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哈代不仅以他描写英国乡村在19世纪后期的特定生活和社会场景的“维塞克斯小说”而闻名于世，同时在英国文学史上他又以描写战争题材的《列王》等作品而占据重要的位置。他在《列王》以及部分战争题材的抒情诗中所体现的战争观，至今依然能给爱好和平的人们带来震撼和启迪。文学评论家欧文·豪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撰文说：“当我们慢慢地从现代主义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人们定会感到，哈代的诗比T. S. 艾略特的诗更具有永恒的价值。”欧文·豪的这一语句虽然强调了哈代诗歌所具有的永恒的价值，但是，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他在此强调哈代是一位与现代主义迥然不同的传统诗人，以及强调传统文学形式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仔细阅读哈代的诗作，不仅可以感知哈代作为20世纪诗人在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而且可以看出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的独到的把握和理解。在这一方面，我们从他所创作的一系列战争题材的诗篇入手，更能感知他的现代性和超前的观念。尤其是跨入新的世纪之后，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我们仅重温一下哈代的战争题材的诗篇，就能强烈地感受到作家哈代的现代意义和时代精神。 第一节 哈代战争主题的基本体现 已经消逝而去的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世纪，突飞猛进的科技，迅疾发展的文化，没有任何一个世纪比它更为辉煌。然而，20世纪又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世纪，从世纪之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纪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世纪末的海湾战争，从原子弹等杀人武器的诞生到在广岛的实际运用，人类相互之间的残杀的规模到在战争中惨死的数量都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在跨入新的世纪之后，在战争的风暴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之际，我们考察一下文学史上的战争主题，反思一下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创伤，感受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反战情绪，或许有助于人类的思考，给人类一定的启迪，并激发人们对和平的眷念和向往。实际上，在世界文学史上，战争题材一直伴随着文学的进程而不断得到发展，也是文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19世纪的托尔斯泰和20世纪的海明威，文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战争的体验和对战争的复杂的感受。尤其是语言简洁凝练、思想含蓄深沉的诗歌，更适于表达复杂的思想情绪，是历来受到作家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在一系列描写战争题材的优秀诗篇中，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同样有着独到的贡献。但是，在反战文学的研究领域里，他显然遭到了严重的忽略。西方论述战争诗篇的著述也为数不少，然而极少提及哈代。有时偶尔涉及时，观点也极为片面，如希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中，认为哈代的《战争诗抄》中的诗篇只是强调了“个人的悲伤和领悟”。而《战争的见解》一书的作者则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哈代以描写爱国主义的诗篇来体现支持战争的努力。”甚至认为：“哈代决心给予战争以全力的支持。”这一现象表明，西方尽管十分重视哈代作为诗人的意义，但对哈代的战争主题的诗歌仍然缺乏公正的理解。我们有必要对哈代的战争题材的诗作中所体现的战争观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在现在一些通行的文学史教科书中，哈代仍然只是作为一名小说家而被论述的。人所共知：哈代在自己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系列作品中，反映了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生活，描述了英国农村小农经济破产以及农民走向贫困的过程，因而被看成是英国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被认为是“工业文明之后还残存的古老的、宗法制的农业社会的最后代表之一”。