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陈兵：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的异域风景与英国性建构
【学术观点】专题回顾
摘要：风景的再现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涉及到性别、阶级、民族和种族等诸多因素。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对于异域风景的描写就蕴含着英国性的建构。《加拿大居民》中对于北美荒野的描写表现了英国人的勤勉与自律，《珊瑚岛》里南太平洋岛屿风情反映了英国的文明、理性与教化异域的精神，而《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女性化非洲大陆风景则讴歌了英国人的男性气概。它们都是特定英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代表着不同时代英国民族特性的建构。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风景；英国性
风景是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一个地方的风景是当地人类社群长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实践活动留下的物质地貌，不仅反映了该社群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审美观念，也建构并影响着他们对于自然、空间的感知与理解，塑造并改变着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阐释，包括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身份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语言则是这种想象的媒介（6, 13）。在一个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里，一种共同语言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至关重要。印刷出来的文字就是一种共享的符号，将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凝聚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景作为一种符号，也是一种视觉“语言”，能够起到同样的想象作用。比如，中世纪各种宗教绘画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于基督教共同体的想象和维护（安德森 21）。同样，英格兰西北部的湖区在19世纪初也是英国民族性格的象征和文化的典范（达比 81）。
如果说湖区代表着19世纪初期的“英国风景”的话，那些英国冒险家、殖民者、移民所奔赴的广袤异域的风景又有什么意味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历险小说的异域风景描写中找到答案。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方面关注甚少。仔细考究，我们发现，这些历险小说中的异域风景描写虽貌似与英国地貌无关，却隐含着与英国家园的类比，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不同时期英国人对于自我与他者的认识，而对异民族文化的认识恰是定义自身文化特性的前提（Kumar ix）。故而这些异域风景描写中也蕴含着英国民族性的建构。本文拟以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 1792-1848）的小说《加拿大移民》（Settlers in Canada, 1844）、罗伯特·巴兰坦（Robert Ballantyne, 1825-1894）的《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 1857）以及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 1856-1925）的《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 1885）等历险小说代表作为例来考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不同时期历险小说中的异域风景描写如何定位自我与他者，建构英国性。
一、《加拿大移民》：北美荒野与英国移民的勤勉自律
