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年—1400年10月25日），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受过大学教育，熟悉法语和意大利语。1357年开始出入宫廷，后常出访欧洲，在意大利接触到了但丁、薄伽丘等人的作品．这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乔叟于1400年在伦敦去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乔叟被公认为是中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英国诗歌的奠基人，被后人誉为“英国诗歌之父”。
杰弗里·乔叟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犹如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但丁，他既是英国中世纪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也发出了新时代人文主义文学的最初的声音。乔叟的《鸟儿回旋曲》是《百鸟议会》中摘录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写于1380年或1381年。《百鸟议会》是乔叟受到法国宫廷爱情文学传统、拉丁—意大利诗歌以及英国本土文学等不同影响的产物，也是他那几年在英诗诗艺上所进行的大胆实验取得的成果。这首《鸟儿回旋曲》就采用了乔叟在意大利、法国和拉丁诗歌的诗艺启发下，根据英语语言的特点，将英诗的基本形式从古英语诗歌的头韵体改造为音步体的五音步诗作。另外，其回旋曲体式也很有特色，回旋曲式起源于欧洲民间的轮舞曲，18世纪初叶法国古钢琴曲多用之，以一再反复的基本主题与若干各不相同的“插段”交替出现为原则，整体感觉是比较欢快活跃的。在这首诗里，首段即是整首诗的基本主题，它作为一个不断重复的音符在诗中回响，屡屡咏叹，却巧妙而不单调，实在令人赞叹。初读《鸟儿回旋曲》，就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清新而酣畅的气息，战斗的锐意中可以嗅到甜蜜，寒夜的恶劣中可以看到阳光。并没有因为可能是一曲“又长又黑的夜”中的歌唱而失却明亮的色彩和声音，反而让人产生仿佛置身于初夏的异国郊外，那多变的天气正滋生丰沛的情感——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望已提早在那个属于热烈和繁茂的季节到来前静静蔓延……摇曳着树荫的河岸边，鸟儿在鸣叫，为着它们的伴侣，有如水的爱恋：呼唤夏天柔和的阳光，呼唤没有风雪的温暖，呼唤日渐短去的黑夜!象征爱情的“圣瓦伦丁河”此刻“戴着花冠坐在高高的云里”，鸟儿唱出其心声：“来吧，夏天，用你柔和的阳光/对风雪交加的天气发动攻击。”《无情美人》是诗人乔叟用其创立的五步抑扬格的诗行形式，并用三叠回旋曲的文体创作而成的一首直接描写爱情的诗作，充满节奏感，自然而流畅。回旋体流行于14世纪法国，三首一组，每首13或14行，第二及第三节中分别有两行及三行叠句，全诗只用两韵。回旋体的困难就在于如何妥帖地找到可供不断重复的诗行，因为每一首回旋曲一般总共只有13个诗行，扣除重复后只有7行是去拓展其他内容，如此短小的篇幅，如何在容量与体制之间自由浮动就需要有非凡的功力。这首回旋曲文体诗作一开始的三句，正是整首诗歌中需要反复出现的诗节，是情绪最为集中的部分。因此，能否充分表达美人之“无情”和自己“有情”之痛苦，其关键也正在于此。首先，我们来看这首三叠回旋曲的第一首——“被征服”。“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孝武李夫人传》)，美人的眼睛总是有巨大无比的威力。在诗的一开篇，我们就看到了一双摄人心魄，夺人性命的眼睛——“你明媚的眼睛使我一见倾倒;/我怎当得起那种勾魂的魔力”，在那眼波流转之中，诗中的“我”已不知被爱的利箭射中过多少回，以至于“我的心房给刺破了，痛苦已极”。这一诗节之后被反复咏叹，一波三折而又回环重叠，与中国古典诗歌中之起承转合倒也颇有几分相似。“请以好言抚慰我，并求你赶早，/趁我这心头的创伤还未崩裂”，话语中还流淌出一丝情人间惯用的夸张和嗔怪。接着重复的诗节适时地出现，让涌动的情绪在此刻达到一个小的高潮。激动的人儿在爱人面前总免不了信誓旦旦，“我有一片忠诚，我要向你买好，/因你是我的后，我生命的浩劫”。“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幽怨，以死相要挟，索性把那颗热烈赤诚却被你粉碎的心拿了去，看个明白，“惟有一死才见得我如何恳挚”。“你明媚的眼睛使我一见倾倒，/我怎当得起那种勾魂的魔力。/我的心房给刺破了，痛苦已极。”这三行虽与开篇诗句相同，但所含情感则是呼应有余而递进有加——“我”已彻底被美人所征服。接下来所表现的“被拒绝”更是直接地体现了题目的主旨，即美人何以无情。这里，诗人开篇就运用了一系列非常独特的词组——心排斥怜悯以及心被高傲锁住。美丽和高傲，像个爱情独断者，行使了它拒绝怜悯和仁慈的权力，拒我以千里之外，即便我苦苦哀求，甚至牺牲我无辜的性命，都毫无用处。“我”有情而“美人”无情，“我”愈有情则愈显“美人”之无情。诗人乔叟在诗中以受伤的“我”为主角，让一个已被无情蹂躏得伤痕累累却仍痴痴艾艾的人在你面前哭诉衷肠，当你的心都快要为之所动时，蓦然发现，那个女郎美艳依旧，却也无情依旧，正安静而不带笑靥地转身离去……美人既已离去，我又何苦自怨自艾。整首回旋曲的第三首就是以脱身后我的心理活动为主题，从我与爱神决绝的态度上，侧面反映了无情美人伤我之深。“我既安然逃出了爱神的囚牢，/再也不想重受他的无情磨折;/我只觉自由可贵，他一文不值。”一番义正辞严背后，我们能感受到“我”难掩的绝望与失落。作者用了“逃出”这个词，让人觉得似乎是美人临阵退缩，这种近似责备的语气，反倒透露了“我”内心对美人的不舍。而句末口口声声的“自由”，听起来却像一座更大的牢狱。“爱神在他名单上把我剔除了，/我不觉有何惋惜，他剔我也剔，/我和他就一刀两断，彼此决裂。”这口吻多么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那里赌气，真是让人又笑又怜。从题目中，我们便可得知，乔叟写这首诗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高贵，具有怎样一些品质的人才可称得上高贵的人。高贵的溯源——乔叟在这首诗里反复强调要“尊奉那品质崇高的始祖”，因为“他才是高贵之源”，诗一开始就点明了这一观点。这是一种恢复古老时光的美好愿望的体现。乔叟在思想上深受他的友人、贵族文化代表者约翰·高渥的影响，瞻望人类品质崇高的始祖，渴望人们争做他的后裔。他认为只有努力遵循这美德之源，消除败行，才可以自称高贵非凡，即所谓有德才有荣。高贵的本质——这位品质崇高的始祖究竟是怎样的呢?至德至善。乔叟用了一连串代表美好品质的名词来形容这位始祖，并特别强调了对劳动的肯定，认为“劳动就是人的高尚本能”。这其实跟与乔叟同时代的诗人威廉·朗格兰的思想如出一辙。当时，乔叟曾读到过朗格兰所写的《关于农夫皮尔斯的申诉》这篇具有叛逆精神的长诗。朗格兰的诗歌，反映了广大农民所经历的痛苦生活，肯定了劳动是存在的基础，提出了平等思想，反对剥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同时揭露了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腐败。乔叟从中读到了下层民众的痛苦和反抗意识。对那些不劳不勤却只想享受尊荣、不知为善而想得荣誉的人，乔叟指出，“你们哪有半分劳绩?你们都是死有余辜的”。对那些实际生活中令人怜悯的人，乔叟却说“让人人知道他们是天之骄子”。在该诗的第二节里，如果所谓的“言而有信、沉静、仁慈、宽厚待人”是对现有贵族及教会阶级提出的要求，那么“心地纯洁，且喜爱勤劳，厌恶懒散”就更多地是下层民众特质的明确写照，是对劳动的肯定与赞美，是给靠剥削为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一记耳光。高贵的传承——崇高的品质无法像财富那样理所应当地世代相承，且“世传的财富往往造成后代的恶行”，之所以那些金玉满堂却存心不仁的人们永远不能与高贵一词结缘也就不足为奇了。诗的最后一节中，诗人强烈的返古情结和叛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贵胄并不等于高贵，门庭的光耀还是要后世克勤克俭，与法冠、皇冕或花环毫不相关。“哪怕你戴上了法冠、皇冕或花环”这一诗行在每一诗节最后出现，其转折的语气使得诗人对其所言人物的口吻显得更加鄙夷和严肃。就像一首歌曲的主旋律，是嬉是笑，是怒是骂，让人一听便明了。全诗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一般怨诗中出现的女郎替换成了钱囊。在现代，这样一首诗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首拜金主义作品，可是在乔叟所处的时代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文艺复兴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建立，金钱扮演了主要角色，成为大家争相追逐的对象。