然而，这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本身就忽略了哈代作为20世纪作家的重要意义，更忽略了他诗歌创作方面的突出成就。由于哈代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出版之后，因受到攻击而放弃了小说创作，并在189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威塞克斯诗集》之后，倾心从事诗歌创作，因此，发生在此后的历史事件以及作者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我们再也无法从他小说作品中探寻答案了。其实，托马斯·哈代是一位极具时代精神和现代性的作家。作为一位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的作家，他所处的独特的年代，使他有机会经历了维多利亚王朝和乔治王朝，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派的盛行时期。他在近70年的创作生涯中，既以小说创作典型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农村生活场景，又以诗歌形式独特地展现了20世纪初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了时代的声音和历史的脉搏。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他后期诗歌的创作的了解，才能全面把握他的思想和创作。同样，当时与英国相关的英布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要战事，以及作者对待战争的态度，我们只有从对他的诗歌作品的深入探究中才能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哈代描写战争主题的诗篇，主要体现在1902年出版的《今昔诗集》（Poem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1904至1908年出版的史诗剧《列王》（The Dynasts ）、1909年出版的诗集《时光的笑柄》（Time's Laughingstocks ）、1914年出版的诗集《命运的讽刺》（Satires of Circumstance ），以及1917年出版的诗集《梦幻时刻》（Moments of Vision ）等几部作品中。除了《列王》之外，相对集中的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有收在诗集《今昔诗集》中的“战争组诗”和收在诗集《梦幻时刻》中的“战争与爱国主义组诗”。哈代的战争诗篇为数较多，在他的创作中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这几部作品描写的事件或创作的背景分别是19世纪初期的反抗拿破仑的战争、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英布战争，以及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作品描写的虽是不同时期的三次战争，但反映的却是哈代始终如一的战争观。他在不同的时间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所爆发的战争的描写和反思，始终如一地谴责了战争的残忍和无谓以及给人类社会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所带来的深重的灾难，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同时也在战争观中充分体现出了深受叔本华影响的悲观主义的思想倾向。 第二节 与传统定论相悖的强烈的反战情绪 就哈代描写战争的诗篇而言，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鲜明地表现了作者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相悖的思想倾向，即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思想。那么哈代为什么要以诗的形式，而不以小说等其他形式来表达这种反战思想呢？这是因为在哈代看来，诗歌更为抽象、含蓄，而表达的思想却更为深沉、凝练、生动。而且在当时特定的情形下，以采用隐喻和形象化语言为基本特征的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倾向，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这方面哈代是深有体会的，他曾经感叹：“如果伽利略以诗的形式表明地球是在运转的思想，那么他就不会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所以他得到启发：“也许我以诗的形式更能充分地表达我的一些与僵死的定论相悖的思想和情感。”哈代与传统定论相悖的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最初描写战争的组诗《战争诗抄》（War Poems）中就奠定了基调。