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短暂实施禁酒令的特殊时期,被称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的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大张旗鼓地描写饮酒作乐,塑造禁酒文化造就的微妙人物。本文认为,作品中酒精是文化符号,饮酒是凝视下的狂欢,是消费主义怂恿下的展示,为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风尚和价值变迁做了标注。年轻人的“表演”使新消费理念转化为一种具体的流行生活模式,帮助形成了一支对抗克勤克俭生活理念的力量。如果我们将小说置于禁酒令的语境之中,就能够解读出这部文学名著中涵容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和道德内涵。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 禁酒令通过于1920年的禁酒令(Prohibition),官方名称为弗尔斯泰德法令(Volstead Act),禁止在美国酿制、运输、储存和销售酒精类饮品。这项法令实施了仅七年时间,于1927年被废除。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正是在这几年时间中创作和出版了长篇小说 《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故事讲述的也是同时期发生的事,具体是1922年后的数个月时间。这一点确信无疑,因为小说中叙述者尼克的一张“计划表”上标有当时的日期:1922 年7 月5 日。(Fitzgerald:77)笔者对小说中的饮酒场面做了统计,从叙述者出场来到黛西家开始,共有30次,其中醉酒场面7 次,详细描述醉酒状态4 次(47—48、65、60—70、196)。那么,在这个实施法律禁酒的短暂而特殊的历史时段,被称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的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大张旗鼓地描写饮酒作乐,塑造禁酒语境造就的微妙人物,试图向读者传递什么信息呢?
在历史的不同时段很多国家有过禁酒法令,但美国的禁酒令具有特殊的解读意义。虽然禁酒令曾与美国历史上的女权运动有关———由于酗酒导致的暴力曾是妇女受到伤害的主要原因,美国女权组织从1895年开始号召禁酒,(Ross:305)但这一动议被20世纪20年代一些保守分子接了过去,用以对抗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状况。禁酒是一项赌博性的抉择,因为首先,它打着道德的旗号干涉个人选择自由,与美国宪法宗旨不符;其次,它给推行者自己套上了枷锁,迫使他们改变生活方式。但禁酒令还是得以通过,保守势力取得了一个象征性的胜利,宣布 “美德”战胜了“颓废”。但令行而禁不止,法律成为空文。禁酒令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明的和暗的抵制,私酒泛滥,成就了私酒生产者和酒贩子,让铤而走险的投机分子发了大财。禁酒令实施几年后不得不废除,法律成为儿戏,荒诞色彩尽显无余。
菲茨杰拉德适时地触及了这个话题。有学者考证,小说主人公盖茨比是以一个叫麦克斯 · 格拉齐(Max Gerlach)的私酒贩子为原型塑造的;(Kruse:45—83)另有学者指出,盖茨比的黑社会搭档梅厄 · 沃尔夫夏姆的原型,很可能是当时最臭名昭著的私酒贩子拉里·菲伊(Larry Fay),论文作者通过菲伊的幸运符和小说中沃尔夫夏姆的护身符,建立了两人的关联。(Gross and Gross:377)这样的关联性并非臆测,可以在小说中找到很多线索。盖茨比 “可疑的背景”(Fitzgerald:63)在小说中不断被提及。这位暴发户“不知从何处悄悄漂来,在长岛海湾买下一座宫殿”。(63)他向邻居尼克炫耀说:“我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挣下了买房子的钱,”(114)尼克问他做何营生,盖茨比一改平时温文儒雅的风度,突然凶神恶煞般答道:“这不关你的事!”(114)钱从哪来?贩私酒显然是最符合逻辑的推断。后来为了感谢尼克帮助安排他与黛西的幽会,盖茨比一阵 “忧郁、迟疑”后,答应给尼克一个 “机会”:“这么说吧,你会感兴趣的。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可能会挣到不少钱。那正巧是一种不太能让别人知道的营生。”(105)尼克果断拒绝,意识到这场谈话“可能是我人生中的灾难”。(105)小说中汤姆 · 布坎南的论断更加直截了当:“我第一眼见到他就认定他是个私酒贩子。”(168)我们发现,不管是故事被省略的前半部分,还是故事的叙事部分,禁酒令都是在背后牵动人物行为的那根绳索。
