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诗歌代表了诗歌创作的精髓——即使其诗本身并非成就有多大。从曼哈顿医院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死亡的病房出来以后，思绪紊乱的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高喊道，“诗歌已死”。在酒精麻痹，吗啡作用下，狄兰有四天毫无知觉。最后他的诗歌也在护士清洗下最终死去了——通过女人双手的看护得到永生，生命最后那点苍白之力唤起它当初的模样。诗歌已死。贝里曼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他真的这样说过吗？对于这点的记载并不清楚。这也许只是传闻而已。不过，1953年11月9日那天，他的确在曼哈顿圣∙文森特医院床边，且情绪过度紧张；因此如果他真的这样说过，他的话——正如沃尔福德∙戴维斯（Walford Davies）在他那关于狄兰·托马斯的出色研究新编中指出的那样——“已经不仅仅是部传奇剧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并未给予我们什么标准，可是倘若狄兰是个媒介，那么他的诗歌就是讯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浪漫主义的蠢蠢悸动与即将到来的大众传媒繁荣的碰撞之际，在那个受大众喜爱的英国广播电台上，在齐柏林飞艇乐队（Led Zeppelin）式的阅读之旅和城市道路的宣传等一系列活动中，他早已在全美声名远播了。这名威尔士人是电子媒体的名人，他那所汇集起来凌乱的个人形象所散发出来的各种亮点和讯息都诠释了他诗人的身份。讲经台上那打着蝴蝶结的小丑，低音吟唱走调；狂欢会后的放荡不羁；朝那盆栽中撒尿；定期到酒馆喝喝小酒，侃侃而谈几个小时，到处称兄道弟；雕琢着他那深沉而又遍地鳞伤的缄默；火尾鸟般的诗人；彗星似的凯尔特人。所有这些都是狄兰的形象，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即使在他死后，这些都陪伴在他左右。他之所以是最后一位摇滚诗人，是因为当真正的摇滚诗人出现时——电流的嗡鸣声、药物作用下的鼻音声——诗人会变成为一个矛盾体。然后是诗歌本身。在这点上，在他的百年周年纪念，对于狄兰的诗篇，我们是作何感想的呢？他那伟大的后期作品并不是那么完美。索然无味的《蕨山》（Fern Hill）；《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里对死神将可爱的人们带离这个世界的愤怒。他早期的素材更是不可能，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他那沸腾激涨的朝气和他那源源不断的词藻——都使我黯然失色。倘若你确信他会再看诗歌，你可以把这类的诗歌给不读诗歌的读者看。与此同时，旋动的微观机制节拍、双声叠韵和内韵，托马斯所有这些富有盛名的艺术技巧现在看来是有点疯狂的作品。（他的诗好似一个患了强迫症的布谷钟，午夜时分，诗人自会蹦出来吹嘘一声。）我真的讨人嫌。可是我确实带着伤痛写出来的：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托马斯是个奇才；在中年时期，自负的我再次遇见了他，对于他60%不可读、朴实无华的诗歌，我感到震惊、恼火。我们残缺的梦想，在光明前均无果而终。这诗歌究竟讲的是什么呢？他如何使我如此神魂颠倒呢？好吧，可以用他这样的诗句来表达：尽管他们疯狂，像硬瘤一般僵死，一个个人物的头颅在雏菊丛中崭露。（此句出自狄兰的诗歌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这听起来很优美，两句悦耳的陈词滥调——像硬瘤一般僵死、在雏菊中崭露——这些都传达出了诗人直视死亡的胜利姿态。希薇亚·普拉斯（Sylvia Plath）这样写道，“热血喷发才是诗歌”，“所向披靡，不可阻挡。”对于狄兰来说，诗歌就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出自狄兰的诗歌 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 Drives the Flower）——多美的诗句！那种产生出来热湿的嘶嘶声，那种表达的灵光一现，他把自己献给了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诗歌一无是处。他的诗歌错综复杂、富有音律、时而欢快明亮时而触目惊心，都在诉说我现在活着，很快我将死去，这才是诗歌。这是你、我、整个美国对这位诗人作出的回应。