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埃特诗3首

英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华埃特（Thomas Wyatt），英国诗人。毕业于剑桥大学。后进入亨利八世的宫廷,曾任枢密院官员、驻西班牙大使、国会议员、海军司令等要职。1537年受封骑士。曾翻译彼特拉克的诗歌,将意大利的十四行诗和三韵体首次引入英国。其诗作通俗自然,体现了厌倦宦途、隐逸田林的思想。诗集有《诗歌与十四行诗》等。

Sir Thomas Wyatt was a 16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ian, ambassador, and lyric poet credited with introducing the sonnet to English literature. He was born at Allington Castle near Maidstone in Kent, though the family was originally from Yorkshire. His family adopted the Lancastrian side in the Wars of Roses. His mother was Anne Skinner, and his father Henry had been a Privy Councillor of Henry VII and remained a trusted adviser when Henry VIII ascended the throne in 1509. Thomas followed his father to court after his education at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Entering the King's service, he was entrusted with many important diplomatic missions. In public life his principal patron was Thomas Cromwell, after whose death he was recalled from abroad and imprisoned. Though subsequently acquitted and released, shortly thereafter he died. His poems were circulated at court and may have been published anonymously in the anthology The Court of Venus during his lifetime, but were not published under his name until after his death; the first major book to feature and attribute his verse was Tottel's Miscellany, printed 15 years after his death.

难道你就这样离开我?

依然是彼特拉克式的主题，冷酷无情的女子与伤心欲绝的痴情男子，如果说在《被弃的爱者》中抒情主人公尚挣扎于自己最后的男性尊严强压着对其的恋恋不舍，斥责情人的残忍，那么在这首诗里，他已经完全放下了自己的身段，只求能留她在身边，正合英文原诗中的题目那样——苦苦哀求着(The Lover's Appeal)。

全诗四个小节，形式和基调相似。首句“难道你就这样离开我?”以反问句的形式出现，直接而震撼，仅仅从这句话中就能感受到男子的不舍与绝望，瞬间将读者拉入到一个痴情男子拉着他绝情爱人苦苦挽留的场面之中。

即使是自己给出了这一个反问句，却又害怕情人真的会断然回绝，于是没等对方作出回应，又慌慌地补充说：“说不，说不”，急急地要求情人否定这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已经没有太多的词汇和理由来说服她了，“说不，说不”，就像一个天真而着急的孩子在恳求母亲的方式一样，希望她能重复这个最简单的词汇，而这对他而言是弥足珍贵的。这样的四个字，在全诗中共出现了五次，分别出现在第一小节的第二句及每个小节的最后一句，而“难道你就这样离开我”更是出现八次之多，它们像是一段重复出现的二重奏，不仅让诗歌富有韵律和节奏感，更能达到反复咏叹强调的苦苦哀求的效果。

挽留情人的心需要多少个理由?抒情主人公努力在纷乱的头绪中整理思路，他的第一个理由是：“——免得为我的悲愁，/别人对你责难不休。”这个理由显然有着双重的说服力：旁人尚且知道我对你的情谊，他们会因为你抛弃我而对你责难，可见你的薄情;我爱你因而不忍你受这样的羞辱，所以即使你不曾想过我，也应该想想这个后果。也许是去意已决，这样的理由都无法让情人留步，抒情主人公的情绪受到了打击，逻辑思维也开始变得不那么清晰，让第二个理由带上了无尽的幽怨：“我爱你这样久长，/富裕和悲愁时都是一样，/你的心竟这样刚强，/就忍心这样离开我!”急急的告白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也许那种受伤似的口吻更激起情人要走的欲望，于是第三个理由几乎不成为理由而已经是责怨了：“我把我的心给了你，/为了痛苦和悲戚，/都绝不会离去，/难道你就这样离开我?”将自己滚烫的爱情与情人已经冰冷的心放在一起比较，试图让她心存内疚或幡然醒悟而重新珍惜，这似乎并不明智，也许只会让绝情的女子更急于摆脱这样的现状。第四个理由已是溃不成军，当激情受到了毁灭式的打击，当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的时候，也许只剩下无力的感慨：“唉唉!你好忍心!”

作为英国亨利八世时的贵族朝臣，华埃特的很多诗都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宫体诗，求爱不成而自怨自艾就是其中的一个不变主题。但他的诗又不仅仅拘泥于此，就像他一生坎坷的经历一样，那种不凡与深刻往往让它们超然于一般的宫体诗。美国学者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就曾盛赞过华埃特的深刻的内向性和现实主义。从选录的几首诗中，不难发现，华埃特的诗向来接近口语，节奏也并不规范，但也因为这样，显得他的诗更富有力量，感情也更加真挚强烈。这种口语体的英诗风格被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所继承和发展，并一直受到后世的推崇。( 江莉莉 )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初的诗人之一，华埃特最大的功绩在于通过翻译、仿作彼特拉克的爱情诗而把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引入英国。但他真正杰出的诗歌天赋却体现在他的一些格律并不十分严整的抒情小诗上。

