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诗5首

奥地利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里尔克描绘的自己的高贵出身恐怕也是神话王国的东西，是他诗人想象力的杜撰，因而也具有某种不必与历史事实相符的、更高层次上的象征真实性。他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记事》（1910年）这一虚构的、倒写体的、必须“反”读的自传体作品中让主人公在多愁善感的、细腻内在到了无力生活地步的贵族世界中、在充满北国忧郁和幽灵时隐时现的丹麦度过童年。这种做法并非任意之举，也与愚蠢的欺骗无涉，而是和他本人特有的主题有关，只有以这类气氛为条件他才可能阐发自己的主题思想。

里尔克来到了慕尼黑，作为文学家，这时的他已经不是人们所说的一张白纸了。正相反，他很早，无疑是过早就开始出版试笔习作，主要是诗歌，也有散文小品、短篇小说和剧本。二十上下的里尔克的尚嫌稚嫩的作品几乎淹没了在文学方面闭塞落后的布拉格。每个读者只要将里尔克生活的轨迹追溯到1899年这位艺术家启碇之初，都会惊讶地发现，《杜依诺哀歌》这类杰作竟是由如此平庸的起步之作发展而来的。要从小勒内的语言和文风中找出这位未来大师令人信服的征兆，真是谈何容易。几百首无咎无誉的诗歌仅仅表明他作诗时随意道来、滔滔不绝地抒情，把芸芸众生的寻常情感注入空洞的套式之中，丝毫没有超逾当时一般诗作的水平。那种左右读者趣味数十年、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海涅腔尚未绝迹，跟在古斯塔夫•法尔克、马了•格赖夫和威廉•阿伦特的资产阶级沙龙作品后面亦步亦趋的人依然决定着主题和文体的规范，里尔克暂时还无力冲破这一规范的束缚。

和在资产阶级豪门的书香气氛中长大成人的霍夫曼斯塔尔迥然不同，年轻的里尔克全然没有受过这种趣味和文化的基本教育；和盖奥尔格迥然不同，里尔克也未有机会和艺术大师交往、受其熏陶从而及早地发挥自己最大的可能性。由于儿时受到的教育有限，他终生觉得自己是个自学者，成年之后他还一度打算进行系统的学习以弥补先前的不足。直到晚年，他在趣味方面仍感到无甚把握。另外，故乡的文学生活之贫乏，也妨碍了他的发展成长。出身布拉格的文学史专家彼得•德迈兹称这座城市九十年代的局面为“闭塞而落后”，这种氛围虽然使里尔克有机会在乳臭未干时就初露头角，但同时也阻碍了他才华的飞速发展。一种雄心勃勃的同道之谊将他与昙花一现的当地名流——这些名流如今早已被人忘却——联系起来，他希望他们承认他的艺术成就，果然如愿以偿。这几年的书信表明，他当时极其注重文学市场的现状和最新事物的刺激，竭力拉关系，以发表作品为荣，广泛接触了评论界的名利心和敏感性，特别是还经历了剧院及其成员引起的小小轰动。这一阶段的里尔克真是矻矻终日，勤奋工作，他以后这样解释道：他得让和自己不和的家人看看他的成功。然而，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研究一下那些主要是由德迈兹的著作发现的原始资料，就会得出与里尔克本人的解释不尽一致的结论。这位诗人后来一贯对文学生活中的一切浅薄现象避而远之，将自己的孤独奉若神明，通过自己艺术实践中坚定不移的直线性和严格性而赢得神话般的荣誉；可在二十岁时，他举手投足宛如一个万事通的文人。

