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银诗13首

历经18世纪对西欧文学全方位的接受和整合以及对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传统有效的继承，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发展轨道，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经过短短一百年发展，俄罗斯文学最终以其具有原创性的、杰出的艺术成就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同时为世界文坛提供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须指出，这些文学实绩的获得是与民族化的小说体裁的确立、发展和完善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正是艺术小说体裁的完备建构为19世纪俄罗斯作家文学创作的异军突起、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学体制的巨大空间。

19世纪前期的俄罗斯小说。19世纪前25年，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诸文学思潮——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和迅速更迭。其间，作为主流思潮的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过渡。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的转型为特定的体裁形式——小说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19世纪最初20年间，感伤主义小说创作虽已势微，但仍在继续。在旅行记和书信体体裁中，С. 费列尔茨特的《一部批判性旅行记》（1818）和Ф. 格林卡的《一个俄罗斯军官的书信》（1818）较为著名。前者描绘了农奴制背景下俄罗斯农村的悲惨画面，后者则展现了1812年卫国战争的宏大场面。

19世纪前期最具影响的小说创作属于两位长篇小说作家：А. 伊兹梅洛夫和В. 纳列日内。在1799年至1801年间，伊兹梅洛夫创作了《叶甫盖尼，又名不良教养与交际不慎之致命后果》。这部小说描写了贵族青年如何在贵族教育的培养下沦落为四体不勤、自私冷酷和道德败坏的社会渣滓。小说对当时贵族教育的方式、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814年，纳列日内发表长篇小说《俄罗斯的吉尔·布拉斯，又名契斯佳科夫公爵奇遇记》。在这部小说中，作家通过主人公在农村和京都的游历，展现了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对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给予了无情的揭露。这部小说还具有明显的道德劝诫特征。纳列日内于1824年和1825年分别发表中篇小说《神学校学生》和《两个伊凡，又名诉讼狂》。这两部小说在当时文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俄罗斯当代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后者，对俄罗斯“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尽管纳列日内的小说创作在历史内容和艺术结构等方面都具有过渡性质，但它们还是为俄罗斯“自然派”文学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和文学典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纳列日内被誉为“果戈理的先驱”。

20年代上半期，十二月党人创作的历史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代表性作品有：А. 科尔尼洛维奇以彼得大帝政治生涯为题材的中篇小说，А. 别斯图舍夫（马尔林斯基）的《罗曼和奥尔迦》（1821）和《背信者》（1825）。这些小说均属政治小说，其启蒙小说的内涵决定了文学人物的类型化特征。

20年代末，俄罗斯小说创作开始崛起。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中篇小说，其代表是十二月党人作家别斯图舍夫。作为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别斯图舍夫的贡献在于他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文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支持。1832年，他发表了《俄罗斯中篇小说故事集》，在文坛引起轰动。据此，别林斯基将之誉为“俄罗斯第一个小说作家”和“俄罗斯中篇小说的创始人”。别斯图舍夫的代表作是《“希望号”巡航舰》（1832）。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全面展示了贵族上流社会“全盘欧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堕落状况。作家于1832年和1836年分别发表《阿玛拉特老爷》和《穆拉·努尔》。这两部小说均以高加索山民生活为题材，描绘了山民的军事化生活，独具“异域”地方色彩。其中，“异域”的自然景色、主人公形象的反叛个性以及情节的尖锐冲突等，突出了浪漫主义创作独特的审美追求。另外，别斯图舍夫的《别洛佐尔中尉》（1831）和《披甲兵》（1832）描写了拿破仑时代俄罗斯军人的典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当代军旅生活的一个侧面，广义上可以被列入“历史小说”范畴。浪漫主义小说另一个重要代表是В. 奥陀耶夫斯基。他早期创作有小说和故事《西利费达》（1837）、《萨拉曼得拉》（1842）和《俄罗斯之夜》（1836—1844）。奥陀耶夫斯基较具影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咪咪公爵小姐》（1834）和《齐齐公爵小姐》（1839）。这两部小说对贵族上流社会虚伪的生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家的社会批判精神。