但乔叟身处新旧制度交替时期，是脚跨两种社会的人，他同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不仅是封建社会的逆子，同时还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者。一方面他反封建、反教会，另一方面又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的金钱利害关系也进行了无情揭露。乔叟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夺取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位置的时候，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乔叟在他的许多诗歌里都对新兴资本主义罪恶进行过无情的揭露。莎翁在《雅典泰门》中骂金钱为“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黄色的奴隶”，而乔叟却早于他二百年前就发出了警告：金钱就是死亡!那么，晚年的乔叟为何又会写出如此热情歌颂金钱渴望金钱的作品呢?原来亨利四世于1399年废黜少年国王理查二世后自立为王，可是这位乔叟的连襟、如今登上了国王宝座的亨利四世却把他妻子的妹夫给忘了，故而乔叟只得写了首《怨诗致钱囊》，借此提醒圣上给他行赏。我们习惯说金钱具有两面性，它能推动社会发展，也能造成人类的堕落。但是，与其说是金钱具有两面性，毋宁说是人都具有所谓的两面性，他有追求灵魂攀升，生命洁净的灵性，又有好逸恶劳，渴望享受的肉性。只是面对金钱时，这种灵肉的矛盾就特别突显罢了。一个生活在宫廷的老头，晚年囿于生活的压力，向君王请求帮助本没有什么可质疑，但作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诗人，乔叟对金钱发起如此热情的邀请，总有些让人觉得降低了格调而引人唏嘘。不过细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没有生命就无所谓理想，真正可悲的是我们的灵魂却恰恰以肉体的形式为其外在，两者同体而不同质，我们也就很难参透一个人的行为是仅仅出于肉体的需要，还是为了灵魂的超脱了。或许我们的诗人乔叟心中也是百般挣扎，整首诗歌本身写得形象生动，但仔细诵读后可以明确感受到，充满幽默感的描写背后还有一些戏谑的成分。赞美歌颂的词汇大量堆积，反而让人觉得情感的空虚和不真实，可能，内心矛盾的诗人只能通过这种办法，让冲突在诗中得到展现，又得到统一。在高声赞美和谄媚的掩护下，汹涌的内心暗流汩汩流动于字里行间，良苦用心，耐人揣度。《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代表作，也是英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第一部典范。这部诗体故事集包括一篇《总引》和24个短篇故事(其中有3个故事不完整)，除了两篇故事为散文体外，其余都以韵诗形式写成。作品内容丰富多彩，真实地反映了14世纪英国的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总引》详细地介绍了这次“故事会”的缘起：一群香客聚集在伦敦郊外的泰巴旅店，准备去坎特伯雷朝圣。为了解除旅途的困乏，店主人提议大家轮流在路上讲故事，讲得最好的人由大家出资犒赏一顿美餐。按照诗人最初的计划，每人往返途中讲四个故事，一共应有120个故事，但这部故事集只收入了24个故事，其中3个还是片断，诗人直至去世也没有完成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不过，这部作品并不显得多么残缺，诗人用开篇的《总引》、各个故事的引子、尾声及最后的结束语构建了一个高度发展的叙事框架，这个框架把所有的故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这种用框架结构来组织故事的叙事方法我们并不陌生，大家熟悉的《天方夜谭》和《十日谈》就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但乔叟却有推陈出新之处，他在故事的讲述者身上花了大笔墨，使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些人在作品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故事本身。他们和故事一起反映了故事所述人物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的思想情趣和精神风貌。此外，诗人还注意利用香客们之间的相互应答和冲突来编排故事，用故事表达他们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意识，使故事的展开更加自然，更富有戏剧性。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下，《总引》起到了构建整个故事框架的作用，整个故事从《总引》开始。由于诗人的巧妙构思和精彩叙事，《总引》同时也成为《坎特伯雷故事集》最精彩的部分之一。诗歌一开篇就给我们带来了英国春天的清新气息：甘美的骤雨、初开的花朵、轻柔的和风、欢唱的小鸟……乔叟用他那欢快优美的生花妙笔，着力描述了四月的生机，谱写了一曲清新动人的“春之声”。这些生动活泼的描写，不但点明了时间，而且衬托出香客们轻松愉快的朝圣心情。这短短的18行诗已成为英语诗歌中赞美春天的名篇。《总引》的主体是诗人对众香客的介绍与描写。诗人刻画了20多位香客，绘就了一条全景式的人物画廊，从里面走出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骑士、修女、教士、商人、学士、律师、地主、工匠、船长、医生、农民、差役……除了最高贵的皇族贵胄和最低贱的贫民饥民，三教九流几乎应有尽有。诗人对香客们的背景身份、衣着打扮、神情举止、性格特征均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十分恰当地反映了他们的身份和职业。下面就《总引》节选的三位人物来做介绍。骑士是众香客中地位最高、最值得大家崇敬的人物，诗人对他毫不吝啬赞美之辞。他英勇善战、功勋卓著却又温文尔雅。他的外衣满是污迹，本有损其光辉形象，但诗人最后这样写道：“因为他是远征后刚乘船归来，/接着便上路来进行这次朝拜。”再多的溢美之辞也比不了这两行，简简单单的解释使骑士形象益发高大，更值得人们敬仰。修女院院长是一个爱慕虚荣、喜欢附庸风雅的妇人。诗人细致地刻画了修女院院长高雅的餐桌礼仪：“她餐桌上的礼仪学得很到家;/没一点食物会从她唇间掉下，/她手指不会蘸到调味汁里面。/她小心翼翼把食物送到嘴边，/决不让一点一滴往她胸前掉——”如此形象生动的细节描写和性格刻画，使人物呼之欲出。诗人还用精炼、幽默而又略带嘲讽的语言善意地挖苦了这位院长嬷嬷那一口用以显示自己高贵身份的法语：“她讲的法语流利但不够标准——/是从斯特拉特福学来的腔调，/因为巴黎的法语她从未听到。”这样的描写不仅生动地刻画了人物，也透露了那时代的社会风尚。
十八世纪法国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导致了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前几乎一百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作家以先进的思想教育民众，为革命打下了基础。十八世纪的法国在经济上依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占优势的农业国，政治上仍旧是封建专制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取得长足进展，出现了有大量工人集中生产的工场和工业城市，有些工场逐渐采用零星的机器。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有所加强，连封建政府财政困难的时候也向他们乞求援助。专制王朝腐败不堪，财政混乱，引起各等级的普遍不满。受压迫最深的是第三等级中的下层群众。从十八世纪初年的卡米扎尔起义开始，农民和市民暴动经常发生。王朝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统治机器苟延残喘。天主教会始终是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因此，反专制斗争必然要和反教会斗争结合在一起。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法国资产阶级对改革社会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大都把目光转向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他们羡慕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欣欣向荣的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法国。莎士比亚和理查生在法国影响很大。