《被弃的爱者》以一个被情人抛弃的男子的口吻叙述，阴郁低沉，带着几分讥讽自嘲，语言质朴，用最真实的感受和最细腻的事件来表达内心情感。不同于以往的英诗中所展现的那种辞藻华丽却有些矫揉造作的“优雅爱情”，在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提倡人性的解放、关注现世人生的风格已初露端倪。

全诗共分三个诗节，诗人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逐层展现情人的善变和“我”的无奈心伤。

第一诗节的首句：“昔日寻我，今日躲我”直接点明“被弃”的主题，而诗人不落窠臼地选择了回忆情人之间一个细微亲昵的场景——“当年赤脚走进我房”，更显示出“我”的复杂内心和情人的今非昔比：依然深爱着对方，所以对那些甜蜜的细节如数家珍，犹如历历在目;可是那个曾经如此纯朴温顺的女子现在却变得“野性勃发”，“忙于不断地变心”。接着，诗人运用了一个巧妙的隐喻——“曾经不避危险，/来吃我手上的面包”，用可爱依人的小鸟，带着淳朴天真的心性放心地吃着人类手上的面包这样的画面，来告诉我们，那个弃“我”而去的女子，曾经也似这般似水柔情过。如此画面感极强的叙述，远胜于那些直接空泛的感慨哭诉。“我”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而“她”却早已“远走高飞了”，这样的善变，这样的绝情。

在第二诗节中，“我”再次陷入了对往昔浓情岁月的回忆，特别打动人心的是，诗人依然选取了情人之间特有的小动作和亲昵语言：“把长袍向肩后一推，/伸出长臂小手把我抱住，/甜甜地吻了我，/柔声说：‘亲亲，喜不喜欢这个?’”小小的场景细腻真实，胜过千言万语。情人已经背叛自己，忘记了这段感情，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曾经甜蜜的每一个小细节，甚至当时她所穿的衣服——“漂亮的薄薄新装”——两相对比，愈发强烈。

华埃特之前的诗人很少选取如此生活的场景作为诗作的内容，完全从现实中提取，纯然的口语化，带着“凡尘俗世”的气息。作为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期诗人，华埃特不仅在诗体上，更在诗歌内容手法上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渐渐从甜蜜的回忆中清醒过来，在第三诗节里，抒情主人公终于从正面接受“一切全变了”是事实，承认那是“痛苦的背弃”。只是，即使意识到这一点，“我”又真的会死心吗?如果是的话，那又为什么还要追问“她又该得到什么报应”?从开始的伤心失意，到对昔日温存的追忆，再到不甘心的质问，希望她得到应有的“报应”，“我”始终陷于对背弃自己的情人的迷恋痛苦怨恨之中，千头万绪，难以自拔。

全诗都在抒情主人公对往昔柔情岁月的回忆及现今痛苦挣扎的矛盾中循环往复，而通篇三段亦都采用了ababbcc的韵式，读起来哀回婉转，更在形式上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契合。

虽然诗歌的主题，依然是彼特拉克式的，即描写冷酷傲慢的女子和得不到爱情自怨自艾的男子，但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英国文艺复兴诗歌崇尚人性，关注现世的气息已经随着华埃特的诗句，悄然而至。( 江莉莉 )

作为首位将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引入英国诗坛的诗人，华埃特爵士与萨里伯爵被并称为“英国十四行诗之父”。但与彼特拉克工于雕饰的诗风相迥异，华埃特的诗歌风格素朴简洁、浅显自然。这首《当我想到好运吻了我》集中体现了华埃特一以贯之的上述诗歌风格。

《当我想到好运吻了我》抒写的是一位男子由苦求不得进而“坠入失望之渊”，最终蒙好运眷顾而实现梦想的情感起伏的过程及其复杂的心境。与华埃特创作的大多数诗歌相似，该诗也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并以大团圆式的结局结束全篇。在诗歌形式上，每节皆由四个诗行组成，且格律工整，诗歌语言亦流畅浅显，读来一气呵成，毫无晦涩之感。

综览全诗，诗人以第一人称“我”作为讲述主体，并以“内省”的方式讲述了“我”在情感上失而复得的喜悦心情。该诗的开篇假借“好运”的问询，诗人道出自己的希望：“希望我的爱人/永远把我放在她的心房”;在诗歌的第三小节，诗人的情感似乎陷入了绝境，因为“一阵狂风，/将这美好的光景倾覆”，此时的“我”，被抛入“失望”的渊薮，见不到前途的光明;而第四小节则是全诗的高潮之处，诗人的情感在经历山穷水尽后，“蒙好运如此眷顾”，终于柳暗花明，诗人由此写道“我感到分外满足”，其惊喜之情一览无余，跃然于纸上;在第五、第六和第七小节，诗人运用对仗以及设问的手法将自己的情感层层推进，结句“我的收获令我倍觉满足，/所有的苦难已经补偿”，再次强调和突出了诗人的喜悦以及对这份弥足珍贵、来之不易的情感的珍视。