在19世纪前期的小说创作中，一批平民作家的加盟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在这些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М. 波戈津、Н. 波列沃依和Н. 巴甫洛夫等。波戈津早期秉持民主主义立场，30年代以后转向斯拉夫主义。他的中篇小说《乞丐》（1826）描绘了俄罗斯农村百业凋敝，农民生活极度贫困的状况，而《市场上的新娘》（1828）和《黑病》（1829）则分别展示了外省社会风习的野蛮以及商人阶层的愚昧无知和粗俗迷信。波列沃依的主要作品有《画家》（1833）、《阿巴董娜》（1834）和《一个俄罗斯士兵的故事》（1834）。前两部小说描写平民出身的艺术家——画家和诗人如何凭借自身的艺术天赋和不懈的努力，去实现自我价值，但由于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的才能无处发挥，最终归于失败。小说在褒扬艺术家独立人格的同时，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庸俗无知的贵族上流社会。《一个俄罗斯士兵的故事》讲述了俄罗斯农民跟随俄军统帅苏沃洛夫将军远赴意大利作战的故事。其中，对社会生活真实、细致的描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列沃依小说创作的最大特征是“平民化”倾向，它们对出身平民的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对其人格精神的肯定，受到了批评家的一致认同。巴甫洛夫也是平民作家的杰出代表。1835年，巴甫洛夫发表《三个中篇小说》。其中《命名日》和《土耳其刀》在当时较具影响。前者描写一个农奴音乐家的悲惨经历，从侧面揭露了农奴制社会的黑暗现实，后者则展现了在俄罗斯军营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弱势无助的士兵饱受欺凌、侮辱的状况。巴甫洛夫的小说创作较之其他作家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农奴制条件下尖锐、复杂的社会冲突。

19世纪初，欧洲和俄罗斯历史学学科研究的兴起对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遂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契机。而历史小说作为特定的小说体裁则是俄罗斯长篇小说的最初体裁形式。这时期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有М. 扎戈斯金和И. 拉热奇尼科夫。扎戈斯金于1829年完成第一部历史小说《尤利·米洛斯拉洛夫斯基，又名1612年的俄罗斯人》。这部历史小说被称为“第一部以俄罗斯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17世纪波兰入侵俄罗斯，俄罗斯民众奋起反抗、保卫家园，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故事。小说的爱国主义主题为作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扎戈斯金的第二部历史小说《罗斯拉夫列夫，又名1812年的俄罗斯人》取材于1812年抗击法国入侵者的卫国战争。总体上说，扎戈斯金的历史小说在思想主题和艺术结构两个方面代表了19世纪前期俄罗斯历史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另一位历史小说家拉热奇尼科夫于1831年至1838年间发表了三部历史小说：《最后一个近侍少年》（1831—1833）、《冰屋》（1835）和《回教徒》（1838）。在第一部小说中，作家塑造出一位彼得一世的谋杀者形象，展示了小说主人公对彼得大帝由敌视到认同的心路历程。《冰屋》讲述的是安娜女皇时期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揭露了宫廷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拉热奇尼科夫的历史小说包含有诸多浪漫主义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事件”描述的真实性带来了负面影响。