作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故事背景的纽约,是“禁酒令推动者和极端主义保守分子最痛恨的地方”,因为“在大部分美国城市,[禁酒令]是一个笑话,但是在纽约则是一个十足的闹剧”。(Schwarz:188、181)禁酒令生效期间,饮酒是反叛的宣言,也是结盟的仪式。比如像格林尼治村这样反传统青年的聚居地,这一法令赋予饮酒以道德对抗的意义,致使饮酒成风。如果我们把禁酒令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共同置入20世纪初期的特殊历史语境之中,禁酒和饮酒,以及小说中与此牵扯在一起的人物的行为与道德,就有了指涉更为广泛的文化意义。酒精超越了它自身的物质性,成为文化符号,成为道德宣言,成为能指,为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风尚和价值变迁做了标注。文化对抗:凝视下的狂饮
禁酒令通过的1920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突然到来的开放的现代社会的开端。变迁的时代总是由青年一代唱主角,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时代角色,很多人迅速更新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模式,从教堂转身走向市场,追求金钱、性和酒精带来的新体验。这样的行为引起了传统派的反感和担忧,禁酒令作为一种反制措施应运而生。禁酒令的英文Prohibition原义为“禁忌”,首字母大写后专用来标示 “禁酒令”,说明禁酒是道德禁忌的象征。《了不起的盖茨比》使用了许多当代史料,将20世纪20年代喧闹混乱且缺少道德约束的生活再现于读者面前。但小说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旧更替时期的生活风范,还表达了这种更替所蕴含的更为深广的文化意义。
盖茨比的宅院是“新时代”引人注目的表征场,具有象征意义。这座豪宅模仿欧洲现代建筑,“俨然诺曼底的豪华酒店”,(8)与代表根基稳固的美国白人统治阶级的“东卵华丽的白色宫殿”“遥遥相望”。(148)盖茨比在这里举行奢华的大型周末晚会,主要不是为了摆阔炫富,而是营造一个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场域,“在某个层面提供了不为门外禁酒令所拘束的反文化的狂欢空间”。(McGowan:146)狂欢离不开酒精,在酒精欲望的驱策下,“川流不息的晚会参加者,清一色以一种临时的平等身份加入到纯粹是展示性质的狂欢之中”;此地“让来访者进入一个无所约束的世界,在那里调情和私酒是人际交流的货币”。(145)在自己的领地上,这位新兴的有产阶级其实是在上演一出文化反叛的活剧。
在汤姆眼中,暴发户盖茨比是个“不知从何处钻出来的鼠辈”。(163)的确,他出生于贫困落后的中西部,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在等级社会体系中没有地位———所谓的“牛津学人”(Oxfordman)也只不过是他策略地未加否认的坊间流传。成为新富之后,他极力通过颠覆过去的秩序来建构身份、确立地位。他知道金钱不等于社会地位,内心企望的是后者,是以汤姆为代表的美国上层阶级的权力圈子。对于盖茨比这个没有根基的“鼠辈”来说,花园晚会是他展示实力、颠覆传统、宣示身份的场所。他仍然缺乏世故,表现得十分做作、张扬,但狂欢会打破了日常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假想性地毁坏一切并更新一切,暂时摆脱了秩序体系和律令话语的钳制,在假定场景中消弭贵贱上下的森然界限,毁弃一切来自财富、阶级和地位的等级划分。”(汪民安:174)冲破以禁酒令为代表的道德禁忌,颠覆现存的秩序和规范,是盖茨比的狂欢会的真正目的。我们领略一下盖茨比周末园会的情景:“围着真正铜栏杆的酒吧台站立在大厅里,上面放满了杜松子酒、甘露酒和其他久已不见而被人忘却的烈酒”;“酒吧周围十分繁忙,流动的鸡尾酒一巡又一巡,酒香飘散到外面的花园”;“突然间一个吉普赛女郎模样打扮的姑娘,浑身闪烁着蛋白石装饰,抓住一杯鸡尾酒举在空中一口灌下,显示自己的胆量,像名演员一样舞动双手,独自一人跳跃着进入帆布篷的舞池中……晚会开始了。”