如前所述，风景涉及阶级、种族等多种因素，而异域风景描写因为牵涉到不同民族/种族间的遭遇与冲突，民族与种族因素更加凸显。自我与他者的对比、民族身份的建构等往往都蕴涵在异域风景的描写中。维多利亚早期历险小说的开拓者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的名作《加拿大移民》可为一例。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是英国政府推行向殖民地移民的政策。19世纪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机械的大规模使用，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失业人员激增。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人复员，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失业问题。而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则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矛盾。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市政府对圣彼得广场上集会民众的残酷镇压--史称彼得卢大屠杀--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当时很多英国人认为这些社会矛盾是由英国人口过剩造成的，因此主张对海外移民。自1820年代起，英国议会时常讨论移民问题，认为向海外移民是解决国内问题的最佳途径。加拿大地广人稀，缺乏劳动力，而且常有印第安人不时骚扰英国驻军。因此，引进白人移民被认为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新殖民地确立英国霸权的办法（米切尔 170）。当时的报刊、游记、诗歌、铁路招贴画、移民手册里经常介绍加拿大，使得加拿大成为英国移民的首选地之一。当时《伦敦每日电讯报》曾刊载一封读者来信，声称“对于现在在家挣扎的大批有开拓精神的年轻人和讲究实际的男子们来说，移民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加拿大更像我们自己的家。” 该报刊载的另一封来信则以浪漫的笔调描写“加拿大英国殖民政府免费奉送土地，那里年复一年，土地不用打理，庄稼也长得极其茂盛，结果人们都拿玉米当柴火烧”（qtd.in Archibald 37，40）。这样的宣传使得加拿大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成为异域天堂以及摆脱人生困境的绝佳地点，很多人因此怀揣着梦想移民加拿大。①
《加拿大移民》就描绘了这样的梦想。小说中的主人公坎贝尔一家属于普通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不幸遭遇困境，于是移民加拿大寻找出路。小说开头叙述人就告诉读者，移民们在加拿大可以一美元一英亩的价格来购买土地，且可以任意选择（Marryat 16-17, 39）。这些话一方面说明加拿大地域辽阔，土地便宜，另一方面又暗示加拿大是无人的蛮荒之地。②坎贝尔一家在加拿大弗朗迪纳克要塞附近购买了土地，到达新家后第二天一早，小说中有以下描写：
他们不到七点都登上了要塞的城墙，俯瞰眼前的景色，真是优美如画！在他们的左边是一带湖水，宽阔如同内陆海洋，绵延直至天际，此时波平浪静。近岸处岛屿星罗棋布，满目苍翠，仿佛漂浮在澄澈的湖水之上。他们面前往西是属于要塞的林间空地，四围远处林木扶疏，一群牛儿在一边吃草。其余地方则是被蛇形围栅隔成一块块耕田。耕田之间是零星的小木屋，供牲畜过冬之用。半英里外是个小小的堡垒，四周围着高高的尖桩栅栏。这是供那些牧牛人使用的，在遇到危险或遭到伏击时可以安全撤入其中。（Marryat 65-66）
这个场景定下了整部小说的基调。它没有一般人印象中加拿大原野的荒蛮，而是更像人们想象中的英国乡村。这里有宣传的因素，也有对家乡的眷恋--远行的游子总是不自觉地在异域景色中寻找自己家乡的风貌。其中“优美如画（picturesque）”一词使人想到18、19世纪流行于英国的“如画”（The Picturesque）美学。这种源于古典“诗如画”传统的美学思潮在17世纪荷兰和意大利风景画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优美（beautiful）”和“壮美（sublime）”等美学概念，经过18世纪英国哲学家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的哲学思考与画家、美学理论家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 1724-1804）的提炼发展，逐渐形成了“如画”美学原则，倡导优美和壮美两者的混合：“如画是优美的一种，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崇高（壮丽）的粗糙和不规则性”（李秋实 132）。