尽管伏尔泰站在古典主义捍卫者的立场，说莎士比亚戏剧“野蛮”，但也承认有向他学习的必要。狄德罗热烈赞赏理查生，卢梭受理查生小说的影响，写成《新爱洛伊丝》。同时，英国的一些社会风尚也开始传到法国，为一部分人所接受，如英国式的园艺和文学俱乐部。凡尔赛宫不能再以自己的艺术趣味影响文艺界，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成为法国的文化活动中心。诗人、作家、思想家、艺术家在那里不仅谈论文学艺术，还讨论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有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是自由思想的传布场所，人们批判揭露专制暴政，提倡宗教容忍和无神论，要求创作自由，主张文学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有的则是保守作家的堡垒，他们憎恶启蒙运动，极力美化贵族生活，他们的创作具有浓厚的罗珂珂 [6] 色彩，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和保护。进步作家则不断遭受王朝和教会的迫害，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秘密出版的，出版后又被列为禁书。伏尔泰和狄德罗都坐过牢，卢梭被迫流亡国外。启蒙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终于传播到全国各地。十八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但已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悲剧家克雷毕庸（1674—1762）模仿拉辛，但他追求恐怖的剧情、宏伟的场面，走进了脱离现实的绝境。喜剧方面的情况略胜一筹，作家较多。列牙尔（1655—1709）和勒萨日接受莫里哀的传统，写讽刺喜剧；马黎伏（1688—1763）把爱情作为喜剧主题，《爱情和命运的游戏》（1730）是他的代表作。他们都取得一定的成就。十八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和十七世纪小说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喜剧家马黎伏也写小说，他模拟贵族沙龙小说，予以讽刺，但仍保留“典雅”趣味。普莱伏（1697—1763）教士的《曼侬·列斯戈》（1732）是十七世纪爱情小说的继续，它暴露了路易十五时代腐化的贵族生活，在法国曾风行一时。作者的爱情观点是宿命论的。普莱伏把理查生的小说译成法语，对法国十八世纪文学有相当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家中成就较高的是勒萨日，他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阿兰—列内·勒萨日 （1668—1747）生于一个公证人家庭，当过律师，译过西班牙小说，从翻译走向创作。《杜卡雷》（1709）是一部讽刺喜剧，揭露包税人的集团 。作者塑造了几个骗子形象。伯爵夫人骗杜卡雷，骑士骗伯爵夫人，男仆和侍婢骗他们三人。杜卡雷是最无耻的大骗子，他靠包收税款起家，掠夺人民，盗窃国库。一七一二至一七三二年，勒萨日为集市剧场写过一百多出小型喜剧，其中有的是和别人合作的。这些喜剧不同于古典主义喜剧。当时，法兰西喜剧院垄断戏剧上演权，只演传统的古典主义剧目，千方百计迫使集市剧场关闭。为了对付法兰西喜剧院的干预，勒萨日不得不经常改变他的戏剧形式，有时以歌曲为主，对白为辅，有时把对白和舞蹈结合起来，有时是纯粹的哑剧。这些通俗作品讽刺性强，有的公开嘲笑法兰西喜剧院的剧目，有的以暗示手法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但都具有现实主义因素，颇受普通观众欢迎。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715，1735）叙述一个西班牙青年的遭遇。他原来是个天真无知的孩子，为了冲破封建社会的种种障碍，他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终于爬到首相秘书的地位。作者通过吉尔·布拉斯的形象，说明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即使有很好的德行和很大的才能，也不会受人重视。他要有所作为，必须和坏人同流合污。吉尔·布拉斯为了不被生活所淘汰，只好走上卑鄙肮脏的道路，猎取金钱地位。勒萨日认为吉尔·布拉斯和那些当权者一起强取豪夺，只是暂时的事，他成功后还会过诚实的生活。在小说第三部里，他果然成为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好人。勒萨日谴责封建阶级的等级偏见，但他肯定吉尔·布拉斯的利己主义人生观。在他看来，吉尔·布拉斯走上骗子的道路，应该负责的是封建社会，而不是他自己。作者在小说中还塑造了首相赖玛公爵的形象，揭露封建官僚机构的贪赃枉法。但他对贵族仍存有幻想，把奥利法瑞斯伯爵刻画成一个关心国家利益的贤明首相。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里写出了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关系上升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特征。金钱统治一切，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个社会是自私自利的黑暗王国，从上到下，人人都为私利打算，设法升官发财，做狡黠者中的最狡黠者。《吉尔·布拉斯》的结构形式同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以及十七世纪法国“世俗现实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它在叙述主人公的冒险生活的同时，穿插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往往缺乏有机的联系。勒萨日塑造了吉尔·布拉斯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提出一些颇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他丰富了西欧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并且在揭露封建社会方面具有启蒙文学的一些特征。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启蒙作家开始发表作品。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老一辈的启蒙文学作家，狄德罗和卢梭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在反封建、反教会、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中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孟德斯鸠主张君主立宪制，要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伏尔泰和狄德罗提倡开明君主制，只有卢梭提出更进步的共和制。在宗教问题上，孟德斯鸠虽然是天主教徒，但他的作品猛烈批判教会的腐败和黑暗。伏尔泰和卢梭自始至终停留在自然神论的水平，狄德罗却从自然神论走到无神论。关于社会制度，几乎所有的启蒙作家都不触动私有制。卢梭虽然揭露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要求用法律限制财产集中。唯有梅里叶、摩莱里和马布里提出了取消私有制、平均分配土地的空想共产主义。尽管启蒙作家意见分歧，甚至在某些人之间发展成为仇隙，他们却曾经一起合作，共同为宣传启蒙思想而斗争。这就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百科全书》编写工作（1751—1766），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为这部著作撰过稿。“百科全书派”可以说是“启蒙活动家”的同义语。《百科全书》总结了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创造发明和成就，它是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进步思想指导下编写的一部反封建、反教会的巨著。它的编写和出版不断受到封建政府和教会的迫害和禁止。由于主编人狄德罗的努力坚持和进步力量的支援，终于全部完成。查理—路易·德·斯贡达·孟德斯鸠 （1689—1755）生于贵族家庭，叔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幼年学习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专攻法律。