从每一变化中随风吹来：回忆！

我们彼此陌生走过的某一日，

决意在未来成为一份赠礼。

谁计算我们的收获？谁把我们

与古老的消逝的岁月分离？

什么是我们从一开始体验到的东西，

除了一人在另一人身上得以识认？

除了冷漠在我们身上变得温煦？

哦房屋，哦草坡，哦夕阳，

突然间你几乎让它呈现

并站在我们身旁，偎依并被偎依。

这一空间穿越一切生物：

世界内在空间。鸟儿静静地飞翔

从我们身内穿过。哦，我愿成长，

我向外望去，身上已长出树木。

我担心，而我身上有房屋，

我守护，而我身上有牧场。

于是我们无法抓住的东西，从远方

纷纷地触及到我们——

而且将我们改变，即使我们还未达及，

进入那个几乎尚未预感的自身；

重获自身。中心，你是最强大者。

伫立的人：如饮料流进干渴

重力从他身上穿过。

但从沉睡的人身上，

如果说《易》主要涉及的是上古的圣人“通天”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种文化的创造贯彻到普通人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去，也就是“接地”。这主要是由《诗》承担的功能。在农业文明的世界观念中，“天”的特点是气象万千，象征着自然人事的变幻莫测；而“地”的特点则是安稳有序，象征着农业社会的稳定。各地风土物情之殊异，又促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化广大的包容性，审美意象的丰富性，正是得自于这片精神文化的“大地”。在《诗》中，殊方异俗、礼文赫赫的社会生活面貌由品类繁庶的“名物”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朝野四方的精神生活，又因为“兴”的提升和“风教”的沟通而变得生气勃勃。

一、《诗》之名物与精神家园

《诗》是一种面向贵族士人的文化教材，是贵族、士人交往酬酢的文化资源库。《诗》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多是由朝廷的采诗官收集、整理的各地乐调。《雅》即所谓“中原正声”，主要是贵族阶层的作品，其中又依据音乐节奏繁简的不同分为《小雅》和《大雅》。在内容上，《小雅》多表达大夫士人对于周君的感念，《大雅》则主要记述周王朝缔造、发展之历史。《颂》是宗庙乐歌，包括对于先君的追述，对时君的赞美等。聂石樵主编：《诗经新注》，第3页，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诗三百”的形成过程历经数百年，是文化积累的产物。限于篇幅，我们在本章暂以《诗》为整体的讨论对象，而不细分其中的时代、地域方面的差别。

《诗》是一部上古文化生活的大百科全书，是上古华夏民族生活世界的瑰丽画卷。《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也不是个人的作品。它包括了宗教诗、史诗、叙述诗、抒情诗等多种样式。它还具有广大的时空跨度：作品的形成时间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绵延数百年；作品所涉及的地理区域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等。作品的主人公，既有先王圣贤、王官贵族，又有下层士人、小吏、耕夫、村妇、征人、旷男怨女，等等。《诗》的广纳包容的特点对美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文学艺术中普遍传播的那些信念，往往构成了任何一种个人思想的基调。正如杜威所言：“在一个社会中所流行的文学、诗歌、仪式、娱乐和消遣等艺术，供给了那个社会以主要的享受对象，它们的水平和风格对于当时这个社会的理想和行为的方向，比任何其他方面都起着较大的决定作用。它们提供了据以判断、考虑和批评生活的意义。从一个旁观者看来，它们为对那个社会所过的生活进行批评性的评价提供了材料。”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32页。我们今天的人，不仅可以依据《诗》所呈现出来的材料对当时的精神生活“进行批评性的评价”，也能够据此批评性地审视古人的批评。

我们在这里选取两个入手点：一个是《诗》的“名物”，一个是作为《诗》之功能的“风教”。

《诗》当中描写了大量关于自然与人事众物之“名”。有学者归纳，《诗》的名物分为人工名物和自然名物两大类。人工名物有车马类、服饰类、建筑类、乐器类、饮食器类、兵器类等。自然名物有草、木、鸟、兽、虫、鱼和日、月、风、雨、山、川等。从它们和周人的关系来看，不仅有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名物，如车马、建筑、乐器、黍、稷、稻、粱等，还有很多离生活相对较远的名物，如隼、鹤、鸨、脊令等鸟，蜉蝣、草虫、蠾（野桑蚕）、莎鸡（纺织娘）、伊威（鼠妇）等昆虫。名物的种类特别多：自然名物方面，动物109种，植物有143种，内含草类85种、木类58种；人工名物方面，据明人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的统计，有关服饰类（包括玉石）共约90种，建筑类84种，日常器物类（包括食器、盛物器、渔具等）60种，舟车类55种，等等。《诗》名物的丰富性还不仅表现在种类数量上，更表现在对于名物的多侧面的描写上，仅以对鸟的描写为例，《诗》写了鸟的鸣叫，如雎鸠之“关关”、仓庚之“喈喈”、鸣雁之“雝雝”、鹤鸣于九皋；写了鸟的动作，如“鹑之奔奔，鹊之强强”、“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鸳鸯在梁，戢其左翼”、“鸿雁于飞，肃肃其羽”、“鴥彼晨风，郁彼北林”、“弁彼鸒斯，归飞提提”；写了鸟的色彩，“交交桑扈，有莺其羽”、“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写了鸟的活动地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有鹙在梁，有鹤在林”、“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绵蛮黄鸟，止于丘阿”；写了鸟的特性，“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于嗟鸠兮，无食桑葚”、“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另外，还写了有关鸟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及鸟与时节的关系，“七月鸣鵙”，等等。以上有关名物数量统计及名物描写举例出自吕华亮《〈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第26—27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