吉尔平的“如画”美学影响广泛，成为当时英国各阶层民众欣赏风景的指导性原则，并在19世纪初的英国民族性建构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英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则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社会矛盾，催生了分裂潜流。在国家危机面前，英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英国性的建构成为这个时期民族主义的表达，而“英国式”风景的寻找与发现也对英国性的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峰峦叠嶂、碧波荡漾的英格兰西北部湖区因兼有“优美”、“壮美”的“如画”特征，成为英国性的地理表征。从19世纪二十年代起，中产阶级认为宁静的农田代表了英国民族身份，于是风景再现转向英格兰东南地区的低地风景。英国的如画风景重视乡村场景与浪漫主义风景，代表了英国自古以来的自由精神与自然的结合，描绘了一种社会秩序井然、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快乐英格兰”乡村神话，与崇尚整齐与匀称均衡的法国风景画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出不同的英国特色。
坎贝尔一家面前呈现的正是这种英格兰湖区与东南部低地良田相混合的如画美景。但这种“如画”风景是否眼前的实景却不得而知。有学者指出，自从发现美洲并对美洲开始殖民后，欧洲人就不断根据不同时期的艺术观念和实际需要重新构建新世界的风景。比如18世纪英国艺术家们就喜欢根据当时的“如画”艺术观念来描绘新世界风景，使得美洲的风景和原居民呈现出如画风格和浪漫主义色彩，完全不同于美洲边疆定居点风景的真实面貌。而19世纪中叶不少加拿大风景艺术家如罗伯特·惠尔（Robert Whale, 1805-1887）等就在其创作中刻意仿效英国艺术，将加拿大的风景改造成英国式风景③。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坎贝尔一家也用“如画”的眼光将面前的加拿大荒野进行了改造--因为真实的加拿大并非人们想象中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一般的牧歌式田园，而是自然环境恶劣，还和母国英国一样有许多社会问题，社会动荡不安，赌博、酗酒、娼妓、政治腐败等司空见惯④。在这里我们体会到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与帝国扩张的同步。如果说此风景中的要塞标志着帝国对殖民地的控制的话，那么坎贝尔一家在要塞城墙上的凝视也是一种帝国的凝视--用目光和想象将眼前的荒野化作家乡“如画”的、受自己控制的风景。
加拿大荒野的如画美景不仅呈现出美丽和谐的英格兰乡村神话，还隐含了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英国民族身份的诉求。19世纪初福音教派在英国兴起，针对当时英国上层阶级的骄奢淫逸，他们借助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反法情绪--当时英国的反法人士认为虚伪、淫荡、不诚实、奴性是法国的民族性格，认为英国上层社会的道德堕落源于法国的影响。因此，福音派呼吁，为了保证国家安全，英国人应该摒弃法国的道德瘟疫，发扬英国式“诚笃”（English Sincerity）特性--虔诚信奉上帝、恪守道德、强调自律、责任、工作至上（Newman 230-236；Bebbington 75-78）。这些新的英国特性吁求就包含在上述风景描写中。比如，坎贝尔一家在要塞城墙上看到的片片耕田呼唤着福音派教徒式的辛劳与自律（也暗合洛克“只有耕种土地的人才有权占有它”的理念）。而为防备野兽和土人袭击的“小木屋”“要塞”等不和谐事物的存在又暗示着荒野的危险与桀骜不驯。危险来自大自然的威力，如冬天的暴风雪、森林火灾、四处掠食的野兽等等。而伪装成野狼袭击坎贝尔一家的印第安人形象表明印第安人与暴虐的自然已经融为一体，共同成为新移民必须面对的困难和危险。所有这一切都有待勤劳、坚韧、自我克制、强调责任和秩序的英国人来克服。而坎贝尔一家正是这样的英国人。他们无论处境顺劣，均能安分守己，淡泊自如，同时勤勉自律，虔诚信奉上帝。在坎贝尔一家的日常生活中读《圣经》、向上帝祈祷是一项重要的事务，书中有多处祈祷场景的描写。可以说，上帝已经成为逆境中奋斗的坎贝尔一家的精神支柱。此外，读罢小说，读者应该会对“责任”一词印象深刻。此词在全书中频繁出现，涉及多个方面：凡人对上帝的责任、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家长与子女的相互责任、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等等。