华埃特的诗歌并无华丽的辞藻、奇崛的诗风，但正是在这朴实的诗风中，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诗人炙热的浓浓真情。( 梁晶 )

英国

文学

英国社会在十八世纪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高官厚禄虽仍为土地贵族所垄断，但国家政策基本上是为金融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政府以殖民制度、保护关税制度、国债制度、近代课税制度促进工商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连年进行殖民战争。劳动人民受到极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繁荣，大型手工业工场在主要生产部门代替了小作坊和个体生产者。十八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出现了使用机器的工厂，人口向城市集中，新的城市在兴起。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诞生了。自耕农遭到破产，旧式乡绅也在消失。较多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和较多代表金融工商业者利益的辉格党轮流把持政权。官场贪污贿赂公行；司法机构弊端重重，它镇压人民，保护有产者的利益；选举制十分腐败；上流社会的奢侈、投机、纵饮、豪赌成为一时风气。

这一时期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残余，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表示同情。另一些作家也打着理性的旗号，但他们却为现存制度辩护，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古典主义在这个时期还有很大影响，保守作家大都遵循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一些进步作家也或多或少带有古典主义倾向。但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批评家都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反映更广阔的现实。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不论古典主义或现实主义都逐渐被一些新的流派所代替了。

本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诗歌创作中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作家是蒲伯（1688—1744）。他模仿罗马诗人，有的诗对贵族生活进行温和的讽刺，有的宣扬庸俗哲学。他长于说理，诗风精巧隽俏，缺乏深厚感情，形式多用双韵体。此后，诗歌中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因素逐渐增长，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作了准备。

十八世纪英国的戏剧创作成就不大。在前期，古典主义戏剧和市民喜剧并存，除了盖依（1685—1732）的政治讽刺剧《乞丐的歌剧》（1728）以外，没有产生杰出的作品。后期才有了一些优秀的喜剧。

由于出版物审查法的废止（1695），政治斗争的需要，城市的发展，读者的增多，物质条件的便利，期刊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几乎每个名作家都办过期刊，如笛福的《评论报》、约翰逊的《漫游者》、菲尔丁的《修道院花园杂志》等等。最有文学价值的是艾迪生（1672—1719）和斯蒂尔（1672—1729）的《旁观者》（1711—1712，1714）。这份刊物每期只登一篇文章，或议论一般社会生活，或评介作家或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其中有一组以虚构人物罗吉·德·柯夫雷爵士等为中心的文章，是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作品。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在小说方面。笛福、斯威夫特、理查生、菲尔丁、斯摩莱特等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它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小说——主要是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反映了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种矛盾，适应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众的要求。这种小说一般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虚构故事，而是以社会生活为题材，以普通人，特别是中下层人物作为主人公。主要的小说多半含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比较严肃的态度对待政治社会问题。小说更多地注意结构，情节趋于集中，时间、地点的安排也较严密。人物性格的塑造、感情心理的刻画、环境的描写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语言一般是日常生活用语。这些特点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新阶段，为以后英国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这个时期，文学作品开始成为商品，作家逐渐成为自由职业者，不再需要显贵作“恩主”。作家往往受雇于书商，撰写或编译各种著作，成名的作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作家集中在伦敦，他们往往和党派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利用期刊、小册子或传单对时事发表意见。他们组织俱乐部（如斯威夫特、蒲伯、盖依等的“斯克瑞布勒瑞斯俱乐部”，约翰逊、哥尔斯密、鲍斯威尔的“文学俱乐部”），常在固定的咖啡馆或餐馆会面、谈天、看报。

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他出身于清教徒的小商人家庭，自己也是商人。一六八八年政变时他积极支持新政权，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有关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政论文。因讽刺当政的托利党的宗教政策，他被捕入狱，以致破产。此后他为历届内阁大臣奔走，并编辑报刊。五十九岁时他的《鲁滨孙飘流记》出版，获得很大成功，后来他又写了不少长篇小说，包括《摩尔·弗兰德斯》。

笛福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中心思想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贸易；他主张扩充殖民地，反对专制政体、等级制度，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鲁滨孙飘流记》（1719）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长篇小说。鲁滨孙在青年时代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违背父亲的劝告，私自逃走，到海外经商。他为摩尔人所掳，做了几年奴隶。后来，他逃往巴西，成了种植园主。由于缺乏劳动力，他到非洲购买奴隶。途中遇难，他独自飘流到南美附近的无人荒岛。小说主要描写他在岛上二十八年的生活。也很快战胜了忧郁失望的心情，从破船上搬来枪械和工具，依靠劳动改善了自己的环境。他猎取食物，修建住所，制造各种用具，种植谷类，驯养山羊，表现出不知疲倦、百折不挠的毅力。独自生活多年后，他遇见一些土人到岛上来举行人肉宴，他从他们手中救出一个将要被杀的土人，把他收为自己的奴隶，取名星期五。最后，他帮助一个舰长制服叛变的水手，搭乘舰长的船返国。他又获得历次冒险所积累的财物，成为巨富，并派人到他经营过的荒岛，继续垦殖。