他当过律师和法院顾问，一七一六年继承叔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在工作中，他认识到封建法律是为王权服务的，开始怀疑法律能否作到真正公允。一七二一年，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荷兰出版，未署名。这部作品立刻风行一时。一七二八年，孟德斯鸠辞去法院院长职务，开始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他到欧洲各国旅行，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一七三四年他发表一部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是一七四八年出版的。《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波斯人信札》是一部讽刺作品。它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庸俗堕落、荒淫无耻，批判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指出决斗和赌博等的危害性。它嘲笑资产阶级羡慕贵族地位，出钱雇人替自己伪造家谱，“清洗祖先的名声”。有四、五封信是直接攻击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第三十七封信谴责他喜欢谄媚，培养伪善，奢侈浪费，好大喜功。有些信描写摄政王时代的财政总监约翰·劳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使全国经济陷于破产，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作者对罗马教皇权力提出怀疑，说他只是一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烧香，无非因为习惯如此。第二十四封信说，教皇是一个最强有力的魔法师，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硬要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孟德斯鸠说，《圣经》有多少行字，就有多少可以争辩的地方。他谴责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主张宗教应当有容忍精神。第十一至十四封信中的穴居人的故事阐述作者的理想社会，把宗法式生活美化为圆满幸福的生活。《波斯人信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波斯贵族的生活。作者通过波斯故事影射法国的专制暴政，同情那些受压迫被摧残的波斯妇女和阉奴。他借波斯贵族郁斯贝克的妻妾之口，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私有财产，她们拥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孟德斯鸠把他的作品写成波斯游客的通信，其用意是要掩护他对封建社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逃避审查制度的迫害。十八世纪法国出版过很多东方游记和书信集，介绍这些国家的风俗人情，受到读者欢迎。这也是孟德斯鸠采用这种形式的原因之一。《波斯人信札》没有完整具体的情节，只是叙述一些零星故事，谈论一些人物，借此阐发作者对政治、社会、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它为十八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在《波斯人信札》里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迫害的进步思想，而且也因为他写了《论法的精神》。这部社会科学著作费了他二十多年的工夫。他首先阐明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专制政体是最反动的政体，不仅因为它用暴力统治国家，剥夺人民的自由，还因为它本身是愚蠢的政体，需要愚蠢的被统治者，也需要愚蠢的统治者。在本书里，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活动家所接受，并反映在一七八九年的《人权宣言》和一七九一年的宪法里。伏尔泰 （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是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青年时代读过贝勒和封特奈勒的进步作品，他推崇梅里叶的《遗书》，但反对后者的空想共产主义。他涉足于社会上层的交际场所，经常在自由思想极为浓厚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出现。他年少气盛，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一度被驱逐出巴黎，后来又被关进巴士底监狱。一七二五年，他和一个小贵族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法国。一七二六到一七二九年，他住在伦敦，研究英国社会政治、牛顿的科学思想、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文学与戏剧，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回国后，他发表《英国通信集》（1732），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各方面的成就，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传播自由平等思想的种子。这部作品被反动政权宣布为禁书。一七五〇年，他接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访问柏林。他发现他想象为开明君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个非常残暴的专制国王，这加深了他对专制暴政的憎恨。这一时期，他和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活动家接近，为《百科全书》写稿，这些文稿后来收在他的《哲学辞典》（1764）里。一七五五年起，他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他和欧洲各国人士通信，接待他们，并且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尽管他在启蒙运动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却比狄德罗、卢梭等温和保守。在政治上，他主张开明君主制；在宗教上，他是自然神论者；他批判教会，但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也应该虚构一个，”用来约束人民，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私有制。伏尔泰是多产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札。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他的愿望是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成为一个不朽的悲剧诗人。他的第一部创作是悲剧《俄狄浦斯》（1718），以后所写的绝大多数剧本也是悲剧。他受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那种静止观点。他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给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从古典主义趣味和民族偏见出发，说《哈姆莱特》“是一部粗糙野蛮的剧本，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最低级的民众也忍受不了”。他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已丧失了拉辛悲剧的热情，只是冷冰冰的“五幕谈话”。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他又主张适当地采用莎士比亚的一些手法，来加强戏剧效果。他决心改革，于是在他的悲剧中出现了鬼魂，响起了炮声，罗马元老穿上红袍，匈奴人和鞑靼人戴上铁盔。但是，他认为将古希腊、罗马文学当作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仍然有效。他的悲剧情节虽然比较复杂，却并不违背三一律。