(51—52)这样的描述中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一,在全国实施禁酒的时期,盖茨比的狂欢会能够提供数量充沛的各色美酒,这说明晚会带有蔑视律令和政治现实的色彩。第二,在酒精的刺激下,参会者通过自我展示确立临时身份,社会等级关系被打破,身份因此具有了“民主性”和“表演性”的维度。聚集在盖茨比花园晚会的各色人物,通过纵酒狂欢展示解放的自我,表达一种民主呼吁和权力诉求。盖茨比周末园会不仅是一个自我身份表演性塑造的舞台,也是一个消费文化的演示场。霍顿(Rod Horton)和爱德华兹(Herbert Edwards)在谈到当时纽约青年知识分子时说:“禁酒令为青年人闯入非法领域寻找刺激提供了额外的机会。知识分子涌入格林尼治村狂饮作乐,表达对权威的公开蔑视。这样的行为又被大肆渲染,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逃避模式和哲学辩解。”(324—25)的确,及时行乐,醉酒人生,常常是生活形态的 “逃避模式”,但饮酒又可以超越其本身而成为一种观念的言说,即一种“哲学辩解”。盖茨比的花园晚会是个类似格林尼治村的地方,这里的“表演者”同样期待关注,期待被“大肆渲染”,因为这正是表演性行为所期盼的效果。这里的张扬和喧闹,将一种文化信息传递给了现实的或想象中的表演对象,而观众的反应则强化了酒精符号的文化指涉。饮酒只是“表演”的一部分。参加盖茨比花园晚会的很多人都是被菲茨杰拉德称为“飞女郎”(Flappers)的“新女性”,她们也是文化反叛的积极参与者,通过新潮的衣着和反叛传统性别约束的行为进行自我推销,同样带有展示性。比如,小说中的乔丹·巴克刻意显示自己是有别于传统的新一代,模仿男性,穿裤装,剪短发,抽烟喝酒,闯入男性的活动领域,大胆追求性权利和性需求。著名的菲茨杰拉德评论家普利格兹(Ruth Prigozy)谈到作家笔下的“飞女郎”时说,作者“注意到这个作为女性和社会解放的运动已经变成了个性和风格的一种表象的展示”。(136)这种展示是一种文化诉求的表达:长期被边缘化的女性宣告自己的在场,呼吁关注,要求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同样,狂饮作乐既是“凝视下的表演”,也是权力的声张,只不过禁酒令的条文使这样的表演更富有刺激性,更加夺人眼球。盖茨比的晚会参加者中也有记者,写下报道让狂欢场面见诸报端,使更多人“看”到了青年人打破规范和约束的大胆作为,增加了表演的效果。但是这种众目睽睽的“观望”或“凝视”,也可以存在于表演者的想象中,即使没有真实观众,这样的表演仍然可以充满激情。醉翁之意不在酒,菲茨杰拉德笔下不顾禁忌狂饮狂欢的青年,其实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到来之际自己所承担的传统文化对抗者的角色。他们需要轰轰烈烈地表演这个角色,需要被凝视,需要“观众”的喝彩,哪怕喝倒彩也是一种对他们站上新时代文化舞台这一事实的认可。
斯特劳斯(Samuel Strauss)认为,禁酒令是该时 “带着最明显道德色彩的法令”。(58)用法律条文和政治运作来管束道德,具有权力越界的嫌疑。难怪有人挖苦说,政府何不造福于民,再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吃变质牛肉。(Levine:47)因此,我们可以把机构化权力实施的禁酒,看成20年代特殊语境中出现的夸张的文化表态。禁酒令是以法律形式做出的警示性的裁断,为克勤克俭的传统道德正名,警示对象是新消费观念怂恿下试图以出格的行为颠覆既定规范的青年一代。社会上那批被称为 “传统派”的人,感受到了 “转型期的道德阵痛”,看不惯消费主义刺激下狂饮滥交、无度挥霍的年轻一代,怀恋一种正在流失的乡村理想:人们遵从上帝的教导,勤勉自守,循规蹈矩。在传统规范对年轻一代不再有效的时期,他们仍然希望通过禁酒令这样的举措,为传统保驾,给是非划界。