收在《今昔诗集》（Poem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中的组诗《战争诗抄》描写的是英布战争中的事件。当时，即1899年至1902年，英国政府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南非发动了侵略战争，哈代则在这11首组诗中揭露战争是造成人民灾难的根源，暴露英布战争的虚伪狂热以及战争的残酷。如《别离》、《炮兵连的离别》、《鼓手霍吉》、《被屠杀者的灵魂》、《士兵的妻子和情人之歌》等诗，大多以英国普通人民的眼光和英国士兵的悲惨境地，渲染了战争的残暴和罪恶，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如独白诗《炮兵连的离别》，便是一曲即将失去丈夫的妻子的悲歌。这是哈代根据所观察到的一个真实的情景而写的。1899年11月2日，皇家野战炮兵部队第73炮兵连离开多切斯特的兵营，前往南非作战。在冒着倾盆大雨向多切斯特车站行军时，湿透衣装的雨和摇曳的煤气灯的灯光与跟在军队后面的女性们的心境非常吻合。最后吻别的脸庞被风中摇曳的煤气灯灯光勾勒出侧面剪影。一切生命力都似乎从战士身上耗尽，但是那侧面剪影上的枪支却像是“活的物体”，其巨大的喉咙暂时沉默着，但预示着残暴战争的来临。在《鼓手霍吉》一诗中，作者对战死在异国他乡的普通士兵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前来参战的威塞克斯故乡的庄稼汉，不加装殓，就被扔进了坑中：刚刚来自威塞克斯故乡，年轻的鼓手全然不知这灌木丛、这粉状的土壤、这广阔的台地有何意义；不懂为何每当夜色苍茫，升起的星星这样奇异。这种反战的情绪在《被屠杀者的灵魂》一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首诗歌构思精妙，笔法娴熟，显得独具一格。作者在诗中通过在侵略战争中不幸战死的士兵的阴魂与将军阴魂的对话等形式，以极为简洁的诗句来表现战争的不义、牺牲的无谓。这些如“巨翼苍蝇振翅”的阵亡将士的阴魂聚集到了一起，急于了解他们的亲人是怎样分享他们的英名，结果得知，他们的恋人已经另有所爱，他们的亲人并不看重他们的光荣，他们的母亲也只是偶尔谈起他们参军之前的小时候的往事，他们的父亲甚至后悔不该在他们的小时候给他们讲了战斗的故事，从而激励了他们“投身不幸的征战”。在哈代所创作的表现人类战争的无谓和残忍的诗篇中，收在诗集《时光的笑柄》之中的作于1902年的《他杀死的人》一诗，也极其具有代表性：“假若我与他相遇在一家古老的酒馆，我们很可能坐到一起，把几升啤酒着实喝干！“可是我俩当上了兵士，我们两人怒目相视，他朝我射击，我朝他射击，谁知把他杀死在原地。“我射死他只是因为——只是因为他是仇敌，一点不错，他当然是我敌人；这清楚无疑，但是“他当兵也许像我一样，完全出于临时的决定——失了业，卖掉了家什——不会再有其它的原因。“是的，战争真是古怪离奇你在战场把别人杀死，倘若在酒店，你也许请他入座，或者资助他半个硬币。”这首诗用的是ABAB韵的歌谣体形式，以六音节为主的简洁、朴实的诗行，表达了人与人之间饮酒时分的真诚的友谊，以及战争时分的对抗角色的愚蠢。直接引语和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显得非常真实、生动。叙述者想象他们的参战都是出自一时的冲动或生活的偶然，并无任何敌意。饮酒与枪杀、友善和仇恨这两种概念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形象性地突出了战争的恐怖和无谓。 第三节 平凡生活的伟大与永恒 哈代在描写战争的诗中，在表现战争的残忍和无谓的同时，也歌颂了普通士兵的顽强和崇高的品质以及他们在特定意义上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并通过战争与和平生活画面的对照，来激发人们对战争的憎恶以及对普通的和平生活的眷念和憧憬。如在《炮兵连的离别》一诗中，与丈夫告别的妻子尽管深知战争的残忍，但仍然怀着信念，乞求上苍保佑：有人说：“他们有去无归，从此以后我们永远失去了他们。”哦，这话说得不当！虽然他们行程艰难，但是必有“巨手”指引，在短暂或长久的时间里他们定会安然无恙。在抒情诗集《梦幻时刻》中，收有题为“战争与爱国主义诗辑”的组诗，共17首，主要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一国动员了800万人，死178万，伤200万。死伤总数远远超过二战。”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战争对人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诗人哈代也不例外，被战争深深触动。他所作的这些诗篇，有的是总体表现作者对战争的态度，如《他的国家》、《为此遗憾》、《在“列国破碎”时》、《我遇见一个士兵》等；有的是具体表达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如《开赴前线的战士之歌》、《无家可归者的呼叫》、《行军前后》、《战时除夕夜》等。在这些抒情诗中，哈代既谴责战争的无谓和残忍，控诉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又对普通士兵的遭遇寄予同情，并歌颂他们在反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气概。其中，《在“列国破碎”时》不仅是世界诗歌史上战争题材中的杰出作品，而且也是抒情诗中的名篇。