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陈后亮：“一个另类种群”:《雾都孤儿》中的犯罪阶级想象
当奥利弗作为棺材店学徒第一次跟随苏尔伯雷先生外出办丧事时, 狄更斯对他们沿途看到的街景做了一番细致描写:
他们穿过本城人口最稠密的居民区……来到一条比先前经过的地方还要肮脏、破败、狭窄的街上……街道两边的房屋又高又大, 然而非常陈旧, 住户都是赤贫阶层, 不用看偶尔遇到的几个男人女人脸上的苦相, 光是看看这些房子破败的外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行人拢着双臂, 弓腰驼背, 走路躲躲闪闪。大多数房子带有铺面, 可是都关得紧紧的, 一派衰朽破败的样子, 只有楼上用来住人。有些房屋因年久失修, 眼看要坍倒在街上, 就用几根大木头一端撑住墙壁, 另一端牢牢地插在路上。就连这些无异于猪栏狗窝的房子看来也被某些无家可归的倒霉蛋选中, 作为夜间栖身的巢穴, 因为许多钉在门窗上的粗木板已经撬开, 留下的缝隙足以让一个人进进出出。水沟阻塞不通, 恶臭难闻, 正在腐烂的老鼠东一只西一只, 就连它们也是一副可怕的饿相。(1)
这是早期现代工业文明制造出的典型城市贫民区景象。它街道狭窄, 路面肮脏, 光线幽暗, 迷宫一般的房屋布局似乎就是为了隐藏各种丑恶事物。对年幼的奥利弗来说, 这一片神秘区域让他感到既害怕又好奇。正是这种复杂的感觉驱使他不断把目光投向贫民区深处, 他不止看见破败的房屋、拥挤的街道, 还注意到里面行踪诡秘的居民以及他们“脸上的苦相”。类似的贫民区景观描写在小说中还出现过多次 (详见《雾》:101、167、252、316、347) , 每次都不仅展示贫民区客观环境的污浊破败, 更暗示了其居民在道德和法律上的可疑。比如, 当奥利弗第一次被达金斯带到费金的老巢时, 他也“好几次不由自主地往经过的街道两侧偷眼望去”, 不仅看到了狭窄泥泞的街道、无人照看的孩子、酗酒滋事的男女, 更注意到“有好几户的门口, 一些凶相毕露的家伙正小心翼翼地往外走, 一看就知道不是去干什么好事或者无伤大雅的事” (《雾》:51) 。
如果说这些景象都可被视为作者借奥利弗的视角所进行的描写, 体现的是一个儿童对陌生地域的恐惧、想象甚至偏见, 那么第26章以全知视角对费金贼窝的描写无疑体现了狄更斯本人的“某种叙述立场或道德判断” (2) :
这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商业区, 小偷小摸的销赃市场。从清晨到黄昏来临, 都有一些沉默寡言的商贩在这一带逛游, 他们在黑黝黝的后厢房里洽谈生意, 离去时也和来的时候一样神秘莫测。在这里, 裁缝、鞋匠、收破烂的都把各自的货物摆出来, 这对小偷来说无异于广告牌。污秽的地窖里囤积着废旧铁器、骨制品、成堆的毛麻织品的边角零料, 散发着霉臭味, 正在生锈腐烂。(《雾》:167)
在这段描写中, “叙述声音是通过中产阶级的眼睛观看这些景象的” (3) 。作者对贫民区作为罪恶隐藏地的想象明显大于他对真实景象的描绘, 无论是狭窄闭塞的巷子、沉默寡言的商贩, 还是黑黝黝的后厢房, 其主要作用都是在强化贫民区的神秘莫测之感。席拉·史密斯曾对狄更斯的这种“以描写处于安全距离之外的……社会上的可怕事物为乐事”的贫民区书写提出过批评, 认为狄更斯虽然同情穷人, 却还是把他们假想成了“一群野蛮人, [他们]与整个社会的文明表象不断形成鲜明的反差” (1) 。
虽然狄更斯常被视为底层穷人的代言人, 但他在阶级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清晰明确。他对穷人始终怀有同情, 但上述贫民区书写却透露出了他对穷人的不信任甚至是“毫不掩饰的厌恶感” (2) 。这表明狄更斯对贫民区的真实状况缺乏了解, 只能在创作中依赖于当时流行的、充满偏见的阶级话语, 将穷人聚集的地方想象为犯罪滋生之地, 认定穷人的谋生手段必定都处在法律或道德许可范围边缘, 正如麦勒西所言:“对犯罪行为的再现并非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创作结果;它们是深深植根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关系中的观念所致。” (3) 究竟是什么观念因素让狄更斯对贫民区产生这样的想象?是何种意识形态或者话语导致他倾向于把犯罪联系于一群有着特定阶级属性的人 (穷人) ? (4)
一、堕落的穷人:贪吃、懒惰、无节制