责任是书中所有英国人恪守的道德准则。坎贝尔一家更是堪称坚守各自责任的楷模。不仅坎贝尔夫妇以身作则，儿女们也为了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而放弃个人的安逸与发展。最终他们经受住了加拿大荒野的严峻考验，也得到了丰收的回报。“就这样，由于他人的美意，加上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对自己那一小笔资金的正确运用，坎贝尔先生有望在几年后成为一个富有独立的人”（Marryat 231）。作为普通英国人的代表，坎贝尔一家所表现出的拓荒精神、勇气、责任感、对家的忠诚与对上帝的信仰等“英国特性”帮助他们战胜了严酷的加拿大荒野的各种考验。由此出发，可以想见，小说的作者相信这些“英国特性”也能帮助当时的英国摆脱各种内忧外患。
二、《珊瑚岛》：美丽野蛮的南海岛屿与英国的文明教化
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国力强盛，朝野上下充满了种族优越感和对工业文明的信心。普通民众更是认为英国已经到达社会进步阶梯的顶端，他们有责任改变其他民族的命运（Hyam 88-89）。这在英国福音派教徒那里表现尤其明显，因为“福音传道”本就是福音派的基本信仰（Bebbington 2-17）。如果说在19世纪早期福音派用宗教虔诚、道德、责任感和勤勉精神来规训英国民众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中期，去海外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就成为虔诚的教徒们迫切从事的事业。在福音派教徒眼里，基督教之外的世界一片黑暗，自己有责任将基督教文明之光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教化各地的野蛮种族。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发展则为福音派的海外传道提供了经济动力。据统计，1836年时,英国有10个海外传教会,到1888年则达100余个；在1860-1884年间,英国国教用于传教的资金达1010万镑，年均42万余镑，而这些经费大都来自普通教徒的捐款（龙秀清 88,91）。英国历险小说名家R.M.巴兰坦在创作中善于捕捉社会的潮流热点来迎合读者，自然不会忽视当时英国社会的海外传教热情，其小说《珊瑚岛》就是将宗教教化意图与历险故事相结合的名作。《珊瑚岛》模仿《鲁滨逊漂流记》的情节，描述三个英国少年沉船遇险，流落南太平洋珊瑚岛的生活，展现了南太平洋岛屿的美丽风光，土人的野蛮嗜血，以及英国少年凭借自身的优秀英国性品质对野蛮的土著岛屿的改造。
需要指出的是，《珊瑚岛》中的几个少年在遭遇船难、流落到南太平洋海岛上时并没有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那样惊慌恐惧，为了在荒野求生存，对一切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表现出游客般的悠闲心态，吃喝玩乐、欣赏美景。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自16世纪初巴尔博亚、麦哲伦等欧洲航海家发现太平洋之后欧洲民众对南太平洋与日俱增的浓厚兴趣。早期探险家眼中的太平洋群岛是一个伊甸园般的美妙之地，生活在那里的土著是淳朴的“高尚的野蛮人”，但自1779年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在南太平洋被当地土著杀害后，许多欧洲人就将太平洋群岛视为愚昧堕落之地，需要西方文明曙光的照耀。到了19世纪，欧洲人对太平洋群岛的观点呈两极分化趋势，推崇者视之为天堂，诋毁者贬其为疾病--特别是麻风病--肆虐之地（怀特 153）。
《珊瑚岛》一开始就描述了南太平洋的这种双重特征：“在他们告诉我的所有地方中，南海的珊瑚岛最吸引我的想象力〔……〕那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气候宜人，树的枝头果实累累。不过，奇怪的是，那里的人却是非常狂野嗜血的野蛮人，只有少数我们救世主的福音传播到的地方例外”（Ballantyne 7）。这种描述给小说定下了文明教化的基调。而主人公拉尔夫临行前答应母亲每天都读一章《圣经》，按时做祈祷，更是强化了这种基调（Ballantyne 8）。几个英国少年遭遇船难登上珊瑚岛后，其中的彼得金声称这是他们三人遇到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拥有整座岛屿。我们要以国王的名义占领它。我们要去为黑肤岛民们服务。当然喽，我们会掌管一切事务。在野蛮国度里白人都是这样的。杰克，你要做国王，拉尔夫，你做首相”（Ballantyne 16）。