比较中日两国识字人口与报纸发行之间的巨大悬殊，认为中国报纸不发达的原因：“此无他，日本报纸多用浅说，而中国报纸多用文言，此报纸不广大之根由。”他极力主张改革文言，批驳种种反对改革文言、采用浅说的观点。他把改用浅说和维新变法联系起来，认为改革文言是开启民智的必由之路：“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陈荣衮对白话报刊的倡导，与他对小学教育“宜用浅白新读本”的倡导一致，成为白话文运动中的力作。

裘廷梁和陈荣衮的文章，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自此开始出现。1901年8月15日，北京出现白话报《京话报》。《京话报》虽也声称“专为开民智”而办，但它的宗旨与《无锡白话报》不同，是“帮闲”性质的白话报。其所谓开启民智，只是为沟通上下，消除义和团那样的隐患，“本报既为中人以下者说法，则朝政得失，人物臧否，自可无庸置议”。以下例文，就将《京话报》的“帮闲”性质展露无遗：

试问咱们中国四万万人这里头，那（哪）一个不是咱们大清国的百姓？既作了咱们大清国的百姓，可就要知道这“忠君爱国”的四个字怎么讲。你们大家伙想想，咱们太后同皇上，现在到了陕西，吃也没有好的，穿也没有好的，为了这些百姓，惹下这么大的乱子，带累他们母子二位，吃了多少的苦，怄了多少的气，还要替人家赔钱，赔礼，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这是谁的不是咧？我告诉你说罢，咱们从前跟洋人打仗，打的不是一回，都可以说是洋人的不好，来欺负咱们，惟独这回子的错，却是在这边了。你们想，去年四五月的时候，人家外国人，并没有惹着咱们，铁路是皇上家造的，电线也是皇上家安的，做工的洋人是皇上家雇来的，怎么就借此为由，烧了铁路，毁了电线，杀起洋人来咧……

从《京话报》与《无锡白话报》的绝大差异也可看到，在晚清，南北政治文化开放与保守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创刊于上海。它的发刊词指出，中国人安于享乐，不知道天下大变，不知道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这个原因，都是为着大家不识字罢了，不识字便不会看报，不会看报便不晓得外头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有爱国心也无从发泄出来了”。作者认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并且“如今这种月报时报，全是做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的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不读“子曰”的农、工、商身上：“读书人既然没用，我们这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当兵的兄弟们，又因为从小苦得很，没有本钱读书，一天到晚在外跑，干的各种实实在在正正当当的事业，所以见了那种之乎者也诗云子曰，也不大喜欢去看他……”在中国“言语文字分做两途，又要学说话，又要学文法”，所以开办这报馆，希望“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十几岁小孩子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见识，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

革命派发起的拒俄运动，在《中国白话报》上有鲜明的体现。它曾经以论说、新闻、时事问答等各种形式，以醒目的标题和悲愤的笔调，痛陈沙俄在东北的种种暴行，以及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随时瓜分中国的形势。主编者大声疾呼：“如今时候已经不早了，外国兵顷刻就要到了。你们做会党的、做生意的、做手艺的、种田地的，大祸都在眼前了，若不趁这时候赶紧想法，还待到什么时候呢？”

晚清白话文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期，大批的白话报得以刊行。以创刊时间为序，1901年有《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等，1903年有《宁波白话报》《中国白话报》《新白话报》等，1904年有《吴郡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湖州白话报》《福建白话报》《江苏白话报》等。这些白话报刊，或者鼓吹改良、或者宣传革命，互相影响，南北呼应，蔚为壮观；当然，也有政治态度保守或不甚明显的，但总的说来，“开启民智”是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4月25日创刊于安徽芜湖的《安徽俗话报》，是五四新文学先驱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的对象是底层百姓，宗旨是呼吁爱国救亡，揭露和批判旧伦理道德的罪恶，抨击中国“恶俗”，主张普及教育，发展近代工矿业，练兵习武等。其锋芒和倾向，预示着11年之后《青年杂志》的面貌。《安徽俗话报》不仅发表白话文学作品，还开始提倡文学的改革。陈独秀发表的《论戏曲》一文，论述了改革中国戏曲的意见。他肯定了戏曲这一传统艺术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而提出改革戏曲的五条意见：“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可采用西法”“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可唱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这些都已经具备了初期的文学革命的色彩。

另外，胡适和《竞业旬报》的关系，也反映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关系。胡适早年在上海读书期间（1904—1910），就为《竞业旬报》撰写白话文字。他后来说：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我不知道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此外，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所产生的汉字拼音化倡导，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变革进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最初提出汉字拼音字母的是维新派人物王照。王照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的日子里，潜心研究，提出一套60个字母的拼音方案《官话字母》，而这套拼音方案是“专拼白话”的。其后，劳乃宣以王照的拼音字母为基础，添置江宁（南京）、苏州和闽广音谱，合成了《简字全谱》。在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至1910年前后，官话拼音字母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1928年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则是采纳赵元任、钱玄同、刘半农等的《国语罗马字》方案而形成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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