在戏剧艺术形式上，他的悲剧尽管有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保守的。伏尔泰的悲剧形式上是古典主义的，内容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布鲁图斯》（1730）是一部政治悲剧，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的思想。罗马元老布鲁图斯的儿子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布鲁图斯毫不犹疑地对他判处死刑。他的儿子被处决后，他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这部悲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年月里起过很大作用，它激起人们对专制暴政的仇恨，宣传自由的思想。《札伊尔》（1732）叙述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和女基督教徒札伊尔相爱的故事。宗教偏见在这对情人之间引起一连串的误解，终于导致悲惨的结局。作者极力描绘奥洛斯曼的嫉妒性格，很明显地受了《奥瑟罗》的影响。在他的另一部有名的悲剧《穆罕默德》（1742）里，他对宗教狂热表示憎恨，宣传宗教容忍的观点。他认为宗教信仰和教会人士所宣扬的“真理”不过是欺骗和谎言。穆罕默德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卑鄙无耻地以爱情为饵，迫使一个对他具有狂热信仰的青年杀死自己的父亲。《中国孤儿》（1755）是伏尔泰受到元曲《赵氏孤儿》的启发而写成的一部悲剧。作者称赞中国的哲学智慧，它能使侵略中国的成吉思汗 [7] 被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所征服，转变为明智的哲人，成为“哲学家国王”。伏尔泰从事戏剧创作，其目的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武器，用来激励法国人民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狂热作斗争。他的悲剧以曲折有趣的情节和先进的政治内容吸引观众，在十八世纪起过传播启蒙思想的重大作用。四十年代后，伏尔泰写了几部哲理小说。这些小说作为宣传工具，比他的戏剧创作更有力量。《查第格又名命运》（1748）的主人公是一个聪明能干、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青年，但命运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每作了一件好事，随之而来的几乎总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作的好事对我全是祸根，我享受的荣华富贵不过是叫我在苦海中陷得更深。要是我和别人一样凶恶，也就跟他们一样快乐了。”这里，伏尔泰提出了善与恶的问题，这问题的提出有其现实的社会意义，是对充满邪恶的封建社会的揭露。在《隐士》一章里，作者想证明善恶相生，恶运对人也是一种磨练。查第格从隐士的话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小说以查第格当上国王告终，这体现了伏尔泰的“哲学家国王”的政治思想。在查第格身上，作者写出了启蒙哲学家的遭遇。十八世纪启蒙学者受到社会恶势力的压迫，但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敢，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最后胜利。《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1759）的主人公是个心地善良、头脑简单的青年。他是一个男爵的养子。男爵家里的家庭教师邦葛罗斯教导他说，这个世界安排得很好，“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生活告诉他，世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爱上男爵的女儿，被男爵驱逐。他流浪到欧洲许多地方，也去过美洲，处处受到折磨。他耳闻目睹的一切都证明邦葛罗斯的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就是邦葛罗斯自己，也受尽种种灾难，当过奴隶，染上恶疾，几乎死于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在这部哲理小说里，伏尔泰愤怒地谴责了把自然灾害（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解释为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这种谬论，同时也驳斥了莱布尼茨、波林布罗克、舍夫茨伯利等的盲目乐观主义。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现实生活充满着邪恶和黑暗，所谓这个世界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人的观点只能对封建统治有利，而不利于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老实人》反对盲目乐观，但并不悲观失望。在十七、十八两章中，伏尔泰写了一个理想世界。老实人旅行到“黄金国”，那里石头就是黄金。人们不受金钱势力的支配，和邻国不相往来，没有教士迫害他们，没有法院和监狱。他们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科学文化非常发达。在最后一章，作者指出，“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烦恼、纵欲、饥寒这三大灾害”，全书以“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园地”这句名言告终。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的人物、故事和背景都出于虚构，骤看起来似乎是不真实的，荒诞不经的。但荒诞中隐藏着严肃的思想、深刻的哲理，具有摧毁力量。荒诞并不妨碍作者反映现实社会，却正好是对封建礼教的嘲弄。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和人物，伏尔泰把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一切魑魅魍魉暴露在阳光底下，以嬉笑怒骂的口吻鞭挞专制国王的暴虐，封建贵族的寄生生活，法院官吏的贪婪，教会人士的虚伪，宗教迷信的危害，宗教裁判所对自由思想的残酷压迫等等。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描写人物性格，而是创造讽刺性的形象和故事。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继承拉伯雷的传统，使他的哲理小说具有法国民族特点。他善于利用民间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的小说里并不显得粗俗，反而发射出智慧的光芒。伏尔泰是个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精炼简洁，字句谑而且虐，三言两语便击中敌人的要害。伏尔泰的思想不仅深入十八世纪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的心里，为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而且对十九世纪欧洲许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起过很大作用。德尼·狄德罗 （1713—1784）生于法国外省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先把他送去学神学，希望他当天主教士，后来要他学法律或医学。狄德罗自己却坚决要成为作家。他的父亲以不再接济生活费用来威胁他。狄德罗在巴黎流浪，任私人教师，作些翻译工作。他认识了一些文人作家，同卢梭和孔狄亚克来往最密。这时候，他的启蒙思想开始形成，对封建秩序抱反对态度。他的初期作品《哲学思想》（1746）只是用自然神论的观点和天主教对抗，说明他尚未摆脱早年所受的神学教育的影响。尽管如此，《哲学思想》仍被巴黎法院宣布为禁书，全部销毁。从《供非盲人阅读的论盲人书》（1749）开始，他走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封建专制政府以“散布危险思想”的罪名把他关进监狱。出狱后，他和达朗贝尔合作，编撰《百科全书》，阐述进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给封建思想体系和天主教以无情的打击。他们不断受到王权和教会的迫害。后来达朗贝尔辞去编撰职务，《百科全书》的主编工作落在狄德罗一人身上。