简短的句式、“我们”的反复使用都体现出一种决断和英国少年的自信。在这里，美丽的南太平洋岛屿与北美的茫茫原野一样，也仿佛是无主之地，成为英国少年实现人生理想、教化土著人、展现优秀英国性品质的地方。小说中对岛屿上土著村庄的描绘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我注意到这里有许多我在珊瑚岛上已经很熟悉的李树和榕树，地里还长着大量的芋艿、山药和甘薯。到了树林开阔处，我们发现一大批当地人的房子。这些房子大都用竹子建的，顶上覆盖着露兜树的大厚叶子。不过大部分房子只有一个斜斜的屋顶，三面墙，正面空空的算是门，非常简陋，特别是对于当地的气候而言。房子里面和周围有许多当地的男女老少。我们及酋长派来护送我们的队伍过去时他们都站起来盯着我们看。（Ballantyne 181）
可以将其与皈依基督教的土著部落村庄进行比较：
整个村落是一大块平整的土地，从海边缓缓延伸至山边。村里的那些房子离海滩有几百码，海岸边种着一排排玉蕊树和其他树木，枝繁叶茂，使得这些房子免受海上强烈反光的照射。整个村子大约一英里长，非常平直，中间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两边种着一排排的茶树，树顶树叶簇簇，树叶下是娇嫩美丽的花朵，给整个场景平添丰裕美丽之感。土著的房子就建在这些树下，干净整齐，每一个房子前面都有个小花园，整治得很有品味，园中小道上铺着黑白的鹅卵石。每个房子都有好几个门，还有软百叶窗，有的用桐木的油烟涂色，还有的则用红赭石涂色，与墙上涂的耀眼的珊瑚石灰形成鲜明的对比。村落的一处高地坐落着一座漂亮的教堂，看起来异常奇妙。它约一百码长，五十码宽，里面摆满座位，可以容纳两千人。教堂有六个大折叠门，十二个窗户，带着软百叶窗；教师告诉我们，尽管这教堂是个很大很实在的建筑物，修建它却只花了两个月。整个建筑没用一根铁钉，都是土著用他们的石斧、骨刀和其他工具建起来的，间或用到一两把欧洲造的斧头和其他工具。在这块美丽的地方一切都呈现出一种和平与富足的景象。（Ballantyne 228）
比较一下这两个土著村庄，可以发现，前一个土著村庄是自然状态下的住所，其建筑材料都来自周围的自然，可以说村庄就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但作为小说中土著野蛮落后的表征和英国少年教化的对象，这个土著村庄并没有像传统欧洲风景画中的乡村那样呈现出一派令人向往的、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景象，而是原始、简陋，杂乱无章，在周围丰裕优美的自然环境映衬下尤其明显。“非常简陋，特别是对于当地的气候而言”隐含了叙述人的鄙夷之情，表明这些房子连遮风挡雨尚且不够，更遑论体面文明的生活了。而从土著遇见“我们”时幼稚、惶惑的举动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原始、无知与无序。这些风景描写中隐含着典型的东方主义心态--东方土著无法自己管理自己，必须由欧洲的文明人来帮助他们进行管理。皈依基督教的土著村庄正是一个例证。整个村庄井井有条，树木、道路、房屋等既与周围环境和谐一致，又自成一体，呈现出一种征服自然为己所用的理性与文明气象。每个房子前面都有漂亮的小花园，表明这些都是典型的英国式住宅--英国人自古以来就以其花园著称，而宽阔平直的道路、整齐栽种的花木、精心选址建造的房屋及其色彩丰富的装饰都反映了文明、理性、讲究秩序与规则等“英国性”品质。特别是村庄中央的教堂宽大、漂亮，“能够容纳两千人”，但“修建它却只花了两个月”，且“整个建筑没用一根铁钉”，既体现了英国人的先进技术、工作效率，又凸显了基督教的中心位置以及小说本身的教化意图。叙述人的褒扬态度与进行基督教教化宣传的目的非常明显：“在这块美丽的地方一切都呈现出一种和平与富足的景象。”“我忍不住拿眼前的村庄与那可怜的埃莫村进行比较--在埃莫村里我看到了那么多悲惨的景象。后来教师告诉我这个部落只是在我们到来一年前才皈依教门，此前也过着极为残酷的偶像崇拜的生活。听到此处，我不禁感叹道：‘基督教就是上帝！这是活生生的证据啊’”（Ballantyne 229）。就这样，《珊瑚岛》中的风景描写通过比较不同的土著村庄，强化了欧洲文化传统中关于南太平洋岛屿土著幼稚、愚昧、残忍、无知、无能的知识话语，凸显了基督教的教化功能以及“英国性”品质的优秀。这些描写与小说中其他关于几个英国少年的公正、勇敢、友爱、行事讲究原则与规则、精心教化土著的描写相辅相成，使得《珊瑚岛》成为英国19世纪中期的殖民文化宣传。
三、《所罗门王的宝藏》：女性化非洲与英国冒险家的男性气概