约翰·布里格斯在《英国的犯罪与惩罚导论》一书中指出, 大约自十七世纪开始, 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伴随而来的是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贫富差距拉大、穷人数量激增以及治安状况恶化等。英国上层民众对犯罪问题的认识开始发生显著转变, 如果说在此之前以王权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主要关心如何控制上层贵族势力的话, 那么从这时开始, 底层穷人的犯罪行为逐渐被资产阶级视为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 典型的罪犯形象不再是罗宾汉那样带有传奇色彩的侠义英雄, 而是在城市游荡的穷人。 (1)
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规律, 大量底层城市居民经常处于失业状态。在经济萧条期, 很多穷人不得不依靠乞讨甚至是偷窃和卖淫等犯罪行为度日。这些行为虽然大多都非严重暴力犯罪, 但因为数量庞大, 加上绝大多数被捕的罪犯都是穷人, 导致“下层阶级”越来越占据社会分析和公共感知的话语中心, 犯罪问题也就逐渐被贴上阶级的标签。尤其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以后, 伴随日趋激烈的工人罢工和宪章运动, 资产阶级对穷人的恐惧达到高潮。“犯罪阶级”的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指出的, 把底层民众整体想象成一个难以控制、不守道德、无视法律的危险阶级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想预设, 并被立法者、慈善家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的调查者和研究者所普遍采纳;犯罪不再像十八世纪之前那样被理解为源自人们内心普遍潜伏的罪恶, 而是被认定“几乎完全是某个社会阶级的所作所为” (2) 。换言之, 犯罪问题就被转换成了与穷人相关的阶级问题。
法国人傅雷杰 (H.A.Frégier) 于1840年提出的“危险阶级” (des classes dangereuses) 一词常被视为“犯罪阶级”概念的直接来源。他说:“贫穷、堕落的阶级永远是最易产生各种坏人的土壤。我们所说的危险阶级就是指他们。因为即便任性胡为并不代表邪恶, 但由于它和贫穷总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他还是很危险的, 是社会应当恐惧的对象。” (3) 傅雷杰的看法被迅速传播到同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民众普遍相信这样一个危险阶级存在, 它就隐藏在贫民区里, 人数大得惊人, 相互传染道德上的病毒, 时刻准备向文明社会发起攻击。
虽然“犯罪阶级”这一说法直到1850年前后才被传播开, 甚至成了一个犯罪学术语, 但这一观念其实早就存在, 只不过在被明确提出以后, 这种潜在的观念才愈加明显化。它把一般犯罪行为对人身财产安全的威胁与那些具有革命倾向、激进好斗的底层穷人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威胁联系到一起, 让中产阶级市民在头脑中浮现出那些拥挤在贫民区中的堕落的危险匿名者群像, 进而引发恐慌。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严重的1830至1840年代, 这种恐慌又被频发的宪章运动所加剧。于是, 把不断攀升的有关犯罪的官方统计数字归咎于穷人便成为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持续主题。 (1) 在《雾都孤儿》问世的1830年代, 各种类型的犯罪统计越来越多。与犯罪者相关的各种信息都被收集、整理和分析, 包括所犯罪行、判决结果、年龄分布、家庭背景、体态外貌、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 其中很多以前根本不被认为与犯罪有关的因素, 比如阶级状况和家庭出身等, 都被考虑进来, 而且似乎还是导致犯罪的关键因素。根据当时数据, 英国人口在1805-1841年间增加了不到八成, 犯罪率却上升了将近五倍。 (2) 然而, 这些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却值得怀疑, 很可能只是统计范围和方法以及刑法改革等方面的变化导致了数据增长, 而非治安状况真的有所恶化, 正如盖特瑞尔所指出:“十九世纪上半期真正增长的不是犯罪, 而是刑事起诉率。这是两码事。” (3) 表面上这些统计数据似乎只是为了客观说明社会发展状况, 但实质上它们却被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意图所推动, 里面掺杂着很多不客观的因素, 目的不过是为改革造势, 进而加强对穷人的控制, 避免出现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动。 (4)