《鲁滨孙飘流记》的价值在于：我们从这部小说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作者在鲁滨孙身上注入自己的理想，把他塑造成为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对他的品质极力加以美化。鲁滨孙的父亲具有保守的世界观，而鲁滨孙则不安于现状，他总是在行动，在追求。他在荒岛上不惜劳力，不怕艰难，凭着似乎是开辟新天地的热情，用自己的手创造了自己的小王国。他的勤劳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个人生存，为了创造私人财富。他的活动还给人以个人能够创造一切财富的假象。鲁滨孙这个形象也反映了殖民主义者的一些特点。他贩卖黑奴，经营种植园，在荒岛上以代表资本主义文明的火枪和基督教征服土人，并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带到了岛上。以上种种，作者都以肯定的态度加以叙述。

《鲁滨孙飘流记》的主人公是普通的中产阶级人物，这是和过去的传奇与流浪汉小说不同的。作者擅长写具体的行动和环境的细节，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信以为真。他塑造的唯一人物具有典型意义。

笛福另一部重要小说是《摩尔·弗兰德斯》（1722），也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贫苦天真的女子，受人欺骗，而又生活无靠，以致逐渐堕落，成为窃贼，最后被流放美洲，但以幸福婚姻告终。从这部作品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腐蚀作用，但作者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主人公不择手段的欺骗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生于爱尔兰，家境贫苦，靠亲戚的帮助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此后他往来于伦敦和爱尔兰之间，作过私人秘书和爱尔兰的乡村牧师。一六九六年左右，他写出有名的《一个木桶的故事》，讽刺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一七一〇年底至一七一四年，他为托利党内阁大臣服务，编《考查者》报，写政论。这个时期他和作家蒲伯、盖依、医生阿布斯诺特等交往。托利党失势后，他定居爱尔兰，终生担任都柏林圣派特立克大教堂教长。爱尔兰实际上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斯威夫特这时对爱尔兰的状况有深刻的认识。从一七二〇年开始，他用锐利的文笔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讽刺诗，猛烈攻击英国的殖民统治。《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用具、制品的建议》（1720）指出英国的侵略使爱尔兰生产凋敝，号召抵制英货，使用国货。《德莱比尔的信》（1724）共七封，假托一个名叫德莱比尔的布商，抗议英国国王特许一个英国商人在爱尔兰铸造贬值铜币，呼吁全国一致拒用，并指出爱尔兰人民应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里，斯威夫特怀着强烈的憎恶心情，以表面温和的笔法，忿怒地谴责英国的奴役和剥削，指出爱尔兰穷人无法生存，唯一出路只能是吃掉或出卖自己的孩子。他受到爱尔兰广大人民的爱戴，被称为“爱国志士”。

《格列佛游记》（1726）是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是一部讽刺杰作，全书分四卷，叙述一个英国医生格列佛航海飘流到几个幻想的国家的经历。第一卷写他在小人国（利立浦特）宫廷看到身长不过六英寸的小人以种种卑鄙手段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政客们按照鞋跟高低的不同而分成两党，彼此誓不两立。利立浦特和另一小人国因为争论吃鸡蛋时打破大端还是小端而连年血战。皇帝想利用格列佛吞并敌国，遭他拒绝。格列佛为了避免报复，逃离利立浦特。这一卷主要讽刺英国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党派纠纷和以宗教信仰分歧为借口的掠夺战争。

第二卷写格列佛到了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被当作玩物送入宫廷。格列佛把英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向国王夸耀，国王对此一一进行质问和抨击。作者通过国王的话谴责了英国的腐败政治和侵略战争。大人国的政治社会情况体现了作者一些正面理想。这里法律简明，没有常备军，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学。国王认为治国之道不外常识和理智、公理和仁慈。

第三卷叙述格列佛在飞岛（勒皮他）、巴尔尼巴比、巫人岛（格勒大锥）、拉格奈格等地的见闻。这部分内容较为驳杂，主要是对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对英国政治情况等方面的讽刺，也反映了人民反压迫的斗争。

格列佛在最后一次航海中到了慧痠国，在那里，马是有理性的、公正的、爱好和平的、统治全国的动物，而人形的“耶胡”则是丑恶、贪婪、淫乱、好战的兽类。格列佛向供养他的灰马介绍并批判英国状况。马国处于原始状态，除三年开一次的国民大会外，无任何组织。格列佛想终老于此，但被赶出。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谴责了殖民制度，把殖民者比作海盗、屠夫。