《诗》之名物，以草木鸟兽虫鱼为大端，种类总计在250种以上。孔子也特别强调了《诗》让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功能。纳兰成德指出：“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自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毛诗名物解•序》）所以，所谓“识名”并不仅限于一般认识意义上“识别”，而更重要的在于进入一个古代的意义世界。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诗》当中的一些不厌其烦的刻画描写：“颜色字本身已有能表示颜色深浅程度（如朱深于赤，玄为六染，缁为七染）或较复杂的颜色（如玄是黑而有赤）,而一字兼表物、色，更见简练，例如五色备谓之‘绣’，绣又指绣有彩色花纹的衣物；黑与青谓之‘黻’，指古代礼服上黑色与青色相间的花纹；黑与白谓之‘黼’，指古代礼服上绣有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在‘常服黼冔’中借代指这种礼服；‘璊’是红色的玉，‘瑳’是白色的玉，‘玖’是黑色的玉石；‘羖’是公羊，‘卢’是猎犬，有说都是黑色。至于马，因毛色及其所在位置的不同，就分有二十多个名称。”谢耀基：《〈诗经〉颜色字的运用》，《诗经研究丛刊》第三辑，第108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一首祭祀马神的乐歌咏唱道：“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鲁颂•駉》）高大雄壮的马匹，放牧在郊野，有黑马带着白胯，还有黄白色相杂，也有纯黑和黄赤的毛色……

“识名”通于古人的信仰世界。涂尔干从人类学的角度指出，氏族社会对于亲属关系的确认并不依据血缘，而“仅仅是由于他们拥有相同的名字”。这些名字多来自动物、植物界，而用来命名某一特定氏族集体的动植物物种就被称作图腾。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文化已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图腾崇拜的阶段，但毕竟去古未远，鸟兽草木的意义仍然要溢出其指涉的具体的动植物，而昭示着古人精神生活的文理。这个意义上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指人可以凭借《诗》融入到古文化长期积累而成的意义世界当中，拓展其与天地鬼神相沟通的能力。就美学的方面来说，多识名物，则是增加对于“意象”的把握能力，提高情感的表现力和思想的涵摄力。《诗》因而具有一种广罗万象的色彩：既非供人学习知识的动植物手册，也不限于今人理解的仅供欣赏、消遣的“文学作品”，而是“情”与“景”、“象”与“名”、个人吟咏与社会意识、日常用物与信仰世界等等融合无分的代表。

《诗》对名物的刻画将尘世中的情趣与哀愁化入意象，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嚣而直呈当下。我们以《豳风•七月》为例。这是一首用名物来承载时间韵律和情感色彩的诗。它用“爰求柔桑”、“采蘩祁祁”写春天的仕女的愁绪，用“载玄载黄，我朱孔阳”写夏日少妇“为公子裳”的温情，用“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肃霜，十月涤场”写农人播获的劳绩，用“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写岁末回首的感叹，并用“朋酒斯飨，曰杀羔羊”，“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呈现腊祭除夕的欢庆。所以，有人说，《七月》“每一章都以月令唤起，看来全是赋，多半却是兴”。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第29页。

《七月》以“七月流火”的星象来赋事起兴，尤显家园之廓大，人天之亲近。顾炎武指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日知录》卷三〇）星天是上古人的生活的刻度，也是他们的谣谚的源泉。《诗》最擅长以“天之时”、“物之时”成就“人之时”。“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点明了“宜其室家”（《周南•桃夭》）的欢喜，“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引发了妇人对“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的叹息，深秋蟋蟀的鸣声点缀着农人的陋屋（《豳风•七月》）,也引发了士人“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唐风•蟋蟀》）的忧思……《诗》极善于把天地万物的意义编织进人的生活当中，以“象”（具有时令性、地域性的众多名物）来成就“意”（或“志”）。人的情感表达也因之而化入了名物的流变，变得平实深致，哀而不伤。孔子对于诗教的理解，首重“可以兴”，点出了《诗》之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最突出的价值。