只有一个耙地的农夫慢步行走，默默无闻，前面一匹踉跄的老马半醒半睡，不断打盹。只有从一堆茅草之中冒出没有火苗的薄烟；尽管许多王朝逝去，薄烟却继续绵延。远处有一个少女跟着情郎说着悄悄话儿走了过来；他们的故事还没失传，战史便被夜空淹埋。《在“列国破碎”时》（In Time of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一诗作于1915年，诗题中的“列国破碎”出自《圣经》中的《耶利米书》：“你是我战争的利斧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在此寓指毁坏人类的残忍的战争。在这首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的抒情小诗中，哈代以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诗句，说明了战争的渺小与短暂，歌颂了普通生活的伟大与永恒。三节诗中，每节诗中出现一个中心意象，构成三幅形象生动的诗的素描：第一幅画面是一个耕耘的农夫赶着一匹踉跄而行的老马，第二幅画面是一幢茅舍之上冒出袅袅炊烟，第三幅画面是一对情意绵绵的男女青年，柔声细语，并肩而行。这三幅普通的乡间生活的画面，显得栩栩如生，意味隽永，给人一种轻松、安全、宁静、和平之感，与“列国破碎”的战争场面形成强烈的对照。该诗的最后两行，完全是画龙点睛之笔：“他们的故事还没失传，/战史便被夜空掩埋。”这两句诗从结构上和内容上把三个独自分离的画面和意象联结成了一个整体，表现了生活的美好、爱情的永恒，说明创造历史的是普通百姓，是他们的劳动和日常生活，而不是残忍的战争。一切屠杀人类的战争都将瞬息消亡，如昙花一现。而日常生活则显得伟大、永恒，普通的生活坚不可摧，超越时空，是任何渺小的战争所无法扼杀和无法比拟的。尽管“农夫和老马”、“袅袅炊烟”以及一对青年情侣的情意绵绵这些普通的生活画面永远不可能写进任何历史书籍，但是它们却比历史书籍更为永恒和伟大。由此可见，哈代在这首抒情诗中表现了在“列国破碎”时分的对生活的强烈的信念以及乐观主义的思想情绪，同时也通过战争场面与和平生活画面的对照，来激发人们对战争的谴责以及对美好的和平生活的向往。同时，我们应当指出，尽管组诗题为“战争与爱国主义诗辑”，但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并非像西方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对战争的支持，而是如上所述，是通过描写战争的残忍来表现和平的意义。对于“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哈代同样也有着自己的独到的理解。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对和平的事业所作的努力将会一无所获，除非将爱国主义的情绪从附在字面上的狭隘的意义中解救出来，并延伸到整个地球。”由此可见，作家哈代是从共同的和平事业与全人类的利益来考虑和理解“爱国主义”的内涵的。第四节 战争诗篇中的悲观主义思想及其命定观念托马斯·哈代是一位出色的悲观主义作家。“他喜欢描写任意孤行的‘命运’，并赋予它以社会现实性和普遍性的含义。”对待战争也是这样，我们透过哈代描写战争的诗篇，可以看出他的悲观主义思想及其命定观念。关于当时的战争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R. H. 摩特兰姆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和在非洲、印度、美国以及在太平洋发生的一样……欧洲的战争破坏了一切正常的宏伟的秩序，这种秩序发轫于英国的银行，它使人们能够在德国听音乐，在法国和意大利度假期……我所熟悉的和我周围的人所熟悉的那个世界是已经到了末日了……我们这儿早就有过无数次的罢工、涉讼和危机，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的。我感到现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了。我甚至不能相信，我们是真的结束了战争。”托马斯·哈代与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因战争而引起了他更为深层的思想上的迷惘和精神上的困惑。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先于美国著名的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表现了20世纪初期战争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无疑影响了整个20世纪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在思想和情绪方面，对现代主义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也许正是在这一层次上，哈代被评论界誉为英语“现代诗歌之父”是当之无愧的。由于他所受到的德国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唯意志论”以及英国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他无疑也要把战争的残忍归咎于他经常表现的“内在意志力”的作用。