斯威夫特对英国政治，尤其是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格列佛游记》抨击了英国十八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统治，批判了行政、立法、司法制度，殖民主义，金钱关系等各方面的黑暗和罪恶。游记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保守倾向，如肯定等级制度，留恋较原始的社会，不恰当地讽刺自然科学，并流露出一些阴暗情绪。书中深刻的内容和丰富的幻想交织在一起。全书，尤其是前二卷中，情节和细节都极生动滑稽，富有童话色彩，许多场面使人难忘。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讽刺手法，如象征影射、直接谴责、反语、夸张、对比等。故事是通过格列佛的游历串联起来的，这是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法。这部作品的语言朴实清晰，准确有力。

撒缪尔·理查生（1689—1761）生在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他十五、六岁时到印刷店作学徒，并利用闲暇时间自学。后来他自己开店，在当时印刷业中很有名望。他根据别人建议，写了一部尺牍，备人模仿，内容多是劝善修身之道，由此他得到启发，写了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米拉》（1740—1741），副标题是《美德有报》。小说写一个乡绅家的女仆帕米拉坚决抵御主人对她的无礼企图，迫使他正式娶她为妻，婚后她又以自己的品德、仪貌赢得乡绅和他的朋友们的尊重。作者把帕米拉当作中等阶层女德的典范，但她不过是把贞操当作商品，待价而沽。理查生最成功的小说《克莱丽莎·哈娄》（1747—1748）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克莱丽莎的家庭为了经济利益，强迫她嫁给一个她所厌恶的富人。她在危急中逃出，落入花花公子勒甫雷斯的手中。她发现勒甫雷斯的自私面目，但已无法逃走，终于因长期受到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而死。小说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妇女婚姻不能自主的现象，批判了贵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

理查生在英国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小说完全摆脱了以主人公多种多样的见闻经历作主线的传统写法，而是集中描写一件事的始末。他不用奇闻异事吸引读者，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婚姻、道德等问题为内容。他特别注意分析和描写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不仅限于叙述人物的行动。他善于写善良的弱女子令人心酸的处境和她们的悲苦心情，目的在于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帕米拉企图自杀前的心理，克莱丽莎受折磨时的境况和悲伤，曾使当时许多读者流泪。这一特点使他的作品具有感伤主义因素。他的小说冗长，说教气味浓厚。

亨利·菲尔丁（1707—1754）是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他出身破落贵族，曾在贵族的伊顿学校和荷兰莱顿大学学习。一七二八年他的第一部喜剧公演，一七三〇年回国，以戏剧创作为主，在此后七年中写过许多喜剧、笑剧、讽刺剧和小歌剧，主要讽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政治黑暗。《巴斯昆》（1736）和《历史纪事》（1737）讽刺以行贿贪污著名的英国第一任首相瓦尔浦。《历史纪事》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年鉴的名称，写一七三六年发生的事。作者用剧中剧的手法，写一个作家在排戏，戏中演几个政府首脑商议怎样弄钱，有人主张征税，另一个说他在想还有什么可征的税，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对无知征税，因为大多数有钱人是无知的。当他们离开舞台时，剧中的剧作家说他们征税去了，并指出“欧洲整个历史就是这么回事”。剧中有一场，影射瓦尔浦用这样搜刮来的钱收买反对派。《历史纪事》激怒了瓦尔浦，他在当年就使议会通过戏剧审查法，封闭大批戏院，只留下两家。菲尔丁不得不结束戏剧创作，去学习法律。四十年代初他又开始写作，创办期刊，写小说。一七四八年他为生活所迫，担任伦敦一个区的治安法官。他在一七五四年因病到葡萄牙的里斯本休养，不久在那里逝世。他的小说中重要的有四部。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以当时一个有名的强盗首领魏尔德的事迹为根据，讽刺瓦尔浦型的资产阶级政客。魏尔德利用手下盗贼作案，赃物大部分归他所有。他小时的同学——开珠宝店的哈特夫利诚实善良，对他一片热情，他却骗走哈特夫利的大批财宝，害他入狱，拐走他的妻子，企图霸占她。但魏尔德终于失败被捕。在狱中他还和另一强盗首领争夺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权利。菲尔丁认为盗匪首领和政府首相没有差别，他们的“伟大”就是压迫和剥削善良的“小人物”，盗取“公众的钱袋”，并且彼此倾轧。小说中的正面主人公哈特夫利心地善良纯朴，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作者往往通过寓意的手法进行讽刺，如魏尔德在狱中和另一强盗首领争夺睡衣的情节，体现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无聊可笑。

《约瑟·安德鲁传》（1742）写贵族布比夫人的男仆安德鲁拒绝女主人的引诱而被解雇，他离开伦敦去找他的情人、女仆芳妮，途中他先后遇到本村牧师亚当斯和芳妮。小说主要描写这三个穷人在路上的经历。他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糊涂的治安法官，企图凌辱芳妮的乡绅，拿穷人开心的地主，狠心的店主妇，爱猪甚于爱人的牧师，富有而一毛不拔的管家；他们也遇到一些善良的穷人。最后安德鲁和芳妮克服种种阻挠，结成婚姻。这部小说广泛反映了当时英国乡村社会情况，真正的主人公是亚当斯牧师，他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但不了解人情世态，常常陷于尴尬可笑的境地。作者有意把他刻画成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恶习相对照。类似亚当斯的形象在以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常常可以遇到。