19世纪晚期，德国、美国等列强开始崛起，与英国的老对手法国一起威胁英国的殖民霸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英国一改19世纪中期重视自由贸易、疏于开疆拓土的做法，开始大力进行新的殖民征服，攫取新的土地。广袤的非洲成为英国与其他列强进行殖民争夺的角斗场。英国在这里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战争，如卡菲尔战争（1779-1878）、祖鲁战争（1879）、英埃战争（1882）、布尔战争（1880-1881, 1899-1902）等。《泰晤士报》宣称无法容忍“黑暗大陆的任何一部分觉得〔大英〕帝国的声望在削弱”（Hyam 203-205）。当时英国的一些通俗刊物如《伦敦绘图新闻》等为了迎合公众的需求，也时常刊登图文并茂的非洲土著生活（Stott 69）。所有这些都吸引了大批英国公众的注意力。他们渴望在海外大英帝国军人和殖民者身上看到强悍的男性气概。著名维多利亚小说研究专家菲利普·马莱特就指出强悍男子汉形象反映了19世纪晚期典型的英国男性气质：“到了19世纪末，男性气概（manliness）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其典型特征就是随时准备‘冲上去’”（Mallet 168）。主要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历险小说就反映了这种新的时代需求，积极参与构建英国人的这种“男性气概”。历险小说名家赖德·哈格德的代表作《所罗门王的宝藏》也不例外。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对主人公英勇事迹的描写赞颂中，也表现在对风景的性别化描写上。有学者指出，风景的意识形态性体现在其与父权制话语的合谋上。“文化被界定为‘男性’的属性，而自然则属于‘女性’的属性〔……〕这些‘女性特质’表现为非理性、任性和野性，有时也感性、温柔和驯服--但自然屈服于男性理性和独创性的控制力，则是一个一贯的比喻”（科斯格罗夫 374-375）。《所罗门王的宝藏》中几个英国冒险家凝视面前的非洲大地时看到了这样的风景：
在朝霞的辉映下，离我们不到四五十英里的地方矗立着洁白如银的希巴乳房山〔……〕山高至少一万五千英尺，两峰相距不过十二英里，巍峨直插云端，中间由悬崖峭壁相连。两山如同一座巨大门户的门柱，又状如女人的乳房，有时山下薄雾缥缈，阴影参差，犹如女子横卧，蒙纱酣睡。两座山峰从平原上缓缓隆起，从远处看，坡度十分平缓圆润，每个山顶都有个积雪的小丘，其状恰如女人的乳头。（Haggard,King Solomon’s Mines 73）
这是典型的英国“如画”风景，但其中却出现了充满挑逗与诱惑的女性形象：希巴乳房山如同露着乳房、蒙纱酣睡的美人，欲拒还迎。在英国冒险家的殖民凝视下，非洲大地成为等待被征服的女子伸展的胴体。当代美国著名女权主义学者凯特·米丽特在其名作《性的政治》一书中将种族关系与两性关系进行了类比，指出它们本质上都是政治关系，都是人类某一集团对另一集团的支配关系。在优等男性集团的奴役下，劣等男性必须和女性一样表现出服从，“统治本身就具有色情的性质”（米利特 37-38, 416）。就这样，殖民地与女性之间建立了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女性化的非洲是英国冒险家--及其青少年目标读者--证明其男性气概和殖民能力的试验场。小说中几个英国白人战胜了连当地土著都死于其中的炎热、严寒、干渴、饥饿，最终顺利翻越希巴乳房山到达目的地，推翻暴君统治，恢复土著王国秩序，证明自己正是这样富于男性气概的殖民强者。
其实，将殖民地他者的风景色情化在欧洲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17世纪初的著名蚀刻画《韦斯普奇登上美洲》（1619）就将美洲刻画为一个赤裸的土著女子呈现在全副武装的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面前（克朗 81-83），而当时的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在其艳情诗《上床》中同样将对女性的征服与对异域的征服等同起来：“你褪去衣裙，袒露出如此美丽的形体/〔……〕/哦，我的亚美利加，我的新发现的大陆，/我的王国，最安全时是仅有一男人居住；/我的宝石矿藏，我的帝国疆土，/如此发现你，我感到多么幸福！”（但恩 213-214）在这里，殖民意识与男性权力被明确地并置在一起，建构起充满男性气概、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英国殖民者形象。风景学者达比也以19世纪中期英国旅行家爱德华·怀伯尔的《1860-1869年阿尔卑斯山游记》中的描述来说明，男性追踪、抓获、揭开和洞穿女性的自然是一种潜藏的性意象（达比 64）。《所罗门王的宝藏》中对希巴乳房山的描写与怀伯尔对“还是处女”的山峰“露出”“玉肩”却又再次“羞怯地”蒙上面纱的描写异曲同工。怀伯尔的游记初版于1871年，如果说哈格德写作《所罗门王的宝藏》之前读过这本书并受其影响，那也并不令人奇怪。
战胜了艰难险阻后，强悍的英国人又看到了“如画”风景：
