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木俱子俳句选
藤木俱子俳句选
山中卧寒林
宛如明眸不染尘
自觉退出身
如雪白天鹅
目光冷峻瞥向我
周身更寒彻
寒春犹料峭
荒寞海滨印上了
深辙一道道
春寒风萧萧
无根水藻逐流漂
港湾避波涛
余寒分外冷
檐下鱼干舞北风
相互扑打声
礁旁刈海草
鹅毛大雪倏然飘
点点人影消
后浪推前浪
浪起浪落染春光
一浪浓一浪
白昼观烧荒
跑东奔西兴致昂
夜晚睡梦香
滚滚海雾生
默默苦恋天上星
一片痴心情
七月当流火
林中虫鸟竞百歌
声声何其多
盛夏如火烘
烈日照溪水气生
愈晒味愈浓
平素随风倒
雨后更是倾身摇
茫茫夏穗草
悠扬草叶笛
诱我依稀思往昔
梦在天空里
风过留沙纹
人越峰巅印鞋痕
夏寒驻山阴
青水红点鲑
现捉现烤尝美味
云烟绕周围
参天山毛榉
抚摸树干只须臾
汗水香几许
西空夕阳斜
千树万枝披彩霞
映亮核桃花
山泉水滢滢
大口猛饮咽出声
人皆求长命
俯首入神看
不觉颈项山气寒
美哉石龙胆
冬夜望长空
八方星座皆如灯
岂顾鼻尖冷
1579年10月间，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毕业生、戏剧诗人、未来的教会神职人员斯蒂温·高森（Stephen Gosson, 1554-1624）先后发表《恶习的学校》（The School of Abuse, containing a pleasant invective against Poets,Pipers, Plaiers, Jesters and such like Caterpillars of the Commonwealth）和《为<恶习的学校>辩》（A Short Apology of the School of Abuse）两篇长文，攻讦诗人——他指的是戏剧（特别是喜剧）作家和演艺人员——有伤风化，并居心叵测地将它们题献给“正直高贵的绅士菲利普·锡德尼大师先生”。意外“被题献”的锡德尼仿佛骨鲠在喉，于是作文回应，此即《为诗申辩》（以下简称《诗辩》）之直接缘起。
高森将他批判诗人的作品指名道姓地“题献”给诗人中的“大师”锡德尼，这显然是意在挑衅和羞辱对方。而锡德尼，出于一种微妙的心理，却在《诗辩》中未有一语提及高森及其作品。相反，他在《诗辩》开篇第一段——古典修辞学所谓“序言”（exordium）部分——设计或者说虚构了另一种起源：据说，当年他与爱德华·沃顿（Edward Wotton, 1548-1626）出使“皇帝”——他指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1564-1576年在位）——宫廷（当时在维也纳）期间向意大利人普里亚诺（John Pietro Pugliano）学习骑术。普氏推崇武力，认为战士是最优秀的人类，而骑士是最优秀的战士：如其所说，骑士是战争艺术的大师、和平时代的冠冕，是营房和宫廷的骄子；与之相比，所谓“统治的技艺”（skill of government）不过是文人的空谈（pedanteria）。他还告诉他的英国学生：作为骑士的伴侣，马是最高贵、最美丽、最忠诚、最勇敢的动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尽心服务而不事阿谀的“廷臣”（courtier）。锡德尼对此的反应是（如其事后也就是此刻写作时所说）：“若非我之前曾学过逻辑论辩，他都说得我想当一匹马了。”然而，“本人在并非老迈和全然无事可做的时候不幸失足成了一名诗人”，因此出于“自爱”而意欲“现身说法”，为“我未加选择的职业”和“可怜的诗歌”（如今它已经沦为“儿童取笑的对象”）略作申辩云云。
锡德尼讲述的这个故事很有趣——例如他名叫“菲利普”（Philip之名源自希腊语Φίλιππος，意为“爱马”）却不爱马、身为骑士而左袒诗人；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作为讲述起源和统领全篇的开端，这一切与下文有何关系？无论如何，普里亚诺这位真正的“爱马者”和武人与骑士代表从此消失了：直到文章结束，锡德尼再未提及此人。
《诗辩》全文五十八节，除去开篇和结尾，正文共五十六节（2-57），又可分为三部，分别是诗歌价值的证明（2-35）、对诗歌指控的反驳（36-45）和英国本土诗歌（文学）批评（46-57）。在证明和反驳部分，锡德尼甄别了诗的各类敌人或者说“敌诗人”：哲人、历史学家、宗教人士以及受其影响的流俗大众，而他们的首席代表与始作俑者，即是锡德尼自称“我最尊敬的哲人”柏拉图。
众所周知，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抨击诗歌败坏人心世道，并主张通过哲人立法驱逐诗人以净化城邦：
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605b）
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里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他到别的城邦去。（398a）
但是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自命为真正的诗人，如其笔下的“雅典客人”——苏格拉底的死后化身，也是柏拉图的人格投影——所说：“我们是最美好、最高贵的悲剧诗人”，因为“我们的城邦制度是对最美好、最高贵生活的模仿，而我们认为这是最真实的悲剧”（Laws, 817b）。因此，他在放逐诗人的同时又特别开恩提出一个条件（或者说挑战）：“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地接纳它。”（Republic, 607c）
在此之前，柏拉图宣布“哲学与诗歌之间的争执由来已久”（Republic, 607b）。此言不尽不实：“诗歌”固然古已有之，但“哲学”实在是新生事物；所谓“诗与哲学之争”，不过是哲人柏拉图以言行事的当下发明。它最初是话语虚拟的现实，但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的历史存在。与此同时，诗人的回应或者说申辩亦随之而起：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发端，自贺拉斯、“朗吉努斯”以降不绝如缕，经中世纪潜流至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而蔚为大观，诗人俨然成为时代精神的化身和“作者”（ποιητής）——锡德尼即是其中杰出代表。
作为诗人的今人代表，锡德尼机智地回应了柏拉图的挑战。如其所说，柏拉图是“一切哲人中最具诗性的”：他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向我们讲述了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一如诗人所为；不错，柏拉图是反对诗歌，但他反对的是诗歌的滥用而非诗歌本身，事实上他赋予诗歌神圣的灵感力量而褒扬了诗歌；因此确切说来，柏拉图是诗人的护主（patron）而非敌人。不仅如此，锡德尼还援引柏拉图的理念学说进一步进行申辩（同时也是反驳），指出一切人类“技艺”或知识，无论是自然哲学还是道德哲学，如代数、医学、法律乃至形而上学等等，无不“遵从自然”或自然的规律，唯有诗人的工作是例外：他以“应然”（what should or should not be）的道德真理为原型，通过自由驰骋的想象创造了“另一自然”（another nature）或“第二自然”（secondnature），即高于自然（现实）的理念世界；因此，正如上帝是“自然”的诗人（ποιητής），诗人是“第二自然”的作者（maker）——也是更好的作者，用锡德尼本人的话说即“自然的世界是黄铜的，唯有诗人带来一个黄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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