《汤姆·琼斯》（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弃儿汤姆·琼斯和乡绅女儿苏菲亚·魏斯顿的恋爱故事，描绘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真实的图画。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分别叙述主人公在乡村、在逃往伦敦的路上和在伦敦的活动。出身不明的汤姆在乡绅奥尔华绥抚养下长大，是一个真诚、心肠好但又轻率放任的青年。他得到苏菲亚的爱，受到奥尔华绥的外甥、伪善自私的布利非的中伤，被赶出家门。苏菲亚也因父亲强迫她嫁给布利非而偷逃出来。他们在路上经历了种种事件，到了伦敦，在那里汤姆又被布利非陷害，苏菲亚也受到家人的强制。最后布利非面目暴露，汤姆和苏菲亚结婚。菲尔丁通过汤姆和布利非的对比，肯定了发自内心的善，否定资产阶级以自私为核心的伪善。作品批判了以门第、金钱为条件的婚姻，揭露了贵族的荒淫无耻和上流社会的罪恶。全书人物四十多个，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如贵族、乡绅、商人、追逐财富的冒险家、教师、守林人、旅店主、军官、被迫为盗的穷人等等。其中许多人物刻画生动，具有典型意义。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机智精炼。

这部作品每卷第一章是一篇独立的散文，大都是文论性质的，阐述作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见解。

菲尔丁把《约瑟·安德鲁传》和《汤姆·琼斯》的体裁叫做“散文体的滑稽史诗”。它们的共同点是反映的生活面广阔，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富有滑稽、幽默、讽刺的成分，利用了一些如一主一仆、旅途经历、旅店风波等传统手法。

《阿米莉亚》（1751）是菲尔丁最后一部小说。温顺贞洁的阿米莉亚出身富家，却宁愿嫁给穷军官布斯上尉。生活的贫困、有权势的人物对阿米莉亚的野心和布斯的轻率性格，都给他们带来困难，给阿米莉亚带来痛苦。最后布斯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又得到意外的财产，他们的苦难才告终了。这部小说的情调和前两部不同，很少有滑稽幽默的成分，而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凄凉的心情，带有感伤主义因素。它的情节更集中，批判性更强，它揭示穷人受有钱人的压迫凌辱，着重谴责英国的司法系统，刻画了治安法官、律师、执行吏、狱卒等一群枉法受贿的司法界人物形象。全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接近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菲尔丁着重批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他揭露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拜金主义、道德败坏，对中、下层人民抱有极大的同情。他的批判是从人性论、抽象道德观出发的，他的正面人物体现了这种观点。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也说明了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和同时代的小说相比，他的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更广，人物性格塑造更丰满，更有典型性，结构更加完整。他是十八世纪欧洲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721—1771）出身苏格兰地主家庭，在一次英、法争夺南美洲殖民地的战役中，当过英国军舰上的军医助手。一七四四年后他开始创作，并参加在野党反对瓦尔浦的活动。他的主要贡献是小说创作。

《蓝登传》（1748）是带有自传成分的小说。蓝登的父亲因婚姻问题出走，蓝登童年受家族歧视，教师虐待。他当过外科医生的学徒，后来到伦敦谋生，作了军舰上的医生，参加战争。离开军队，他就伪装贵族，在国内外靠欺骗和赌博为生。最后他和舅父一起到海外贩运黑奴，在美洲遇到发了财的父亲，和他一同回国。《蓝登传》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英国和欧洲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小说愤懑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社会上对苏格兰人的歧视，特别揭发了英国海军的黑暗，但小说缺乏深度，作者对主人公的行径也毫无批判。

《亨弗利·克林克》（1771）是书信体小说，通过一个老乡绅和他的家人在一次旅行中所写的书信，反映英国的广阔现实。作者描写了贵族、资产阶级在游览胜地巴斯的奢华生活，公路上盗贼横行的情形，工业革命开始后伦敦等城市的畸形发展，劳动人民的失业现象等。作者创造了几个有声有色的人物，笔调轻松幽默。

十八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发生后，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出现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古典主义已成尾声；诗歌和小说中感伤主义流行；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所引起的复古倾向开始抬头；同时一些民主作家对劳动人民表示同情，在启蒙思潮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谴责了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的形成作了准备。