他依靠那些当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的进步作家、思想家的协助，以及订户的支持，完成了这部伟大著作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同时，他写过很多戏剧理论和艺术批评著作，创作了一些剧本和优秀小说。一七五七年，他和卢梭发生争端。一七七三年，他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访问莫斯科。他企图劝她接受启蒙思想，实行进步的政治社会改革，他的尝试失败了。他临终前，天主教士劝他放弃无神论观点，他愤怒地拒绝了他们的劝告。狄德罗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的先驱之一，对绘画、雕刻、音乐、戏剧、表演艺术等有创造性的见解。在造型艺术理论方面，他的代表作是一七五九到一七八一年所写的《沙龙》和一七六五年的《论绘画》。他反对浮华纤巧的罗珂珂艺术，批评迎合贵族趣味的艺术家。他主张艺术要模仿自然，他说：“自然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在《沙龙》里，他劝青年画家不要老在卢佛宫临摹那些大画家的作品，要走到生活中去，到教堂、街道、公园、市场各处去观察具有各式各样感情的人物的动作。他说艺术家不能满足于反映生活，必须对生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指出艺术和伦理学之间、美和善之间有密切关系。《关于〈私生子〉的谈话》（1757）和《论戏剧诗》（1758）是狄德罗最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他反对古典主义的狭隘的美学观点和清规戒律，要求艺术民主化。他明确提出，戏剧是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他主张用符合资产阶级愿望的市民剧来代替为封建宫廷服务的古典主义戏剧。他创造了一种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戏剧体裁：正剧。古典主义认为悲剧表现“崇高”的感情，应当反映王公贵族的生活，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在喜剧里才有一席之地。狄德罗指出，资产阶级和平民同样具有“崇高”的感情，应该在舞台上表现他们。他说剧作家要关心社会上发生的重大问题，戏剧要起教育民众的作用。他劝作家注意现实生活，到乡村去，到茅屋里去，访问住在那里的人，看看他们的床铺、饮食、房屋、衣服。他的理论大大促进了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狄德罗写过两部正剧：《私生子》（1757）和《家长》（1758）。他着重从人物的社会身分（商人、工人、法官等）或家庭关系（父子、夫妻等）来刻画性格，注意人物性格和客观环境的联系。狄德罗的文学声誉不是建立在他的戏剧创作上，而是建立在他死后出版的三部小说上。《修女》写于一七六〇年，出版于一七九六年，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书信体小说。苏姗娜·西蒙南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对生活有无限的喜爱。天主教会硬把她关在修道院里，要她过违反自然的禁欲生活。她忍受不了女院长的无耻行为和对她的迫害，便逃出修道院。法院不但不保护她，反而和教会一起迫害她。在最后一封信里，她说如果教会和法院逼她回到修道院去，她宁愿以自杀了此一生。小说以苏姗娜表示决心告终，使读者对她的命运感到极大的不安，激起人们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的仇恨。《定命论者雅克》写于一七七三年，出版于一七九六年，没有连贯的中心情节，是由许多对话和长短不齐的故事组成的，其中以德·拉·波姆雷太太布下天罗地网来惩罚她的情夫这一故事写得最好，它揭露了当时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席勒曾把它译为德文，用《妇女复仇》的题名出版于一七八五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雅克是个仆人，跟随主人出外旅行。他们随时停下来，有什么可看的就看看，并且加以议论。途中以及在旅店休息时，雅克讲自己的爱情经历和其他故事。通过这些谈话和故事，作者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他把雅克的主人刻画成一个除了饮食游乐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社会寄生虫，雅克却心地善良，足智多谋。雅克对生活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坏事，或受到主人的无理责骂和鞭打，他总是说：“上天是这样规定了的。”雅克的形象反映了在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下，下层人民群众所受的宗教毒害。狄德罗的目的是要指出：封建社会充满了坏事，这些坏事当然也是“上天规定了的”，那么，所谓上天的“公正”和“仁慈”岂不是骗人的鬼话？《定命论者雅克》并不直接揭露宗教，而是用暗示手法启发读者思考问题，激起他们去愤恨封建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拉摩的侄儿》写于一七六二年，歌德曾把它译成德文，译本出版于一八〇五年，法文本初版于一八二三年。这部小说的主要部分是拉摩的侄儿（书中的“他”）和狄德罗（书中的“我”）两人的对话，对话中时常插上作者的感想和对主人公的描绘。主人公实有其人，是十八世纪音乐家、作曲家若望·菲力浦·拉摩的侄儿。狄德罗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运用他的想象力，加上夸张手法，简洁集中、突出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寡廉鲜耻但又观察敏锐的资产阶级无行文人的形象。拉摩的侄儿是个音乐家，不乏才能，但穷困潦倒，流落街头，和流浪歌手为伍，终于堕落成为贵族富人的食客。对他说来，生活的意义在于设法把肚子填饱。他早上起来第一件心事是想想在谁家吃午饭，午饭后他便考虑到哪一个有钱人家去吃晚饭。只要吃饱，这一天他就认为过得不错了。为了在豪富人家饭桌上保住一个席位，他乐于充当他们的小丑，装疯卖傻，阿谀奉承，让他们侮辱自己，使他们感到高兴。他要经常压抑自己的自尊心，放弃人的尊严。有一次，他偶然忍不住，“表露了理性和诚实”，他立刻被驱逐，重新陷入饥饿之中。拉摩的侄儿的形象相当复杂。他不是一个单纯的食客，他对音乐、戏剧、文学有一定的修养，对政治、社会、道德、教育各方面有自己的见解。他的谈话中穿插着许多意义深刻的警句。他说在大臣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谎言对人民更有用，没有什么比真理更有害”。他又说：“我看见很多很多诚实的人，他们并不快乐；我又看见无数的人，他们快乐，却不诚实。”他看出金钱的威力和对人的精神的支配作用：“一个人只要有钱，无论干什么都不会失去荣誉的。”他认识金钱是罪恶的根源，却又承认富人有权利任意使用他们的钱。他说他一旦发了财，也要成为“最蛮横无耻的流氓”。他看出巴黎社会贫富悬殊，一方面少数人大吃大喝，另一方面多数人挨饿挨冻，但他感到愤懑的却是：豪富人家的宴会中没有一个席位是他的，没有一块金币从他们的钱袋落在他的手里。他也知道社会上的坏现象是封建制度造成的，他未尝不希望有个好制度，但他认为最好的世界，如果他不在里面，也是不足取的。他对道德问题谈得很多。对他说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或假、好或坏、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利益。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不担风险地追求享受。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衣服、金钱等等，而甘当一个社会寄生虫，寄人篱下，受别人的恩惠，也受别人的讪笑。他说，人的本性就是“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他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者。《拉摩的侄儿》揭露性很强，狄德罗从启蒙思想家的角度出发，通过主人公的卑鄙丑恶行为，也通过他那些有的正确、有的谬误的言论，谴责了人欲横流的法国“上流社会”。在法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达官贵人和富有的资产者不择手段，不顾人民死活，猎取金钱，追求物质享受，甚至道德和教育都被用来为他们服务。拉摩的侄儿就是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恶徒，他又反过来影响这个社会，“像酵母一样开始发酵”，制造出更多的恶徒。