就社会文化的层面上说，名物的纷繁细致还反映了《诗》是周代贵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国风》里，贵族文化的典雅也受到了普遍的崇尚。这集中体现在《诗》对于“威仪”的强调上。“威仪”直接表现为贵族对于周身用物的讲究，如身体要著有文采的衣裳，出行要有华美的座驾，“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秦风•小戎》）,还要居处于规整的宫室，使用精美的器物，等等。《诗》中常把贵族的风度气质之美与其服饰文采、玉饰形色联系在一起来品评，如“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小雅•都人士》）,“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驹》）,等等。又如《郑风•羔裘》，从不同的角度用“比”，以华美的羔裘映衬“彼其之子”的人格美：“羔裘如濡”把质地的光润与君子“舍命不渝”的品格联系在一起；“孔武有力”既言“羔裘豹饰”的雄美，也指代“邦之司直”的勇气；“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则以裘衣整体的鲜盛之貌比拟“邦之俊杰”的气象。《诗》开启了以美物“比德”的文化传统。

《诗》的威仪并不一定实写当时贵族，而带有理想化的、情感化的成分。《诗》的积累跨越了道德礼制由盛而衰两个阶段，其中的诗作意旨大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汉代传《诗》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毛诗大序》首先提出了“变风”、“变雅”的概念。郑玄的《诗谱》正式把《诗》划分为正、变两类，并和具体的历史时期及其文化状况关联起来：“《诗》之正经”为产生于文王、武王、周公、成王之时的《国风》之“二南”、《小雅》的《鹿鸣》至《菁菁者莪》、《大雅》的《大王》至《卷阿》以及《颂》；除此而外，产生于懿王、夷王至陈灵公之时的《国风》（即十五《国风》中除去“二南”所余下的十三种）,皆为“变风”，《小雅》的《六月》以下和《大雅》的《民劳》以下，则为“变雅”。“正”是在美好的礼乐制度熏陶下产生的，其特点是“安以乐”；而“变风”、“变雅”则是在政教衰坏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特点是“怨以怒”。“如果‘变风’来自于一个道德败落的阶段，那么道德败落就自然显现其中；这样一来，这些诗歌的伦理规范价值就变得可疑了。为解决这个问题，《诗大序》断定‘国史’是‘变风’的作者。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变风’视为有德之人对道德败落问题做出的反应，而不仅仅是道德败落的显现。”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第4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这种反应随情境的不同，可以较委婉，也可以很激烈，可以是内积的“怨”，也可以是外发的“刺”，但“变风”、“变雅”都寄寓着诗作者们对“正”的吁求。也就是说，“变”的动向是朝着“正”，最终也要归于“正”。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总结阶段，“正”与“变”的关系成为清代诗学的重要课题。

二、《诗》的风情与风教

《诗》时代的贵族文化并不与民间社会割裂，而是贯彻着引领和教化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尤其要强调带有地域色彩的“风情”与作为广义的审美教育的“风教”对于中国美学思想传统的意义。

就自然事物而言，“风”是无形无象的气息流动，对人而言又具有明确可感的性质：或温润，那是春天的和畅之风，或刚劲，则是秋天的肃杀之风，或夏天般濡热，或如寒冬的冷冽刺骨。风有时来势汹汹，有时悄然渗透。风是自然界最常见、最变幻莫测的现象，也是自然与人世沟通的最普遍的方式。风是诗意之源，中国人每以“风月”言情事，以“风云”论政事，以“风雨”喻人世悲欢。

农业社会尤其对风敏感，风带着天地之间的消息，指示着雨与旱、寒与暖，并与收成的丰与歉、人世的得失与福祸隐隐相联。上古文化中的“风”跟巫觋信仰有关。据张光直的考证，商代甲骨文中，凤与风为同一个字。殷商卜辞称凤为帝之使者，而青铜艺术中的动物亦可张口成风，为巫师升天助一臂之力。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54页。风还带有地域的信息，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农业文明里，社会与自然是高度融合的，有什么样的地土，就有什么样的人群。所以，自然的“风土”与社会的“人情”总联系在一起，或称作“风情”。从美学的角度看“风情”，就是一种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之美。