撒缪尔·约翰逊（1709—1784）是英国十八世纪后半期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生于一个书商家庭，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因贫辍学。后来他到伦敦，以写作为生。从一七四七年起，他用八年时间编纂英语辞典，于一七五五年出版。他的辞典在促进英国语言规范化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约翰逊继承十八世纪初艾迪生和斯蒂尔的传统，肯定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以“文学反映永恒人性”为标准来衡量文学。他的《莎士比亚集序言》（1759）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古典主义原则，但也肯定莎士比亚在悲剧中加进喜剧因素，并为莎士比亚不遵守三一律辩护。他的《诗人传》（1781）写英国十七、十八世纪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注意材料的搜集和生活细节的叙述，夹杂对作品的评价，成为独具一格的传记文学。

约翰逊在开始编纂辞典时，曾写信给贵族吉斯特菲尔伯爵求助。伯爵置之不理。辞典编成后，伯爵又答应给他支持。他在有名的《致吉斯特菲尔伯爵的信》（1755）中谢绝伯爵在他成功后给他的支持，这标志了文人隶从贵族恩主时代已经结束，他们取得了经济独立，开始成为“自由职业者”。

感伤主义诗歌在十八世纪前半期已有所表现。汤姆逊（1700—1748）在长诗《四季》（1726—1730）中描写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和诗人的感受，向大自然寄托孤独的心情。诗里有一些感伤主义的插曲，其中有的表现了对农民疾苦的同情。杨格（1683—1765）的《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1742—1745）写于六十岁以后，抒发了诗人在妻女相继亡故的打击下个人的极度痛苦。他认为生活就是痛苦，理性无能为力。格雷（1716—1771）的《墓园哀歌》（1750）以完美的古典主义诗歌形式表达他对农民的同情，为农民的天才得不到施展而鸣不平，谴责暴君，但全诗基调是低沉的。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诗人也以死、坟墓为题材写诗，形成所谓“墓园诗派”。

十八世纪中叶，许多诗人对中古感到兴趣。格雷在六十年代初以古威尔士故事写诗，翻译了冰岛的史诗。稍后，波西（1729—1811）搜集古代民歌，编成《英国古诗选》（1765），也反映了社会上对中古的兴趣又一次抬头，对于带有忧郁的、悲剧的情调的诗歌，兴趣更浓。苏格兰农民出身的麦克菲逊（1736—1796）搜集克尔特人的民歌，并以现代英语仿作《莪相集》（1762—1765），假托是古代歌者莪相的作品，称颂古代英雄，惋惜英雄时代的消失。《莪相集》的影响一时遍及全欧。却特顿（1752—1770）假托中古诗人之名，发表了一些富有中古浪漫色彩的诗歌。

复古倾向在小说中的反映是所谓“哥特式 [5] 小说”。这一流派的作家有贺拉斯·瓦尔浦（1717—1797）、拉德克力夫夫人（1764—1823）、路易斯（1775—1818）和麦图林（1782—1824）等。他们的小说描写由于争夺财产或满足个人情欲而引起的谋杀、迫害，主要人物往往是病态的。它们多半以中古的城堡为背景，充满恐怖神秘的气氛。

劳伦斯·斯泰恩（1713—1768）是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他是牧师，但生活极不检点。《商第传》（1759—1767）共九卷，没有写商第的生平，却写了商第的父亲和叔父的怪癖。作者认为人对怪癖应取放任态度，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小说偶尔有同情小人物的情节。在形式上，它打破传统小说的格式，打乱时间、空间的次第，充满长篇插话，甚至把序言插在全书的中间。书中有时留下空白，有时插入一页黑纸。他的《感伤旅行》（1768）写自己在英法战争时期取道法国到意大利去的经历。它主要不写自己见到的现实，而是写他对一些小事的感受和异想。作者对别人的心情也极为敏感，要求彻底解放感情，宣扬感情至上。他的作品追求琐细的感受、幽默的情趣、新奇的表现手法，而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

奥立佛·哥尔斯密（1730—1774）是十八世纪后期重要作家。他生于一个爱尔兰牧师家庭，大学毕业后又学医，以后住在伦敦，主要靠写作为生，和约翰逊友善。他写过许多类型的作品，他的诗歌、小说、喜剧都有相当成就。《世界公民》原名《中国人信札》（1760—1761），假托一个中国人把他在伦敦的见闻写成书信，寄回中国，讽刺了英国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学、各种社会类型以及他们的精神道德面貌。《威克菲牧师传》（1768）写一个乡村牧师受地主的欺压，他的女儿受地主的蹂躏，儿子也遭到迫害，全家入狱，最后地主的叔父才使他们全家苦尽甘来。作品批判了地主阶级欺压善良，也讽刺了资产阶级中下层人们的虚荣心。它带有感伤主义成分，极力写主人公的悲惨处境以打动读者。作者认为应该以道德改善社会，以仁爱待人，应安于淳朴的生活，带有相当浓厚的妥协性。他的风俗讽刺喜剧《好心人》（1768）和《委曲求全》（1773）在当时获得很大成功。诗作《荒村》（1770）哀悼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破坏的农村，以理想化的旧农村的淳朴安适和当前的荒凉作对比。