这一个魅力四射的男人，活力四射的男孩，摇头晃脑天使般的巨魔，嘴里叼根烟、口袋里装着褐色啤酒瓶从伦敦到斯旺西摇摇摆摆地一路走来。爬过威尔士那笨重坚硬的地壳/我极为震惊。捷克小说家简∙德尔达（Jan Drda）于1949年间陪同狄兰游历布拉格，他发现狄兰“看起来并不是一点都不能走路，他欢欣雀跃、嬉戏打闹，还向空中抛出一只小熊娃娃，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狄兰的状态总是喝酒、喝酒再喝酒；写诗、不写诗；放荡不羁；奄奄垂绝。大声朗读他的诗作，让人如痴如醉；朗读他人的诗作，却又让人茅塞顿开。然而，事实又不总如此：他录制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的诗作“鸮”（The Owl）的录音就像米特洛夫（Meatloaf）朗诵史蒂维∙尼克斯（Stevie Nicks）的诗作“山崩”（Landslide）一样。但是狄兰给人有点重金属般感觉，就像劳伦斯录制（D. H. Lawrence）的“鲸鱼不哭！”（Whales Weep Not!）一样的语调感情抚平了听众。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名望达到了全盛时期，但是他的诗歌、魄力、精力却干涸了。1952年，他对采访他的时代周刊记者坦承，他六年里只写了六首诗。他并不是思维停滞，而是他已筋疲力尽了。是不是他挥霍自己的天赋呢？自1943年，他就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BBC）“写脚本”和“广播播报”，还要制作另外100种广播，其中包括“散文作家沃尔特·德·拉·米尔瑞（Walter de la Mare as a Prose Writer）”以及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都使他无法进行他“真正的”工作——诗歌创作。可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事实是狄兰在他的拙作和受雇工作之间重新创造了另一种风格：颠覆性的超级散文诗歌，爱吹牛和灵活变通，反吟游诗人，他那欣喜中带点逆流的讽刺诗集离经叛道。现在他没有写作，我看到了涔涔泪下的疲惫/在阴阳交汇的黄昏。他书写着“走在黄昏汇总城镇，马伊玫瑰村舍（Mae Rose Cottage），依然静卧在三叶草上，聆听母山羊的吃草声，在她那乳头上转动着唇膏。”这是他最后一篇伟作的诗句《牛奶树下》（Under Milk Wood）的“演奏之声”。一个威尔士村民睡着了，他梦到了上帝、两性和杀戮；一个威尔士村民醒来，清晨在病态的地下河上漂浮着，我们都是如此。这种新的语言——他的文学作品和对话书信的语言如此相近：已经可以被大多数人理解。太迟了。在托马斯为《牛奶树下》在纽约首演前所做的最后润色前，他的身体就垮了：他得了痛风、患了胃炎、急性神经紧张。约翰∙马尔科姆∙布林宁（John Malcolm Brinnin）在他《狄兰∙托马斯在美国（1955）》（Dylan Thomas in America (1955)）书中记载了整件事。（约翰∙马尔科姆∙布林宁（John Malcolm Brinnin）也是一位诗人）在书中不列宁思考托马斯徘徊在死亡边缘，盘旋在摇摇欲坠的房间里思绪全无而又极其理智的状态。《时代周刊》不顾托马斯不断恶化的身体健康状态，刊发了一篇很无礼的文章（“托马斯借钱不想还，不守时，于友人泛泛之交，又于家人麻烦不断”）当有人威胁要起诉托马斯时，该杂志还雇了侦探在纽约到处跟踪他，做记录。在文中写到“有人看到他服用了迷幻药”，这是跟踪记录下来的。麦克卢汉（McLuhan）说，媒体只是传递信息，他从前的一个学生、杰出的休∙米肯纳（Hugh Kenner）为我们翻译了一些最有用的东西，正如你认为理所当然的比你思维中固有的想法一直以来都更重要。对狄兰∙托马斯的放荡不羁行为吹毛求疵；赞扬这又指责那；可是这又能怎样呢，他还是原来他，他还是在那，诗歌的象征，诗歌本身就是如此。尽管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全世界因他的诗歌以他为荣，因为无处不在的“存在”就是胜利。他是《牛奶树下》堕落的村民、疯子，他在动物温柔里养成恶习。他是诗作“一个威尔士孩子的圣诞“（A Child’s Christmas in Wales）里喜欢港口的姑母汉娜（Auntie Hannah）站在被大雪封住的后院中央，像一只大肺活量的画眉鸟高声歌唱。”威尔士不哭；威尔士不哭，尽管它包含恐怖和吗啡，带着哭腔的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这就是当中要展现的，在你出生前你就得到宽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