悖谬的是, 尽管在富人眼中犯罪阶级几乎就是穷人的代名词, 但在整个十九世纪, 资产阶级犯罪学者却都极力否认贫困和犯罪有任何联系, 而是把犯罪的根源归咎于穷人的道德缺陷。曾担任边沁助手的伦敦治安官帕特里克·科洪 (Patrick Colquhoun) 便认为, 贫穷不是犯罪的理由, 而应主要归咎于“他们身上邪恶且不道德的习惯”以及“在城市下层人中普遍流行的奢侈和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他继续写道:“这就是这群劳动阶级不计后果的无节制行为。当牡蛎、龙虾和腌鲑鱼刚刚上市、就连中产阶级都觉得很奢侈的时候, 他们却最先开始大快朵颐。前者的优良品行与后者的堕落形成鲜明对比。” (1) 此种看法其实也由来已久。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 菲尔丁也表达过类似看法, 认为新的生产条件和经济环境让穷人变得贪图享受, “由于他们太懒, 不愿意通过劳动获取面包, 或者过于贪婪, 劳动所得的那点回报无法满足欲望, 他们便向有产者宣战, 有时甚至也向和他们有同样处境的人宣战” (2) 。这种论调把资产阶级的经济成功归因于他们身上的“美德”, 诸如自我克制、勤俭节约和个人奋斗等, 从而把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转化成道德优势, 让他们可以合理合法地享受自己的阶级优势, 并对穷人加以指责和管控。
《雾都孤儿》出版时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就是英国新《济贫法》的实施。自中世纪以来, 基督教会一直把扶危济困视为神圣义务。穷人是值得同情和帮助的对象, 而非社会负担, 他们有权得到救济。但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后, 随着鼓励自由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占据上风, 穷人越来越被视为社会累赘;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更加剧了资产阶级对穷人的厌恶:穷人被描述为永远填不饱的肚子、只要稍微让他们舒服一点就立即会繁殖出更多需要社会喂养的人口的人群, 因此, 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不是社会救助, 而是对穷人加强“道德抑制”, 限制他们生育后代的欲望。 (3)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引下, 英国议会于1832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 名义上是去调查旧《济贫法》实施过程中的疏漏, 实则是为1834年推出的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济贫法》寻找借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贫穷的根源就是好吃懒做以及无节制的生育, 穷人不知道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自己的精力, 规划自己的目标, 不愿为了更长久的幸福而延迟当下的满足。自此之后, 领取社会救济就被人们普遍视为一种耻辱:“穷人的贫困原本值得同情, 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它却让人生疑, 甚至往往意味着罪恶。” (4)
由于贪吃和懒惰被视为穷人最典型的堕落特征, 我们就可以理解小奥利弗在济贫院只是因为想多要一点稀粥就被视为“一名重要的犯人” (《雾》:13) 。后来奥利弗被送到棺材铺做学徒, 苏尔伯雷太太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他“挑不挑嘴” (《雾》:25) 。当她见奥利弗把一碟“连狗都不肯闻一闻的美食” (《雾》:25) 一扫而光之后, 不免为他的胃口而忧心忡忡, 因为在苏尔伯雷太太看来, 贪吃就是各种堕落的征兆, 是将来必受绞刑的最初信号。