禁酒令并非孤立的个案。当时突然强化的新闻查禁和取缔卖淫等,也是权力机制试图压制带颓废色彩的新文化的举措。被称为“电影道德警察局”的 “威尔 · 海斯查禁办公室”也几乎是同时成立的,对成为大众文化新宠的好莱坞电影进行严格管控。20年代的美国电影不管情节多么曲折,最后总是以传统道德的胜利而结束。比如当时风行的西部牛仔片,塑造的主要人物十分雷同,都是代表道德正义、嫉恶如仇的想象中的美国英雄。这种试图保持社会“道德清洁”(“keep it clean”)的努力,说明一部分人对价值体系的崩溃、对行为规范的失效、对“新派”的作为忧心忡忡。小说中代表既得利益阶级的汤姆,尽管自己是个偷情玩女人、恃强凌弱、无甚道德底线的人,也摆出一副传统卫道士的脸谱,对盖茨比表示谴责:“我似乎感到最新的时尚是袖手旁观,让不知从哪钻出来的鼠辈跟你的老婆上床做爱。……现在大家开始对家庭生活和家庭结构嗤之以鼻,再下一步就可以无所顾忌,黑人和白人之间也可以堂而皇之通婚了。”(163)这样的谴责中充斥着阶级和种族的偏见,是权力关系中“已确立”优势的一方居高临下对 “正谋求”挤入等级社会上层的一方的拒斥,角力的两方分别以汤姆和盖茨比为代表。道德问题不是真正的主题,也不是衡量的尺度,而是较量的筹码。弗洛伊德的理论从欧洲传到美国后,受到青年人的热捧,致使道德战场出现了“攻防转换”。新理论似乎让原先受人谴责的出格行为获得了合理性和正义性:精神病态产生于传统对人性实施的 “压制”,释放被“压制”的人性,心理和文化健康才能得以恢复。新派青年的行为中,遭受指责最多的正是曾经最受 “压制”的两个方面:一是纵酒,一是性开放。酒精与性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曾被套上道德枷锁,而现在都成了离经叛道的武器;它们都能给人以活力和激情,都具有很强的狂欢色彩和“表演性”效果,都是吸人眼球的文化符号;酗酒和性开放两种行为与传统训导出入最大,因此也最具有颠覆力量。于是 “愉快的反叛”变成了一种新时尚:解禁道德约束,释放本能,追求物质和肉体的满足,奉行一种快乐至上的哲学。盖茨比的周末园会,是传统“安全域”之外开辟的一个新世界,在那里,旧道德规范被弃之脑后,人们可以尽情地庆祝个性解放。这种自行其是、不受传统规范约束的风尚,在当时被称为“新道德”,其定义因人而异,当时有嘲讽流传甚广:“所谓的‘新道德’,就是原来的不道德。”(Love:5)但“对于这些新道德论者来说,遵从传统就如同前几个十年中恣意挥霍一样可憎,大众文化追求———从游乐场到电影到汽车———就如酒吧一样,对社会机制构成了潜在威胁。”(Horowitz:xxxi)新道德论者的代表,应该包括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这两位年轻一代作家的代表。他们两人都在实施禁酒令的时期一度离开美国,到更开放、自由的法国巴黎去生活,被谢尔(Donald Schier)称为 “禁酒令的逃亡者”。(10)考利(Malcolm Cowley)在《花开二度》中引述了菲茨杰拉德对当时生活的描述:他们“在餐前像美国人那样喝鸡尾酒,像法国人那样喝葡萄酒和白兰地,像德国人那样喝啤酒,像英国人那样喝威士忌加苏打…… 这种大杂烩似的混合,就像噩梦中的一杯巨大的鸡尾酒。”(28)通过媒体,也通过他们自己的书写,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践行的新生活范式得到广泛传播与效仿,成为时尚,他们两人被追捧为新消费文化的偶像。豪饮成为海明威“硬汉子”风格的商标,而菲茨杰拉德更是无休止地沉沦在酒精和爱情的漩涡之中,直到四十四岁因酗酒过度英年早逝。
盖茨比庭院中周末晚会上的狂饮和醉酒,因此可以被看成是“解放了的”青年人的一种默契的集体反叛行为。施华兹(Jeffrey Schwarz)点到了这种行为的文化意义:“许多不愿随波逐流的人认为,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去触犯这一法令[禁酒令],是他们的道德义务。”(181)在特定语境下,饮酒成了立场的宣言,对“违法”的正义性表达集体的认同。菲茨杰拉德在描述参加狂欢会的人群时,写到其中有两个“没喝醉的可怜男人”(66)———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们游离于一种临时的共同准则之外。这就像出版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后一年的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中杰克说 “科恩从来不喝醉”(152)一样,是一个语带不屑的负面评价。小说中的两个重要人物,盖茨比和尼克·卡拉威对于酒精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盖茨比不喝酒,尼克可以把自己灌得烂醉。在比喻的层面上,盖茨比一直处于醉酒状态,一直沉醉在不现实的追梦之中,但在故事层面,他 “养成了远离酒精的习惯”。(127)小说中唯一写到他喝酒,是他在情人黛西家遇到她的丈夫时。汤姆 “递上放着冰块的杜松子利克酒”,盖茨比显出手足无措的慌乱,拿起酒杯,“看上去相当紧张”。