哈代所称的“内在意志力”（Immanent Will），实际上就是指“盲目地主宰一切的上苍”。如在《战时除夕夜》一诗中，诗人在描写了战时除夕的种种恐惧幻觉之后，在结尾的第七节中认为战争的灾难是命运的安排：或许更多血和泪！——更多饥饿战火——更多分离和震惊的打击！便是命运之神的安排骑手飞驰传指令给惨白的欧洲，松树在疲惫地低吟。哈代因此把战争看成是冥冥之中“内在意志力”非理性作用的结果。这是他不能客观地分析社会原因的体现。与此同时，他也力所能及地在现实世界中探究悲剧的根源，因而开始从“上帝”和“人”这两个方面来对战争进行谴责，就连上帝自身有时也被用来谴责战争的残忍，可见他对战争的厌恶。如在著名的诗作《海峡炮声》中，作者通过长眠地下的死者的阴魂的自白以及同上帝的对话，来谴责战争的狂热。英吉利海峡进行炮击演习，战舰上的大炮突然发出轰响，震动了死者“安卧的棺材”，连狗也被吵醒，发出一阵“凄凉而惊恐的嗥叫”，直至上帝解释并发出咒骂：“所有国家都在全力以赴把火红的战火烧得更红。要说为基督服务，这批狂徒比无能为力的你们更无用。他们可算是福大命大——亏得这并不是最后审判，否则为了这等凶神恶煞该判他们到地狱去擦地板……”哈代不仅以死者阴魂的自白来谴责战争，而且善于借助动植物意象来表现悲观主义战争观。如在《滑铁卢战场》一诗中，作者并没有抒写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以类似于电影制片术的手法，展现了动植物世界中他所观察的一系列的细节：野兔被马蹄声所惊吓，大炮的轮子压坏了鼹鼠的洞穴，云雀的蛋壳散落四处，刺猬的家园被挖坑道的工兵弄得没有了遮挡。诗人哈代就是以这些自然界中的小生物的细节描写来烘托战争的残忍及其悲剧性。在第三节中，诗人的观察力变得更加细微：蜗牛听到将要把它碾碎的车辆临近的声音时，缩回自己的头。哈代以拟人的手法描写退避到泥土深处的蠕虫猜想着自己的安全，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很快浸在战士的血液之中。不仅是动物，就连更无智性的植物也感受到了战争所带来的损失。在该诗的最后一节，绿色的谷物被碾倒在地，再也不能茁壮地生长。在此，尽管哈代着重强调的是被战争毁坏的自然界的一些特征，但有着深沉的内涵。如谷物的毁亡其实是在暗示：参战的战士将会失去他们年轻的生命，再也无法达到完全的成熟。托马斯·哈代的悲观主义战争观还典型地体现在被人们称为“英国人的国家史诗”的诗体剧本《列王》中。这部“西欧文库中表现拿破仑时代最有想象力的巨著”，犹如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也是在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的框架之下，把历史题材和现代思想密切地结合起来，把关于拿破仑战争的主题和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哈代在这部作品中将战争题材作为表现他的悲观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在描写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后，与俄国军队在波罗金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时，哈代借岁月精灵（The Spirit of the Years）之口进行评述，认为在战争中人们都成了造物主的傀儡，像是受到魔力一般，不由自主地在那里执行上天的意旨。在此，岁月精灵明确表述了“内在意志力”的存在和对人类的无情的控制。可见，托马斯·哈代作为一位作家，他受到自身的特定的世界观的限定，也由于他对战争的根源缺乏更为深入的探究，所以，在哈代的笔下，战争也成了“内在意志力”所作用的结果，也是“内在意志力”对人类进行盲目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固然只是体现了作家哈代一贯的悲观主义的思想情绪，但是，这其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因为哈代在自己的战争诗篇中从根本上对人类战争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表现出了有益于人类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反战倾向。当然，哈代从战争方面所表现的对“内在意志力”的谴责，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的积极的宗教观念，这同样也从另一层次上深化了他的战争诗篇的进步意义。综上所述，战争题材的诗篇是哈代诗歌创作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成就，这些诗篇对于我们理解哈代的诗歌艺术成就以及他的悲观主义思想，特别是理解哈代这颗伟大的心灵通过战争主题的描述所反映的反战思想，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哈代对现代战争题材的涉及，更是表现了他作为现代诗人的意义以及他诗歌的现代性所在，正如西方学者理奎姆所述：“哈代与后世现代主义诗人一样，描写现代战争，以及战争相应引起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影响，这是他之前的19世纪诗人所没有的。”( 吴 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