在整部小说中, 最贪吃的穷人形象莫过于同为棺材铺学徒的克雷波尔。狄更斯似乎对描述他的贪吃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 每次提到他都会写明他具体吃的是什么或者描写他的吃相。克雷波尔第一次出场时, “正在吃一块奶油面包” (《雾》:28) ;他第二次出现时, “奶油、面包、碟子、酒杯, 还有一罐黑啤酒、一瓶葡萄酒, 满满摆了一桌” (《雾》:182) , 狄更斯还让读者尤其注意他“吞食牡蛎时表现出的浓厚兴趣” (《雾》:182) ;他第三次露面时, “正在吃盘子里的冷牛肉, 喝壶里的黑啤酒” (《雾》:291) ;小说最后一次提到他时, 他依然是在“狼吞虎咽地吃早餐” (《雾》:312) , 就连费金都在心底里咒骂他“也太能吃了” (《雾》:312) 。同时, 狄更斯还用全知视角描写克雷波尔切下“一片大得吓人的面包”, 然后补充细节描述道:“一连咬了几大口, 把第一块黄油面包给解决掉了, 又开始对付第二块。” (《雾》:313) 在前文有关奥利弗的描写中, 狄更斯从未直接提及他的贪吃相, 而是重在传递他的饥饿感, 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奥利弗才是这些叙述“在心理和道德上的中心” (1) , 因而只会认同于奥利弗内心的饥饿感, 而非邦布尔等人对他的偏见。这完全不同于狄更斯对克雷波尔贪吃细节的描写, 他对克雷波尔显然没有对奥利弗的那种同情, 暗示出他在潜意识中似乎在向某种主流意识形态靠拢。
二、“一类是粉脸, 一类是肉脸”
狄更斯的人物塑造常因其扁平化特征而遭人诟病 (2) , 在《雾都孤儿》中, 这一不足更多地表现在他对人物外形的描写上。该小说中的人物外貌特征几乎就是内在道德品质的直接体现, 好人和坏人基本可以通过相貌美丑区分开来, 差不多所有坏人都有让人生厌的相貌, 比如克雷波尔“身材粗笨, 面容呆板, 大头鼠眼” (《雾》:28) , 机灵鬼达金斯“长着一个狮头鼻, 额头扁平, 其貌不扬的邋遢少年……个子偏矮, 一副罗圈腿, 敏锐的小眼睛怪怪的” (《雾》:49) , 基特宁则“长着一双闪烁的小眼睛, 脸上痘疤密布” (《雾》:121) ;老费金更不必说, “这个狰狞可怕的老头看上去像一只令人恶心的蜥蜴” (《雾》:123) , “他那牙齿脱落的龈肉中露出几颗照说只有狗或者老鼠嘴里才有的尖牙” (《雾》:324) 。狄更斯对这几个人的外貌描写都重点突出了其鼠相特征, 如“小眼睛”或者“尖牙”。
如果说上述几个人物都是小说中的“坏人”, 狄更斯丑化他们的形象尚可以理解, 那么他对几位边缘穷人角色的描写则需要我们另做一番解读。这些人物对情节的进展来说作用微小, 然而每当他们在故事边缘闪现时, 狄更斯似乎总要将他们的丑陋面貌诉诸笔端。例如当奥利弗跟随苏尔伯雷到一户穷人家里处理丧事时, 他所见到的死者家属“看上去和他在屋外见到的老鼠实在太相像了” (《雾》:33) , 尤其是那位老太婆, “满脸皱纹, 仅有的两颗牙齿突出, 挡住了下唇, 目光炯炯有神” (《雾》:33) ;在老沙丽去世时, 狄更斯也刻意指出最终陪伴她的是两位丑老太婆, 其中一位是“一个干瘪的、相貌奇丑的女贫民” (《雾》:155) , “上了年纪而且弯腰驼背, 瘫软的手脚直打哆嗦, 脸歪嘴瘪, 还老是咕咕哝哝地翻白眼……不如说像是一个信笔涂抹出来的老怪物” (《雾》:156) 。非但如此, 就在她俩出场的这个小片段里, 狄更斯似乎总是忘不了反复提及她们丑陋的长相, 有时候是近距离的特写, “火苗把一团惨白的亮光投射到她们枯槁的脸上, 将她俩那副丑八怪的样子照得更加狰狞可怕” (《雾》:158) , 有时候则干脆称呼她们为“两个丑八怪” (《雾》:158) 、“两个干瘪老太婆” (《雾》:159) 。这些例子恰好印证了奥威尔对狄更斯的指责:“虽然在反对富人这一立场上, 狄更斯的确和穷人站在一起。但要想让他不把工人阶级的外貌视为一种污点, 几乎不可能。” (Dickens:3)
恰如上一节提到的狄更斯对穷人贪吃相的描写一样, 这种对穷人的脸谱化速写也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作者的单调笔法。它们暴露出作者的某种深层潜意识, 包括对底层穷人真实状况的想象力的匮乏、对他们作为潜在犯罪群体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对他们的道德状况的不信任等等。除了用想当然的文字反复描述他们丑陋的群像并暗示其堕落, 以符合中产阶级读者对危险阶级的既有想象之外, 狄更斯似乎难以用更深刻的笔触抵达他们的真实状况。正是想象和真实之间存在的这种差距导致狄更斯在处理某些文本细节时出现了前后矛盾, 比如他在前面刚说克雷波尔的长相是“身材粗笨”, 后文却又说他“四肢细长……体瘦多骨……两条腿又长得出奇” (《雾》:287) 。对于狄更斯这样的严肃作家来说, 这种细节上的破绽并非微不足道。它说明狄更斯在描写克雷波尔的外貌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而是借用了符合中产阶级观念的穷人群像, 使其成为阶级偏见和主观投射的产物, 并导致行文前后不统一。 (1)