(148)他是禁酒令造就的另一类人物,贩酒而不饮酒,利用实施禁令的几年时间清醒地运作,从中非法获益,积聚财富。当前来他的豪宅参加晚会的人们大胆对抗传统,豪饮狂欢时,盖茨比行为诡秘,小心翼翼,清醒地保持着一种对大局的暗中操控。他抱有不同的目的,追求的是挤进原来的等级社会的上层,而不是颠覆这个权力机制,但最终还是事不如愿,死于非命。在这个人物身上,菲茨杰拉德表达了同情的批判。尼克更接近作家本人。他既是狂欢的参与者,又是局外人和批判者,既不顾忌禁令,也不拒绝酒精,但同时又可以跳出圈子外对饮酒狂欢的行为及其道德后果做出清醒的评判。这种矛盾态度是20年代文化悖论最典型的一个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纵饮寻欢的场面让读者印象深刻,似乎20世纪的20年代是颠倒传统道德、恣意放纵的年代。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由尼克代表:沉醉中保持几分清醒,对美国社会上泛滥成灾的享乐主义有所警惕,甚至持批判态度。也就是说,一种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总是别扭地与20年代青年人批判传统的文化态度结伴而行。潜藏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文本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一种弥漫在狂欢中的灾难意识。
以犹太—基督教为文化本源的美国人肯定清楚,圣经中有不少关于饮酒的正面描述,而且美国一直宣称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视其为人权的基本理念。禁酒令至少是一把双刃剑,既指向“新派”文化中的颓废成分,也对支持禁酒运动的既得利益阶级造成“杀伤”。这样的道德禁令显然缺乏文化基础和理性支撑,乍看令人费解。我们说过,禁酒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交锋,但可以把它看作业已建立的 “秩序”对带有颠覆性质的现状的一种权力示威。禁酒与饮酒是表面上的冲突,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码,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内置了丰富的文化符码,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窗口。小说的历史背景,即实施禁酒令的时期,美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转折期,国家正快速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正从一个以生产为主体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主体的社会转型,被称为“喧嚣的20年代”。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美国人的“现代意识”突然增强,生活节奏突然加快,道德约束突然解开,传统价值体系突然动摇,两代人之间的代沟突然加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莱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将这一个十年总结为“一个过去与现在急剧摩擦的时代,一个失去方向的时代”。(12)消费主义伴着自由经济的迅猛发展乘势泛滥,逐渐成为主导的生活模式,引向不断蔓延的物质追求和享乐主义。这种趋势导致了观念碰撞,传统瓦解,矛盾激化。于是,我们看到了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文化开始在美国形成,“到了20年代,美国企业已经有效地为‘欲望的民主化’(democracy of desire)做好了基础铺垫,自那以后,政府和商界致力于推销以繁荣、舒适、休闲为美国经验的理念。”(Ren-ouard:55)随着消费品大量生产,市场琳琅满目,刺激、迎合和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饮酒只是大众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出现整体转向的一个表征。