“风”从自然界空气流动的现象中获得了“流通”、“疏通”的基本意义，而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则为意义的“交流”、“沟通”和“创造”。古人十分重视“风闻言事”。言论没有准确的来处，却有明确的意义，没有固定的形式，却像风一样把人裹挟起来，让人不能无视其存在。中国人将拥有巨大影响力、支配力的惯常习俗称作“风气”。风气有良好的，也有恶劣的，是可以腐化的，也可以经过教养而转变。通过施教而转化“风气”的活动被称作“移风易俗”，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艺术，而《诗》的“国风”（汉以前称“邦风”）大多可以看作是经士人整理改良过的各邦国知识阶层里的流行艺术。

《诗》之“风”反映了周人的艺术观念和政教原则。在周代，“风”与音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人扬弃了殷人的巫觋文化，发展出了与八方对应的“八风”的观念，并与指代着八种自然之声、八种音乐风格的“八音”相对应——因为音律的确定也来自于竹制律管中的“风”。周王室不仅派遣乐官访查各地的“风”，目的是“观风知俗”，考究邦国之社情及王朝政教之得失。这种传统推广开来，逐渐也成为一般贵族、士人评价社会风气的指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的“季札观乐”。季札是吴国的公子。他到鲁国访问时，欣赏与品评了保存于鲁国的周雅乐及各地风诗。鲁国乐师演奏完《诗》中的《周南》、《召南》后，季札赞叹说堪为教化之始基；听完《卫》的演奏，他感慨卫康叔、武公的“忧而不困”的德行；季札还由《齐》观其泱泱大国的风范，由《豳》中观“乐而不淫”的周公之德，也由《小雅》观周德之衰与先王遗民的情愫。季札在发表对这些乐风的评价时，都以“美哉”开头，有时还要加一两个字作为总的评点，比如称《卫》“渊乎”，赞《齐》“泱泱乎”，说《魏》“沨沨乎”等等。

季札评乐所用的“美哉”与美学里作为正面审美价值的“美”不完全相同。季札也为“其细已甚，民弗堪也”的《郑》给出了“美哉”的评语，同时指出，这种过于靡细的音乐（也就是孔子说的“郑声淫”）对民众的心志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已带有这个国家早早灭亡的征象。可见，季札评乐提到的“美”只意味着乐曲形式的优美。优美的形式可以给人心造成正面的影响，比如“勤而不怨”、“思而不惧”、“大而婉”等，也可以因为其在某一方面过于突出而造成负面的效果，比如“其细已甚”，或者进一步还会损害艺术形式之美。季札听了《陈》后无一句赞语，直指其音乐中暴露出的僭妄之情，而自《郐》以下更以不予置评来表明态度了。这也体现了先秦士人对于艺术之“形式”与“内容”互动关系的认识。他们认为，中正平和、无过不及的艺术形式可以在人心中产生平和安定的情感效果，过分追求美感，或突出某一特性的声色刺激往往导致情感的邪僻不正，其积聚的效应可能会腐蚀社会风气，甚者则鼓动骄奢淫逸之风而导致亡国。中国古人以辨别乐声之正邪兴衰而察知国家兴衰的征兆，强烈反对“靡靡之音”、“亡国之音”的批评传统都可以在季札观乐中找到根苗。

在艺术形式上保持中正的要求，反映在季札评乐所用的正面评语里，即一种以“A而不a”或“A而B”为特征的互补结构。他对《颂》的赞扬集中反映了这种互补结构的多面性：“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匾，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从曲调形式到情感表现，方方面面都达到了中和，才能够成就“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的效果。我们在后面阐述周代乐教思想的时候还会详细分析“A而不a”与“A而B”结构的美学意义。而在这种内在互补的和谐形式之上，尤有更高的境界，如季札对《陬箫》的评语：“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音乐到了这一步，已经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民无能名焉”的程度，不论往哪个方向用力都会出现偏斜，也无法用言辞来概括，所以季札叹曰“观止矣”。“观止”的意思是审美经验已经到达高峰，臻于完满了。

季札观乐的言论给我们呈现了古人对于审美机制与道德价值之统一性的认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带有政治、道德指向的艺术批评。艺术虽然固有其形式的规律和评价的标准（比如“美”）,但艺术形式的价值却并不独立存在，观“艺”与观“德”总要联系在一起。“德”与“艺”的统一才是古人着重推崇的。“美哉”之后的“渊乎”、“泱泱乎”、“沨沨乎”等等评语，既是指涉形式的，也是关乎情感效果的，既是评价艺术意象的，也是指代道德风貌的。艺术与道德统一在对于人格美、风俗美的呈现之中。这种人格美、风俗美往往不以“美”为名。比如季札称《秦》为“夏声”，反映着“周之旧”的风貌；又如赞扬《唐》“思深哉”，其乐曲含有“忧之远”的情怀，可断为“令德之后”；而《大雅》的“广哉”、《颂》的“至矣哉”更是意味着至高的精神境界。它们都没有“美哉”的评语，却在审美价值上具有比“美”更高的地位。