他知道自己的行径是无耻的，但不以为耻，对自己的无耻反而津津乐道。狄德罗的小说最常用的形式是书信体和对话体。他自己往往在小说中出现，时而抒发他对一些事物的感想，时而评述人物的精神状态。他采用这些手法，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论各种问题，通过小说向读者传播他的启蒙思想。他的小说情节一般不很紧凑，例如在《定命论者雅克》中，读者就不很容易抓住故事的线索。他的故事也不是很能引人入胜的，《拉摩的侄儿》虽然有很精彩的地方，但以全书而论，哲学成分比较多些。尽管如此，狄德罗仍然塑造了一些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像仆人雅克、拉摩的侄儿等。他很注意人物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人物的矛盾性格：雅克是个定命论者，但非常乐观；拉摩的侄儿是个无耻的食客，却又观察敏锐，不乏正确的见解。狄德罗也着重描绘人物的形态，借以发掘他们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拉摩的侄儿拉小提琴、唱歌、表演谄媚者、模仿小方丈等几段描写都是非常精彩的。若望—雅克·卢梭 （1712—1778）是法国最杰出的启蒙活动家之一。他出身于日内瓦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钟表匠，爱读小说，儿子才六岁，便和儿子一起读十七世纪法国爱情小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卢梭十二岁离开日内瓦，在法国的萨伏亚一带流浪，在德·华朗夫人家度过几年安静生活，醉心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色。他当过学徒、仆人、家庭教师，受尽富人的白眼和凌辱。一七四一年他到巴黎去，结识了年轻一代的启蒙学家狄德罗、格里姆等，他的启蒙思想逐渐形成。他为《百科全书》写稿，论述音乐问题。在巴黎，他看不惯贵族的奢侈生活，认识到“他们在虚伪的感情掩盖之下，只受利益和虚荣的支配”。一七四九年，他在杂志上读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事，征文题目是《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他说当时他的思想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这一刹那间，我看见了另一个宇宙，我成了另一个人。”在狄德罗鼓励下写成的《论科学和艺术》（1750）定下了他以后著作的基调。他提出科学艺术发展并不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他指出文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服务的，他们的豪华生活建筑在大多数人的贫困上面。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揭发了私有观念，指出这观念产生了社会不平等，使富人僭夺了统治权力，使千千万万穷人沦为奴隶。他说，“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后来有一个人把一块土地圈起来，说“这是我的”，私有观念于是产生了，公民社会形成了，随之而来的是战争、贫困和灾难。他谴责专制暴政，宣称杀死和推翻暴君的人民起义是合法行动。他抨击私有制，但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希望制订法律限制财富大量集中。这是他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他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这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是进步的。但在否定封建社会的同时，他也否定了人类文明和进步。这两篇论文发表后，卢梭的激烈观点轰动一时。一七五六年，他抛弃巴黎的城市文明，先后住在爱弥达日和蒙莫朗西，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过着简单朴素的隐居生活。他同狄德罗和格里姆决裂，同伏尔泰和达朗贝尔为了演剧问题发生不可调和的争论。《致达朗贝尔论演剧书》（1758）是一部文艺论战作品。卢梭和伏尔泰的观点是抵触的。伏尔泰说悲剧和喜剧对社会风俗有利，可以提高道德，加强理性；卢梭则认为戏剧迎合观众的爱好，刺激他们的感情，对社会风俗有百弊而无一利。他反对达朗贝尔建议日内瓦政府建筑剧院，他说一个城市有了剧院和演员就不可避免地破坏居民的良好风俗，把他们引上懒惰、奢侈和淫乱的歧途。他认为古典主义戏剧，连莫里哀的喜剧也在内，都是不道德的。为了批判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了戏剧的教育作用。他建议用民众在传统节日举行的健康的娱乐活动来代替演戏。在蒙莫朗西居住的几年是卢梭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发表了三部重要作品：《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尤丽又名新爱洛伊丝》（1761）写贵族姑娘尤丽和她的青年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的故事。卢梭把他的小说叫做《新爱洛伊丝》，因为这对情人和中古时期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与他的女学生爱洛伊丝一样，都是以悲剧结束他们的恋爱的。尤丽的父亲是一个封建等级偏见很深的贵族，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出身第三等级的圣普乐，命她和贵族德·伏勒玛结婚。圣普乐离开了尤丽的家。尤丽在婚后把自己过去的恋爱告诉了丈夫德·伏勒玛，丈夫表示对他们信任，请圣普乐回来。尤丽和圣普乐两人朝夕相见，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内心非常痛苦，最后，作者以尤丽的死亡结束了他的小说。《新爱洛伊丝》是书信体的小说，写信的人除尤丽和圣普乐外，还有德·伏勒玛、尤丽的表姐克雷尔、圣普乐的好友英国爵士爱德华等。在这些信里，卢梭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压抑人的感情的罪恶，主张感情自由、感情解放，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不甘受封建王朝和天主教会的统治，要求在一切方面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强烈愿望。同时，作者通过他的人物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戏剧、音乐等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和他其他作品中的启蒙思想是一致的。《社会契约论》（1762）是一部社会政治著作，阐明国家的建立是人民之间协议的结果。人们结合为国家，同意放弃“天然自由”，换取“公民自由”。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服从法律的人民”同时也是“创造这些法律的人民”。卢梭提出公民选举领袖的共和制度，他向往的国家实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国家。他的政治思想比伏尔泰和狄德罗都更进步，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革命的雅各宾派的政治纲领的基础。《爱弥儿又名论教育》（1762）共五卷，通过爱弥儿受教育的故事，阐明作者的教育观点。卢梭的出发点是：“一切事物出自创世者之手都是好的，到了人的手里便全变坏了。”他认为教育人就是要防止人变坏，恢复“自然人”。爱弥儿是个贵族出身的孩子，卢梭认为贵族孩子可以教好，教育能够战胜贵族阶级偏见。作者反对用襁褓包裹爱弥儿，因为襁褓妨碍他自由活动。他要爱弥儿离开城市，住在乡村，免得他产生不合自然的感情。要让他通过感觉来认识冷热、重量、距离等等。他做错了事，不必斥责他，而要引导他自己认识错误。白天他顽皮，打破了玻璃窗，晚上让他睡在这屋子里，他给寒风吹醒，就明白不应任意破坏了。教育不在于教儿童读很多书，学习语言、历史、地理等等。卢梭对寓言如同对戏剧一样，抱有成见，认为寓言不易为孩子所理解，并对他们十分有害。他逐字逐句地分析拉封丹的寓言诗《乌鸦和狐狸》，说它不道德，它的故事和语言都不是儿童所能接受的。爱弥儿长大后，作者要他学会一种手艺，使他自食其力。他不反对爱弥儿有宗教信仰，但他要爱弥儿信仰的不是天主教，而是自然神教。第四卷中《萨伏亚牧师的信仰自白》一节阐明了卢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赞美庄严灿烂的自然景色，描写作者和自然互相沟通的精神状态。第五卷叙述爱弥儿认识了小姑娘苏菲，她受过和爱弥儿大致相同的教育。他们相爱。