实际上, 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 资产阶级犯罪学者便热衷于从生理学方面寻找犯罪行为发生的缘由, 来自生物遗传学、颅相学、面相学等领域的知识都被混杂运用于犯罪研究, 形成了一套颇有影响的伪科学话语。J.布鲁斯·汤姆森在其《论犯罪的遗传性》一书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抛出四个论点:“第一、存在一个与其他文明人迥异的犯罪阶级;第二、犯罪阶级有非常特别的生理和精神特征;第三、罪犯家族史证明犯罪具有遗传性;第四、犯罪阶级不可救药的本性也说明犯罪具有遗传性。” (2) 一些迷信颅相学的研究者甚至会经常造访监狱, 试图从犯人的头形和相貌上概括出坏人常有的一般特征。几乎在《雾都孤儿》发表的同一时期, 一位调查者进入伦敦新门监狱考察后发现, 犯人们在外形上都“有明显的动物特征”, 其中一些男孩尤其明显, “他们的脸庞跟猴子有些近似” (3) 。汤姆森经过常年在监狱里开展“科学”研究后也发现, 监狱中关押的罪犯都有一副瘦削、丑陋的面孔和猥琐的表情, 单从外貌上就可以轻易把他们与正常人分开。显而易见, 这些原本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阶级偏见, 但所谓的研究者却打着科学的幌子, 以确信的语气描绘穷人相貌, 刻意放大他们身上因物质生活条件造成的某些生理缺陷, 比如因营养不良导致的牙齿和身材畸形等, 目的不过是最终论证所有的穷人和罪犯在丑陋的相貌和堕落的品行上具有家族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又通过混乱的婚姻和糟糕的成长环境被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 成为“遗传性堕落” (hereditary deterioration) 。 (1) 汤姆森称其为犯罪遗传学, 并摆出一副很“科学”的姿态说道:“这些在过度拥挤的背街陋巷和死胡同里闻着肮脏的空气出生并长大的穷人和犯罪阶级有一种生理上的退化, 他们是完全不同于生活在伦敦西区空气流通的街道和广场的富裕群体的一群男女。” (2)
应当说, 狄更斯在显意识层面对这种偏见持批评态度。狄更斯的不幸童年早已为人熟知:孤独无助的少年、冷酷的济贫院、无法摆脱的饥饿和永远干不完的苦力活, 这些都是他的童年记忆, 也是他对一切贫穷和受压迫者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同情的原因。 (3) 就在奥利弗刚出生的那一刻, 狄更斯用全知叙述视角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打从一出世唯一掩身蔽体的东西就是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 你说他是贵家公子也行, 是乞丐的贫儿亦可。就是最自负的外人也很难确定他的社会地位。” (《雾》:3) 显然, 狄更斯在有意批评那种以貌取人、以出身论贵贱的阶级偏见。刚出生的婴儿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被穿上代表贫富贵贱的不同服装后, 便被赋予了不同的阶级身份。以邦布尔为代表的中上层阶级对穷人总是很傲慢, 这种傲慢有很大一部分无非来自身上所穿的代表金钱和权势的华丽衣服。狄更斯讽刺道:“扒下主教的法衣或者干事的三角帽———他们成了什么了?人, 普普通通的人。” (《雾》:243)
然而, 狄更斯在其显意识层面对出身决定论的批判与他在潜意识中对传统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坚持之间并不一致。在显意识里, 他不认为穷人从一出生就是相貌丑陋、道德堕落的坏人;但在潜意识中, 他却似乎认同好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美好容颜和不受腐蚀的善良天性。尽管小奥利弗在济贫院受尽虐待, “然而不知是由于造化还是遗传, 奥利弗胸中已种下了刚毅倔强的精神” (《雾》:5) 。在棺材铺遭受不公正对待后, 他也不屈服, “因为他感到自己内心有一种正在增长的尊严” (《雾》:44) 。布朗罗初次看到奥利弗便感受到“那孩子长相上有一种什么东西……某种触动我、吸引我的东西” (《雾》:63) ;当奥利弗受赛克斯胁迫初次作案被抓后, 众人从他的面相上就断言“这可怜的孩子绝不可能是一帮强盗的徒弟” (《雾》:196) 。俊俏的脸庞和温顺的眼神就是奥利弗的护身符, 似乎它们可以轻易地打动别人, 证明奥利弗的善良天性。