作为自上而下、上下互动的沟通方式，“风”是一种带有高超艺术水准的政治文化，“观”则体现了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易》中的《观》卦，上巽风而下坤地，《象传》释为“中正以观天下”。“观”包含了圣王与万民的互动关系：既是圣人主动地观万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又是被天下万民所“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其理想的结果是“下观而化”，即社会风俗因教化而得到了改善。以今天哲学的角度看，“观”的特点是主客不分和知行不分，这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和教化思想的特点。

“风”还提示了中国早期艺术创作的非个人化的特点。美学史家指出，在西方美学里，“诗歌的概念自古便被分为两类：一类被视作技艺，一类被视作预言。”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第121页。以下关于诗歌观念的介绍参见该书第三章。前者完全是依据固定规则的“模仿性艺术”，等同于工匠的劳作，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第六等诗人”；而“第一等诗人”与哲学家一样，是通过“迷狂”、“灵感”而通达那个超越性的、神圣的理念世界。“第一等诗人”的诗完全是精神的创造物，对于人的（与肉体相对的）灵魂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到中世纪，这种诗歌自然被归为上帝启示的成果。而近代的诗歌则是“个性”、“自由”的象征。总之，神启的意味和个性的色彩是这种诗歌观念的两个方面，诗处于二元世界的高级一端。与之相比，《诗》虽有神秘色彩，却表现于不知所自而又盛衰可彰的“风”。《诗》没有明确的作者，每个人皆可对意义世界的积累有所贡献，任何一个“天才”的个人创造都不能垄断天地的文章。

“观风”对于中国美学有两方面的影响。

其一是体现了贵族的、庙堂的文化对于多样的地方文化的尊重。

由动植名物的博物知识和“风土人情”的民俗具有封闭、同质的“地方性”，而放在文化共同体的广大范围内，则又呈现出最广大、最自然的多样性。刘华杰：《天涯芳草》，第2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就其内部观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无所谓美，但就“采风”而言，各地的民俗与气候、物产交融不分，一起构成了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的“风情”。华夏文明的画卷就是由这样丰富的、原生的“风情”构建起来的。“乐操土风”（《左传•成公九年》）,艺术的功能就是要凝练、升华这些基于各地风情的民俗意象，并且进一步还要像风一样沟通不同地域的文化，使之有新的创造。所以，周代的贵族文化一方面是扎根于大地的，带着淳厚的味道，而另一方面又因为文化的包容性而具有“洋洋大观”的风貌。

其二，“观乐”具有认识功能、艺术评鉴和道德反省的多重意义，尤其突出艺术对民俗、民风的主动改良作用。季札所观之各国风诗是各地文化、政治、道德的晴雨表，也是影响民风政治走向的催化剂，所以他要寓褒贬于品评，寄政教于艺术。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观念，风教传统随着贵族文化的消逝而逐渐湮没，而作为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文化意识，却在中国历史上不曾间断过。宗白华曾说：“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无论诗歌、小说、音乐、绘画、雕刻，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的。它能激发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趋于消沉。就我国的文学史来看：在汉唐的诗歌里都有一种悲壮的胡笳意味和出塞从军的壮志，而事实上证明汉唐的民族势力极强。晚唐诗人耽于小己的享乐和酒色的沉醉，所为歌咏，流入靡靡之音，而晚唐终于受外来民族契丹的欺侮。”宗白华：《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122页。每当风化绮靡之际，总有文化人出来讥刺。所以，在孔子晚年的文化贡献中，“删诗”与“作春秋”实际上是同一性质的工作。

最后，我们来概括一下“风”的多重意义：其一，自然之风候，其二，音声之风情、精神之风貌，其三，社会文化之风俗、风尚，三者存在着广泛的联系。正如自然界的风是天与人的沟通，“风教”是社会意义上的官（施教者）与民（受教者）的沟通，是主客统一的“观”的结果。在古代“诗教”的文化传统中，“风”也意味着文化人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儒家追求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理想，就体现在《诗》的“风”当中。总之，中国古代的“风教”传统充分地尊重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又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创造，是儒家艺术欣赏、艺术批评思想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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