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瓦尔泽诗3首

Robert Walser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罗伯特·瓦尔泽（ Robert Walser，1878―1956），瑞士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的大师，在欧洲同卡夫卡、乔伊斯、穆齐尔等齐名。在世时默默无闻，后被《洛杉矶时报》认为是20世纪最被低估的作家。受到卡夫卡、本雅明、黑塞、桑塔格、茨威格、霍夫曼斯塔尔等诸多作家推崇。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罗伯特·瓦尔泽的重新发现，他已日渐成为瑞士德语文学中的璀璨明珠。他的文学创作在尘封半个世纪后，终于全部浮出水面，赢得了现代读者的青睐与嘉许。1978 年，瑞士为了纪念瓦尔泽，特意设立了“罗伯特·瓦尔泽奖”。其一生著作丰富，著有散文集《Prosastücke》《Kleine Prosa》等和小说《雅考伯·冯·贡滕》《唐纳兄妹》等。在中国，他曾被誉为“一度曾被文学史遗忘的大师”“命运如雪的诗人”。

一如往常

灯还在这里，

桌子也一直在这里，

我依然在房间里，

啊，我渴望着，

连声叹息，一如往常。

怯懦，你还在这里吗？

谎言，你也在吗？

我听到模糊的应答，在：

不幸还在这里，

我依然在房间里，

一如往常。

在办公室

月亮与我们一样。

他看来像个可怜的店员

在我老板严厉的目光下

憔悴。

我尴尬地挠着脖子。

从来没在生活中

经历过持久的阳光。

我的缺点就在技能；

继续挠着脖子

在老板眼前。

月亮是夜晚的伤口。

每颗星星都像血滴。

虽然与幸运之花无缘，

我却因它而谦卑。

月亮是夜晚的伤口。

“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是意识形态改造机制的主要对象，在今天又成为被嘲弄的族类。前后不同的是，今天的民众并不歧视知识分子，恰好是一些自诩为“民间”代表的作家诗人及批评家在践踏他们。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难题”。知识分子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依附于体制的文化人。我们都知道，在当下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它是特指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精神和能力的人；是那些以理智和自由、社会公正的信念，对所有扼杀它们的势力发出质询、批判的人。这样的人在目下中国是太少了。但令我诧异的是，我看到的攻讦恰好多是针对他们的。知识分子应对所处时代的噬心问题以及知识分子本身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从历史上看，他们是人类文明传统及可能性前景的主要保护者与瞩望者之一。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但要思考某一时期的局部问题，他还应有能力超越眼前利益，为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命运投注智慧和行动。普泛地说，现代知识分子主要靠精神/智能体现价值。但他们维护的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从具体历史、文化及个人本真经验出发，通过深入研究、批判、证伪、猜测、想像，以求不断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新的精神/智能成果。知识分子族群在具体的世界观，理论与方法，观察与实践，乃至知识构成和个人趣味上或许会有根本差异，但我认为，我上述约略的概括，应是区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起码标志。我不理解，按照这大家明了的标志，知识分子（当然包括知识分子诗人）为何一再受到恶意的诋毁？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诗人力求做到的就是扩大诗的承载力，将生存、生活、生命、知性、知识做出个人化的发现，于坚某些诗也同样如此。生存和理念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冰炭关系，而可以是扭结一体的，异质混成的，多音齐鸣的，综合处理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提出正是与密切相关的概念，强调的是对生命、生存、文化、语言等的广泛探询，对写作技艺的专业自觉，对以往被夸张或煽情化了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反省和批判，并警惕种种极端主义思潮假借知识分子之名给文化带来危害。在此义项关系里，“知识分子”不是“诗人”的限制成分，而是二者彼此激活，不断开放的盘诘关系。我置身诗坛已有20年，基本了解诗坛上重要的当代诗人的精神建构及文本。批评家职业道德的底线要求我这样陈说：“知识分子诗人”在80年代中期，为抵制几乎泛滥成灾的日常主义趣味诗歌，而去寻求情感的高贵和写作的难度。有些诗人使自己的写作指向了“纯诗”，但由此也使其诗与“生活”不够贴近。而口语化的日常主义趣味诗歌，有对世俗生活的介入，但不少文本的意味和形式缺乏“被再读”的魅力，流弊所及指向插科打诨。二者相比，无论是疏离“生活”，还是疏离诗歌，都让人惋惜。作为批评家同时也写诗的我，由于生性“退让”，当时只分别肯定了双方的长处。从《生命诗学》的一些文章中可看出我的姿态。但80年代末以后，被称为“知识分子诗人”的人，反省了自己以往诗歌的不足，开始提高自身综合处理时代生活、历史、文化的能力；以个人经验、知识品位、诗歌技艺的修养和旺盛的创造力，使诗歌走向了融合和更为广阔的境地。恰好是被所谓“民间”诗人集中攻击的诗人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西渡等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令我不解的是，攻讦者攻击的正是已发生了变化的他们，而对“纯诗”阶段的个别诗作，却意味深长地“肯定”。这就使人弄不清其“立场”的高妙处何在了。大家都明白，“民间”与“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对立关系，排除掉与写作无关的对“民间”的利用，我理解的“民间”，是指非体制化的、对文学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的坚持。它与利欲或策略无关，更不应是一个预先赋予价值的“新”神话。它是一个实践的概念，真正的价值只能由文本的质量给出。

我早在许多文章中谈过，现代诗中的“知识”是“特殊知识”。用“特殊”来限制和修正“知识”，意在陈明它是一种与矛盾修辞、多音争辩、互否、悖论、反讽、历史想像力对生存现状的复合感受有关的“知识”。在一个思想、“感性”与技术和物质放纵主义同步的集约化、标准化的干涸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种“特殊知识”恰好是对绝对主义知识、二元对立知识及唯理主义崇拜和历史决定论的颠覆。后者简化乃至抹杀了世界和人生（包括审美）的问题，前者捍卫了世界和人生以探询问题的形式存在。这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学艺术而言，我们看到那些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学家更有力地将理智的深刻内省和感性的解放凝为一体。在此，“特殊知识”以其特有的细节含义，重新厘定了诗歌（文学）中“知识”的定义。从某一角度讲，我愿将它作为一个“新感性”的审美的批判的词语。它要反抗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压抑、工具理性、科技霸权，而且还有受动的消闲遣兴、取媚市场、自我精神剥夺的伪感性“奇观”。“特殊知识”是否定精神、批判精神、自由探询、历史想像力的综合，是诗人对于生命、自由、美、责任的自觉。也可以简言之，它是一种现代经验的复杂“知识”，是诗人立场下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特殊知识”。它要消解“牢不可破”的形而上学，消解自以为客观的统一和确定性，捍卫写作的自由、差异性以及介入生存的有效性活力。我认为，“知识分子诗人“及于坚本人的某些诗都在趋向于此。于坚现在大力攻击知识分子写作，并大谈“原在”、“原天地之美“，但他自珍的主要作品如《○档案》《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我本人也充分肯定这些作品），我看不出与我的说法有何出入。用他的“新”说法解释他自己的这类作品都有气短的感觉。我认为，于坚这类诗从知识系谱上来自于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批判”及卡尔波普尔。因此，他用不着自相矛盾地否定“知识分子写作”。( 陈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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