从30年代到40年代，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俄罗斯小说的现实主义方向，其批判精神和艺术水平标志当时俄罗斯小说发展的最高水平。30年代，作为俄罗斯近代民族文学的奠基者，普希金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转型，而这一切又是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的。早在写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普希金就开始了小说创作实践。1828—1830年期间，普希金创作了以下几部小说作品，但均未完成：《彼得大帝的黑孩子》、《客人来到别墅……》和《书简小说》等。1830年，普希金创作了《别尔金小说集》（1831）（包括5部短篇小说：《射击》、《暴风雪》、《棺材匠》、《村姑小姐》和《驿站长》）。其中，《驿站长》塑造的“小人物”形象标志其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历史高度。普希金1834年发表的《黑桃皇后》塑造了一个唯利是图、拜物主义的资产者形象，其中对人物的心理探索和描写颇具特色。另外，未完成的小说《戈留辛诺村的历史》（1837）以及中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1841）等反映了俄罗斯农村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俄罗斯农民的生存状况。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1833—1836）将历史事件与虚构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莱蒙托夫早在学生时代就创作了《瓦季姆》（1832—1834），这部小说揭示了俄罗斯农民悲惨的生活境遇以及农民起义的合理性。《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1836—1837）则反映了俄罗斯贵族和平民的生活现实，同时对贵族上流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以上两部小说均未完成。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当代英雄》（1840）塑造了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贵族青年形象，对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对沙皇专制制度给予了全面的批判和颠覆。30和40年代，被誉为俄罗斯文学“小说之父”的果戈理创作有《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密尔戈罗德》（1835）和《彼得堡故事》（1835—1842）。《狄康卡近乡夜话》反映了乌克兰民间生活的现实，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较之于《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篇小说集《密尔戈罗德》的4篇小说更加显示出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表现出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立场。《彼得堡故事》是以彼得堡生活为题材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和《外套》等5篇作品以京城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展示了众多小人物卑微、挣扎和终归毁灭的生存状态，对俄罗斯社会的黑暗、腐败给予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1842）标志着作家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顶峰。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魂灵》再现了农奴制条件下俄罗斯农村的愚昧、落后、停滞、野蛮和极端贫困，揭示出俄罗斯社会的苦难和罪恶。

40年代，在果戈理“自然派”作家的行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位，他们是В. 达里和Д. 格里戈罗维奇。达里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彼得堡的看门人》（1844）、《勤务兵》（1845）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进行了真实的描写，并寄予人道主义的关怀。格里戈罗维奇发表有《彼得堡的手风琴手》（1845）、《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等。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全方位地描绘出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底层生活的真实画面。在格里戈罗维奇的全部创作中，中篇小说《苦命人安东》最为著名。小说讲述了农民安东任劳任怨，勤勉辛劳，饱受欺压，最终不堪凌辱奋起反抗的故事。作家在此暗示农奴制社会必然引发农民的反抗，直至社会大厦被彻底摧毁。基于此，别林斯基认为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已经超越“风俗素描”的主题，它们具有更加深刻的思想品格和人道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А. 赫尔岑创作有《一个青年人的札记》（1840—1841）、《谁之罪》（1841—1846）、《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其中，作家的代表作《谁之罪》以其对专制农奴制的批判立场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小说《穷人》（1845）、《同貌人》（1846）、《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诚实的小偷》（1848）和《白夜》（1848）等。И.冈察洛夫发表了反映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1847）。М.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描写社会等级压迫的小说《矛盾》（1847）和《错综复杂的故事》（1848）问世。从1847年起，屠格涅夫陆续发表《猎人笔记》中的部分作品。

总体上说，19世纪30和4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诗歌体裁的主导地位逐渐为小说体裁所取代。这一时期，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小说创作标志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开端。由于果戈理小说创作的实绩及其对俄罗斯当代现实主义确立、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果戈理时期”。果戈理开启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因而被尊为“自然派”的领袖。

19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小说。19世纪中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