20年代末的一份联邦政府报告声称:“生产商和销售商必须让广大的男女公民学会新的品味和新的生活方式。”(Sklar:167)在“享受进步”的理念驱动下,在日渐普及的信用消费的推促下,在各色广告的诱劝下,人们对财富、消遣、生产和消费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导致一部分人担忧生产与销售商操纵人的欲望,尤其担心“经不住诱惑”的年轻一代,生怕在这一代身上,传统价值观念和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崩解于一旦。雷诺德(Joe Renouard)认为,禁酒令表面上针对以狂饮和疯狂消费为特征的颓废的青年文化,而其真正矛头所向,是这类“富裕社会早期症状”背后的推手,即正在泛滥的消费主义。(54)斯特劳斯和蔡斯(Stuart Chase)两人则更强调企业(生产)对人们迷恋物质追求和享受的重大影响。他们从1917年起发表了众多关于财富、余暇和消费的文章,成为研究当时消费文化的主要发言人。他们的批判基于传统原则之上,强调节俭和教育,同样认为企业是消费冲动的助推器,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文化缺场”。他们的论述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的主要焦虑,显示了美国社会思潮中最突出的紧张关系,并“试图寻找办法约束大企业对普通美国人生活的影响”。(Renouard:54—63)冲突不断、矛盾重重的转型期社会,为青年人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他们走进强光灯下,踢开原来的舞台规则,宣告新一代的登场。他们即兴演出自己的节目,高调而激进,煞是热闹,但含义不清,摆脱不了社会矛盾对角色的塑造,只能笼统地表达对前辈的不满和对个性解放的膜拜。霍夫曼(Frederick Hoffman)认为,青年一代表现出来一种单纯,导致他们“在这个十年中采取了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对当前的极度投入;二是与其他更重大深刻的经历的脱节”。(448)在这个解放道德、张扬个性的年代,年轻人确实更关注自我,对 “宏大事业”缺乏兴趣,但是他们并没有与“重大深刻的经历”脱节。他们被深深卷入了消费社会的时代潮流中,被推涌到了消费文化的前沿,成为新消费观念的推销员。消费主义需要涉世不深、行为冲动的青年人打头阵。所以,不管他们多么标新立异,多么自以为是,他们行为中“自主性”选择的成分其实不多,而是在消费主义怂恿牵动下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新消费品味的T形台,做了新生活时尚的模特。他们的“展示”同时又成了消费文化的广告。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我们可以读出现代性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凸显的困境:一种现在与过去的时间上的断裂,一种传统与革新的碰撞,一种认识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新陈代谢,一种拥抱未来的激奋和失去传统的焦虑交织的进步话语的悖论。现代性物质化的过程,挟裹着所有欢呼者和抗议者,催生了禁酒令这样的“非常”法令,也促成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描写禁令下的饮酒作乐。人们在晚会中狂饮醉酒,一面对抗传统,矫枉过正;一面麻醉自己,掩饰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忧。但人人都知道,晚会是要散场的。盖茨比的晚会过后,“明月依旧,而欢声笑语已经从仍然光辉灿烂的花园里消失了。一股突然的空虚此刻好像从那些窗户和巨大的门里流出。”(71—72)“愉快的反叛”结果注定不会 “愉快”。这种忧心及后来的反思,弥漫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杰拉德的其他所有作品之中。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外国文学》2015年第6期，侵删。
【作者简介】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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