爱弥儿到欧洲旅行，接受政治教育，回来后他们便结婚了。《爱弥儿》出版后，卢梭被封建政府和教会迫害，四处流亡，受到很大刺激，几乎精神失常。在流亡的年月里，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一七六五至一七七〇年，他着手写《忏悔录》。《忏悔录》分两部分（1782，1789），是他的自传，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反对社会不平等、为维护“人权”而斗争的记录，是用散文写成的诗篇。卢梭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忏悔他一生中所犯的过错。但他有他的骄傲。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他问道，在最后审判那一天，有谁敢说“我比这个人（指卢梭自己）更好”？《忏悔录》表明，他和其他的人一样生来是个好人，对他的缺点和过错应负责任的是万恶的社会。他赤裸裸地写出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指出“个人”有无限的精神财富和潜在力量。他的个人主义有它的积极的一面。在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里，第三等级被践踏，受屈辱。他们在第一、二等级的眼里是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的贱民。卢梭肯定人的价值，要求个人解放，是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抗议。卢梭是杰出的法国散文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不仅说理性强，富于雄辩，而且饶有抒情风味。他强调感情在文学中的地位。《新爱洛伊丝》的魅力不在于它的故事情节，，而在于对尤丽和圣普乐的感情的描写。他们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不是社会偏见或宗教观念所能压抑的。卢梭对大自然有无限的热爱。在《新爱洛伊丝》里，他用很大的篇幅、热烈的词句描写阿尔卑斯山和莱蒙湖的景色。他不是客观地描写自然，而是情景交融，使自然与人物的感情和谐一致。他对自我作热情的赞颂，这种特征在《忏悔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描写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冲突，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自我赞颂表现了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精神。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自我，这三方面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特点，对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反对封建统治、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启蒙思想深入人心，封建专制制度面临崩溃。革命气氛在进步作家的优秀作品中得到反映，其中以博马舍的两部喜剧最为显著。博马舍 （1732—1799）原名彼埃尔—奥古斯旦·加隆，生在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自称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学生。他的生活经历很复杂，当过路易十五的秘书，王室公主们的音乐教师，他也是个企业家，活跃于金融界，和权贵打过官司，多次被捕入狱。他曾出巨资为伏尔泰印行全集，运送军火并组织义勇军帮助美国独立战争。他最早的戏剧创作是两部正剧：《欧也妮》（1767）和《两朋友》（1770）。《试论严肃的戏剧类型》（1767）接受和发展了狄德罗的理论，强调第三等级的普通人应当代替王公贵族而成为戏剧的主人公，要求戏剧反映现实生活和重大社会问题。一七七三年他和法官哥士曼打官司，写《备忘录》（1773—1774）四部，控诉封建法官贪赃枉法，揭露法院贿赂公行。这部作品在人物素描和讽刺幽默方面很出色。《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一七七二年写成，一七七五年演出，叙述老医生霸尔多洛强迫养女罗丝娜和自己结婚，罗丝娜却爱上年轻的阿勒玛维华伯爵（化名为兰多尔），伯爵靠他的旧仆人费加罗的帮助，冲破了老医生的提防，和罗丝娜结婚。霸尔多洛是一个资产者，但满脑子封建思想，用暴力和愚昧控制罗丝娜。他反对一切新事物，咒骂他的时代为“野蛮的时代”，憎恨“思想自由、万有引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正剧”。罗丝娜反对他的奴役，决心要跳出火坑，她说道：“我孤苦伶仃，被人软禁，遭受一个非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难道想要打破奴隶的枷锁就是罪恶吗？”阿勒玛维华伯爵热情豪迈，在爱情问题上有新的看法，对封建爱情观念抱批判否定的态度。这是他的进步的一面。但他究竟是一个大贵族，在思想感情上是和人民对立的。费加罗是全剧的灵魂。他不同于莫里哀喜剧中的仆人，他对政治、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他自己的见解。他帮助伯爵骗霸尔多洛，因为他同情罗丝娜，也因为他知道为伯爵服务对自己有利。同时，他对伯爵也有斗争的一面。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受伯爵侮辱，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伯爵，主人在道德上比不上仆人。这部剧本反映了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生活，提出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天》，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一七七八年写成，一七八四年演出。它的情节相当复杂。主要矛盾是费加罗和伯爵之间的矛盾。费加罗在伯爵婚后回到伯爵的府邸，当他的仆人。他准备和伯爵夫人的使女苏姗娜结婚。伯爵企图诱骗苏姗娜。他和伯爵夫人结婚时，曾宣布放弃贵族在农奴结婚时对新娘的初夜权。现在，他又想在苏姗娜身上“赎回”这个可耻的权利。这就掀起了一场剧烈的斗争。在当时第三等级的观众看来，斗争不仅关系到苏姗娜的清白和费加罗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让农奴制度复辟呢（法国在18世纪后半期已取消这个制度），还是彻底消灭农奴制度？初夜权实际上是作者用来象征贵族地主对农奴的封建特权的。作品的戏剧冲突体现了一场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费加罗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意味着第三等级的胜利，法国人民反封建的胜利。《费加罗的婚姻》是一部讽刺喜剧。作者借费加罗的口揭露封建政治的本质，对封建官僚机构特别是司法机关加以鞭挞。在第五幕费加罗的著名独白里，作者指出，贵族之所以骑在人民的头上，只是因为他们生在贵族家庭，至于像费加罗这样的老百姓，尽管有很大才能，却连生活也不易维持，随时随地会被捕入狱，丧失自由。他嘲笑封建专制国家的所谓“出版自由”，抨击封建专制政府用以镇压人民的统治机器，特别是囚禁政治犯的巴士底监狱。在喜剧的结尾，博马舍写道，“人民受着压迫，他们就会诅咒，会怒吼，会行动起来。”《费加罗的婚姻》的政治倾向性是很鲜明的。正因如此，封建最高统治者路易十六非常仇视它，一再下令禁止上演。博马舍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斗争，最后靠巴黎人民的舆论力量，才冲破了路易十六的禁令，达到演出的目的。博马舍的两部喜剧继承古典主义的艺术成就，情节紧凑，冲突鲜明，同时具有狄德罗所提倡的正剧的特点，反映了重大社会问题，充满时代的生活气息。剧本讽刺辛辣，幽默有趣，它们的语言像火一般在十八世纪反封建情绪高涨的法国观众心里燃烧起来。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博马舍写出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1792）。他把伯爵刻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费加罗不再是反封建的英雄人物，却成了伯爵的忠实仆人。这说明博马舍放弃了他的两部优秀喜剧的民主倾向，他的创作生命也就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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