理查·布林斯莱·谢立丹（1751—1816）是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最有成就的喜剧家。他出身于演员家庭，后来成为戏院经理、国会议员。当时一般剧本追求造作的感情和夸张的戏剧性，失去了和生活的联系。谢立丹却以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进行创作。他的第一部喜剧《情敌》（1775）对中上层社会的一些风习作了温和的讽刺，创造了一个咬文嚼字但经常用错字的喜剧人物马拉泼洛普夫人。他最有名的作品《造谣学校》（1777）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造谣中伤、伪善、淫逸放荡的风习。出身寒微、嫁给年老的爵士的提兹尔夫人一心想学贵妇人的派头，在一群道德败坏、搬弄是非的人中间几乎失身给伪君子约瑟·萨尔菲斯，只是在认清约瑟的面目之后，在丈夫的感化下才悔悟过来。作品另一条线写约瑟和他的弟弟查理的对比：前者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自私自利，荒淫无耻；后者行为放荡，本质却是善良的。他们共同追求一个女子。后来他们的叔父从国外回来，化装为高利贷者和穷亲戚，分别去见他们，才揭露了约瑟。《造谣学校》是英国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的缩影，讽刺辛辣，情节生动有趣，人物语言符合个性特点。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十八世纪苏格兰最杰出的诗人。他出生于贫苦的佃农家庭，只在童年受过几年教育，以后利用农田劳动之余自学。在苏格兰民间传说和歌谣的哺育下，他十几岁时就开始写诗。一七八六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轰动了苏格兰。后来他游历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并开始整理和改写民歌。他当过税收员，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曾买炮资助，不幸为英国政府截获。他在贫困中死去。

彭斯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他写了许多诗篇赞美革命、自由、平等，反对专制压迫、民族压迫。他歌颂美国的独立和法国的革命。《自由树》一诗赞颂在自由鼓舞下的法国人民“砍下国王的狗头”，“使走狗们遁逃”。这首诗最后写道：

让我们祈祷会有一天来到，

　古老的英格兰也把这棵名树种好；

这未来的一天啊，让我们放开歌喉，

　愉快地迎接自由！

他在《苏格兰人》一诗中，通过曾在十四世纪打败英国侵略军的苏格兰国王之口，发出争取自由的战斗号召：

死一个敌人，少一个暴君！

多一次攻击，添一分自由！

　　动手——要不就断头！

彭斯和苏格兰广大农民一样，身受民族压迫和贵族地主、教士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与精神束缚。他看到农民“吃粗粮，穿破烂”，而“蠢才穿罗着缎，坏蛋饮酒作乐”。他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寄生虫、剥削者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鞭挞。在他的名诗《两条狗》中，他利用地主家和农民家的两条狗的对话，把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加以鲜明的对照，农民们挨打挨骂，受冻受饿，地主们却用逼来的血泪斑斑的租金吃喝嫖赌。他的《威利长老的祈祷》揭露了牧师的贪杯好色和伪善。彭斯希望把牧师、主教送上天去修道，给贵族备好铡刀，让爵士上吊；他希望和平、友爱与自由的社会到来（如《大好年华》）。他的诗称赞人民的光明正大、勇敢、忠实和友爱等品质。

彭斯的许多抒情诗和他整理的民歌至今还在广泛传唱，如《我的心呀在高原》、《约翰·安德生，我爱》、《一朵红红的玫瑰》、《往昔的时光》等。在这些诗里，他歌颂祖国、友谊和爱情。他也写过一些民歌体的谐谑诗。

彭斯的诗有深厚的人民性，反映了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要求，表达了苏格兰农民的情绪和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诗中感情淳朴深挚，语言清新明快。他成功地运用了民歌体和苏格兰方言。他的作品有时也流露出乐天知命的思想或伤感情绪，有些用英语写的诗比较缺少他的特色。

威廉·布莱克（1757—1827）也是一位民主诗人。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时当版画师的学徒，后来以刻版画为生，在这方面也很有成就，曾为《旧约·约伯记》、但丁的《神曲》、杨格的《夜思》和格雷的诗歌等作插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他结识了民主主义者潘恩、葛德汶、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等人，他们对他的作品有影响。他的抒情诗集《天真之歌》（1789）歌唱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的欢乐和“爱、仁慈、怜悯、和平”。《经验之歌》（1794）的情调有了显著的改变。这本诗集主要描写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对社会提出控诉。如在《伦敦》一诗中，诗人描写他所看到的每一张脸“都浮现着衰弱，浮现着伤感”，他听到成人的呼喊，孩子的惊叫，士兵的叹息，妓女的咒诅。《扫烟囱的孩子》控诉社会对贫苦儿童的残酷。《虎》歌颂暴力的美。布莱克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法兰西革命》、《欧洲》，歌颂自由、解放，要求改革现实。他还写过许多长诗以表达理想，但神秘主义和象征色彩浓厚，流于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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