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平民知识分子作家的加盟。他们以基于自身独特身份的社会批判精神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平民知识分子小说作家有：Н. 波缅洛夫斯基、Ф. 列舍特尼科夫、Н.乌斯宾斯基、Г. 乌斯宾斯基、А. 列维托夫，等等。波缅洛夫斯基于1857年开始文学创作。1861年，波缅洛夫斯基发表中篇小说《小市民的幸福》和《莫洛托夫》。继而，在1862年至1863年发表《神学校随笔》。文学评论家将《小市民的幸福》和《莫洛托夫》称作两部曲。这两部小说讲述了平民知识分子莫洛托夫从“身份”自觉到与上层社会决裂，然后通过个人奋斗以改变自身的命运，获得理想的社会地位并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这两部小说由于其反叛社会的思想和独特的艺术结构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高度评价。波缅洛夫斯基的《神学校随笔》在50和60年代俄罗斯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部作品中，波缅洛夫斯基对俄罗斯封建教育制度予以了无情的揭露，指出了它残害人性、钳制自由思想的实质。与此同时，作家也展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反抗精神奴役、追求独立思想的斗争过程。作家还进一步指出：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社会同样也是一座神学校。波缅洛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以其鲜明的时代精神、提出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一系列平民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对60和70年代的小说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为以后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列舍特尼科夫于5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864年，列舍特尼科夫发表中篇小说《波德利普人》，1866年又连续创作长篇小说《矿工》、《格鲁莫夫一家》和《哪儿更好？》。《波德利普人》揭示了农奴制改革以后乌拉尔地区农民极端贫困和愚昧落后的生存状况。小说真实地展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直至彻底失败的生命历程，其中渗透着悲观、绝望的宿命情绪。作家并非止于此，而是将希望寄于新一代的农民身上，通过他们经由奋斗所取得的初步成功暗示俄罗斯农民建立新生活的可能性。与《波德利普人》相互呼应，列舍特尼科夫的《矿工》、《格鲁莫夫一家》和《哪儿更好？》选择了乌拉尔地区的工人生活作为题材。长篇小说《矿工》和《格鲁莫夫一家》分别通过对两个矿工家庭几代人生活演变的描述，展现了资本在俄罗斯萌发、扩张的历史。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非人的生存境遇以及他们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自发地抗争和自觉的反抗。《哪儿更好？》通过对雇佣工人为寻找“更好的处所”所经历全部磨难的记述，对俄罗斯“工业化”产物——工厂、矿山、铁路工地、盐井以及彼得堡的旅店、酒馆和市场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小说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雇佣工人人数急剧增加、失业率大幅度提高、工人的生存条件较以往更加恶化的状况。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列舍特尼科夫的小说创作最早以雇佣工人生活为题材，这标志着俄罗斯小说“富有成果的转向”，它对雇佣工人遭受奴役状况的深刻揭示，对雇佣工人阶级意识自觉所作的真实反映都为以后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提供了创作资源。

50和60年代是俄罗斯文学发展中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其间，И. 屠格涅夫发表有代表性作品《猎人笔记》（1852）、反映知识分子社会现实的《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和《烟》（1867）以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И. 冈察洛夫创作完成有《奥勃洛莫夫》（1859）和《悬崖》（1869）。Н. 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有《怎么办》（1863）。Л. 托尔斯泰完成有《童年·少年·青年》（1851—1856）、《哥萨克》（1853—1862）、《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琉森》（1857）、《三死》（1859）和《战争与和平》（1863—1869）。Ф.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有《舅舅的梦》（1859）、《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0）、《死屋手记》（1861—1862）、《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等。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创作有《外省散记》（1856）、短篇小说和特写集《纯洁的故事》（1863）和《讽刺小说》（1863）。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对俄罗斯社会现实予以反映，标志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确立和成熟。

50和60年代较有影响的小说作品还有С. 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1856）、А. 皮谢姆斯基的《一千个农奴》（1858）、Н. 巴仁的《斯捷潘·鲁廖夫》（1864）和В. 斯列普佐夫的《艰难时代》（1865）。

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小说。19世纪后期的俄罗斯小说在其体裁形式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具体地说，在这一时期，篇幅短小的特写和中篇小说兴起。与此同时，70年代是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最后阶段。长篇小说到90年代开始势微。

70、80年代的经典作家及其代表性小说作品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8）、《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久丈夫》（1870）、《群魔》（1871—1872）、《少年》（1875）、《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屠格涅夫的《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普宁与巴布林》（1874）和《处女地》（1877）以及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和《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80）。