我们爬过的大山现在横亘在我们头上。希巴二峰笼罩在轻柔的薄雾之中若隐若现。我们径直前行，却见风光越发旖旎。草木葱茏，却并不像热带植物那样过于茂密。阳光明媚温暖，但并不灼人，微风轻轻掠过花香浓郁的山坡。真的，这个新地方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无论是风景、自然资源还是气候，我都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地方。德兰士瓦有些地方也不错，但和库坤纳国相比就不值一提了。（Haggard,King Solomon’s Mines 103）
类似英国湖区的如画风景出现在英国冒险家征服了女性化的非洲最高峰之后，这里明显隐喻着殖民征服的内容，特别是对“德兰士瓦”的指涉明显与当时英国的政治现实发生了勾连。德兰士瓦是荷兰人后裔布尔人在南部非洲建立的国家，1877年，由于受到祖鲁土著王国的威胁，德兰士瓦并入大英帝国，哈格德参加了合并仪式并亲手升起英国国旗。此后英国肆意搜刮剥削布尔人，引起了布尔人的不满，并在1880年底导致了第一次布尔战争。战争之后英国在保留部分权利的情况下承认德兰士瓦的独立。对此哈格德深感羞辱，有被出卖的感觉（Haggard, The Days of My Life）。到哈格德出版《所罗门王的宝藏》时德兰士瓦又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金矿，经济飞速发展。叙述人在此处称赞库坤纳国是“人间天堂”，并且声称德兰士瓦比不上它，其殖民征服的意图非常明显，而对于男性气概等英国性的召唤也自然属于题中之义了。⑤
故事结尾，亨利·柯蒂斯爵士在给艾伦的信中这样写道：杀死基瓦的那头大象的象牙现在我的客厅中，挂在你送我的一对牛角之上，看起来很是气派。我砍下特瓦拉头颅的那柄战斧悬于写字台上方。真希望当初把锁子甲也带回来就好了（Haggard, King Solomon’s Mines 256）⑥。这并不是风景描写，但本身却形成了一幅异域风景的图画。“客厅”与“写字台”等物体表明这幅画面呈现的是英国绅士阶层，而“象牙”、“牛角”则现实地反映了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人士去非洲打猎的嗜好--打猎在当时本身就是展现男性气概、隐喻殖民征服的行为。同时，将土著暴君特瓦拉与凶暴的动物并列，表明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代表了非洲的凶险难测。在英国宁静的客厅里写信与在狂野的非洲大陆搏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隐喻着文明对于自然的管控。这个雅致的客厅画面表现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勇武精神以及掌控殖民地现实、消除一切（潜在的）威胁的能力。这一点也体现在《所罗门王的宝藏》的叙述结构之中：小说的内叙述是艾伦·奎特曼他们惊心动魄的历险经历，而外叙述则是老年的奎特曼交代叙述此次历险的缘由，风格是冷静、安全、掌控一切，再一次从侧面印证了文明而强悍的“英国性”品质对野性的女性化非洲的掌控。
结语
风景从来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风景观看者的阶级、民族、种族、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考之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险小说，确实如此。从早期移民眼中的美洲地貌，到中期基督教文明传播者眼中的南太平洋岛屿风情，再到晚期殖民征服者眼中的神秘非洲景色，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不同时期历险小说中的异域风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其中自然有作家个人的思想和美学烙印，但它们也是特定英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体现了一定时期英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小说中的异域风景描写表现了不同时期的英国民族身份建构特征。历险小说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非常风行，被认为是与当时受到广泛推崇的三卷本现实主义小说并驾齐驱的文类，社会影响很大（博埃默 13）。这些小说中众多的异域风景描写如何反映并参与塑造特定时期的英国社会文化，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原文参考文献及注释见《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侵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历险小说与民族身份建构研究”（14BWW070）
作者简介：陈兵，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