70年代俄罗斯小说发展中，民粹派作家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们的文学创作是70年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粹派的小说创作在题材方面进行了拓展，其主导性题材包括：改革后的俄罗斯农民生活；俄罗斯农村的资本化和阶级分化；俄罗斯早期雇佣工人的生活以及民粹派革命知识分子的理念和活动。民粹派的代表作家有Н. 纳乌莫夫、П. 扎索季姆斯基、Ф. 涅菲奥多夫、Н. 兹拉托夫拉茨基、Г. 乌斯宾斯基、С.卡罗宁-彼特罗巴甫洛夫斯基、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А. 奥西波维奇，等等。民粹派小说创作的主要体裁有特写和中短篇小说。纳乌莫夫70年代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民主意识。他的《农村小商》（1871）、《机灵的女人》（1872）、《农民选举》（1873）和《农村公社的统计》（1873）以及《刺猬》（1873）和《受迫害的人》（1882）等描绘了在不公正的社会中新生商人阶层和富农阶层的贪婪狡诈和惟利是图、农民生活的悲惨无助以及雇佣工人的艰难生活。扎索季姆斯基的代表作《斯摩林村的编年史》（1874）反映了俄罗斯农村村社解体急剧转折的历史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民粹派的“村社理想”。涅菲奥多夫70年代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小说有：《农民的苦难》（1868）和《不交纳田租的人》（1871）。涅菲奥多夫80年代创作的特点表现为对虚幻的“村社理想”的推崇。这类小说有《不合惯例》（1883）、《斯捷尼亚·杜布科夫》（1888）、《约内奇》（1888）和《鬼迷》（1890）等。兹拉托夫拉茨基的长篇小说《根基》（1878—1883）对农村村社“乌托邦”和所谓的“人民精神”予以讴歌，对新兴资本主义进行全盘否定。他于8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流浪者》（1881—1884）揭示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塑造了一系列“忏悔的贵族”的形象。乌斯宾斯基是民粹派作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他的作品反映出民粹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深刻矛盾。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特写和小说真实地反映资本侵入以后俄罗斯农民生活的“异化”现实，从而颠覆了民粹派的“村社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世界观和创作已经超越了民粹派作家的范畴。乌斯宾斯基的主要小说作品有：《农村日记》（1877—1880）、《农民和农民劳动》（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以及《支票簿》（1876）、《四分之一匹马》（1887）、《罪孽深重》（1888）、《没有整数》（1888）。乌斯宾斯基与民粹主义思想决裂以后还创作有《不管乐意不乐意》（1876）、《在老家》（1876）、《没有复活》（1877）、《饿死》（1877），等等。

在70和8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除上述作家外，较具影响的小说作家还有马明-西比利亚克、Н. 列斯科夫和М. 迦尔洵等人。马明-西比利亚克于1876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80年代，马明-西比利亚克发表两部代表作《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1884）和《矿巢》（1884）。这两部小说描绘了失去土地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的悲惨境遇，揭露了新生资产者惟利是图、贪婪狡诈的本质。1886年，马明-西比利亚克发表的长篇小说《在大街上》进一步批判大资本家腐败堕落、掠夺成性的强盗行径。马明-西比利亚克小说创作的地方色彩成为其小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Н. 列斯科夫作为“俄罗斯文坛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引起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他从1861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于1865年发表了《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列斯科夫虽然对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社会予以无情的抨击，但他反对以革命暴力去推翻现存制度，主张通过道德改造去革除社会罪恶。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在《结仇》（1870—1871）等多部作品中。70年代以后，列斯科夫的世界观发生转变，他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他们的正直无私、诚实善良、顽强坚毅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格。列斯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堂神父》（1872）为其代表作。这部小说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外省神职人员的生活现实，叙述了正直善良的神父萨韦利悲剧性的一生。80和90年代，列斯科夫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在揭露专制统治黑暗的同时，讴歌了底层民众的淳朴善良和聪明智慧。这类小说有：《关于图拉城的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1881）和《巧妙的理发师》（1882）等。列斯科夫对俄罗斯小说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叙事题材的拓展方面，而且更加表现在对小说体裁和语言的革新方面。70和80年代，迦尔洵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迦尔洵于1876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短篇小说《四天》（1877）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分别表达了实现自由梦想的破灭和反抗暴力努力的失败。在社会现实的批判方面，迦尔洵创作有中篇小说《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1885）和短篇小说《偶然事件》（1878）等。另外，迦尔洵还创作有《Attalea princeps》（1880）和《红花》（1883）等等。迦尔洵作品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以及独特的叙事手段（日记体和第一人称叙述）给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

80年代，В. 柯罗连科完成的作品有《奇女子》（1880）、《索科林岛的逃亡者》（1885）、《无家可归的费奥多尔》（1885）、《马卡尔的梦》（1885）、《在坏伙伴中》（1885）和《盲音乐家》（1886）等。这些作品对民粹派革命家、底层平民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实给予了广泛的反映。

А. 契诃夫于8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在80年代，契诃夫的代表性作品有：《胖子和瘦子》（1883）、《在钉子上》（1883）、《一个官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牡蛎》（1884）、《音乐师》（1885）、《哀伤》（1885）、《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苦恼》（1886）、《万卡》（1886）、《安纽黛》（1886）和《风波》（1886），以及《草原》（1887）、《仇敌》（1887）、《命名日》（1888）、《神经错乱》（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等。这些小说对俄罗斯的民族性和人性的普遍弱点予以揭示，并且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等思潮并存。

托尔斯泰1899年完成的《复活》标志着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此间，马明-西比利亚克创作有批判资本主义的长篇小说《黄金》（1892）和《粮食》（1895）。90年代，柯罗连科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巴甫洛沃特写》（1890）、《在荒凉的地方》（1890）、《嬉闹的河》（1891）、《饥饿的年代》（1892—1893）、《在阴暗的日子里》（1896）。这些作品对世纪末的俄罗斯社会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描绘和揭示。

契诃夫在90年代创作了《第六病室》（1892）、《我的一生》（1896）、《带阁楼的房子》（1896）、《农民》（1897）、《出诊》（1898）、《醋栗》（1898）、《约内奇》（1898）、《套中人》（1898）和《宝贝》（1899），等等。它们在对俄罗斯专制社会现实给予批判的同时，也对社会进步的途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90年代，新一代小说作家走向文坛。他们是А. 绥拉菲莫维奇、В. 魏列萨耶夫、А.库普林和И. 布宁等。他们的小说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19世纪末的俄罗斯社会现实，特别是资本化条件下俄罗斯农民、工人和市民的生活现实给予了深刻的反映。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绥拉菲莫维奇的《扳道工》（1891）和《小矿工》（1895）；魏列萨耶夫的中篇小说《无路可走》（1895）、《时尚》（1897）和长篇小说《里扎尔》（1899）；库普林的《凶神》（1896）、《摩洛》（1896）和《奥列霞》（1898）；以及布宁的《丹恩卡》（1893）和《走向天涯海角》（1895）。

在90年代的俄罗斯小说创作中，М. 高尔基的中短篇小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高尔基的小说创作可以划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类。它们广泛反映了19世纪后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和劳动者的生活现实，表现出他们之于现存秩序的叛逆精神。这些小说作品对俄罗斯资本主义现实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其中部分作品表现出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高尔基90年代的代表性小说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1894）、《我的旅伴》（1894）、《苦命人巴威尔》（1894）、《切尔卡什》（1895）、《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柯诺瓦洛夫》（1897）、《莽撞人》（1897）、《奥尔洛夫夫妇》（1897）、《在草原上》（1897）、《因为烦闷无聊》（1898）、《二十六男和一女》（1899）、《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

综上所述，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是在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民族意识”自觉的背景上完成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则是它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主导性体裁，艺术小说在其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和语言文体等方面较之本土文学传统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俄罗斯小说以其独具的品格——对社会理想的孜孜以求、对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执著探索与同一时期的西欧小说创作区别开来，从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须指出，19世纪俄罗斯小说作家对专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制度所秉持的社会批判精神，对社会底层生存境遇所坚守的人道主义立场以及对文学创作方法、艺术手法的创新及其文学实绩都为世界文学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对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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