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格林维格对两类孩子———而非成年人———的划分:“一类是粉脸, 一类是肉脸。” (《雾》:89) 格林维格强调孩子相貌的差异其实就是在强调他们天性的不同。他所谓的“粉脸”就是标致的面孔和让人愉悦的表情, 象征着高尚的人性和良好的教养;“肉脸”则意味着凶狠和丑陋, 让人想起本性上的贪婪和堕落。粉脸和肉脸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 也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尽管奥利弗有着一张粉脸, 是“一个脸白得像粉笔的小毛孩子” (《雾》:129) , 仪表举止也不错, 但由于他是穷人的孩子, 而且还因为乱扔橘子皮显得缺少教养, 格林维格便拒绝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好孩子, 甚至怀疑他是个小偷, 提醒管家“有没有晚间清点餐具的规矩” (《雾》:90) 。这恰恰说明, 粉脸和肉脸的区分暴露了以格林维格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对穷人的偏见, 也暴露了狄更斯在潜意识中相对简单却固执的资产阶级人性观。他虽然未必真的把穷人都想象成长着肉脸的坏人, 却倾向于把好人都想象成长着粉脸的富人。小说中有一个值得留意的规律是, 几乎所有的好人角色都仪表优雅, 如布朗罗“面容非常可敬, 头上抹着发粉, 戴一副金边眼镜, 深绿色外套配黑色的天鹅绒衬领, 白裤子, 胳膊下夹着一根精致的竹手杖” (《雾》:59) ;梅莱夫人“腰板挺直……穿着极为考究严谨” (《雾》:192) ;露丝的长相则几乎汇聚了狄更斯对女性美好特征的所有想象:“这位小姐光彩照人, 正当妙龄……可以说天生丽质, 模样娴静文雅, 纯洁妩媚……聪慧在她那双深邃的蓝眼睛里闪耀, 展现在她高贵的额头上, 这种聪慧就她在这个年龄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似乎颇为罕见。” (《雾》:192)
狄更斯在描写好人/富人和坏人/穷人相貌上的这种明显差别完全符合当时中产阶级读者的主观想象, 表明狄更斯未能摆脱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意识形态偏见, 这可能也正是奥威尔嘲讽他“喜欢资产阶级的长相和口音” (Dickens:3) 的原因。奥利弗有着并不低贱的出身, 他的父母也都有值得尊敬的社会地位和高贵的道德品质, 这似乎正是他从小具备那种不被腐蚀的天性的原因。无论费金和赛克斯用什么手段, “将毒汁缓慢注入奥利弗的灵魂, 企图将那颗心变黑, 永远改变它的颜色” (《雾》:122) , 他们都无法诱使他堕落, 费金最后甚至不得不承认, “他不像别的处境相同的孩子”, “我抓不到把柄, 叫他变坏” (《雾》:175) 。由此可见, 在狄更斯的内心深处, 他同样相信在一个人是否会做坏事的问题上, 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环境而是人的本性, 或者说道德良知。这与当时的资产阶级犯罪学研究者们所宣称的“贫穷与犯罪无关”、“穷人犯罪完全是因为天生的道德堕落”等论调并无本质差别。 (1)
三、“犯罪人群几乎总是犹太人”
如果说狄更斯对穷人相貌举止方面的描写还不足以说明他的犯罪阶级想象的话, 那么他在小说中不时流露出的反犹主义倾向无疑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关于狄更斯的反犹主义问题,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曾被研究者们广泛争论。以马克·盖尔博 (Mark Gelber) 、苏珊·梅尔 (Susan Meyer) 、德博拉·诺德 (Deborah Nord) 、哈里·斯通 (Harry Stone) 以及劳里亚特·兰恩 (Lauriat Lane) 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都试图为狄更斯辩护, 一方面承认狄更斯在小说中确实对犹太人有许多不友好的再现, 认为“狄更斯未能摆脱他那个时代的普遍态度和偏见” (2), “接受和反映了当时的反犹主义倾向” (3) , 所以他对犹太人的描写都比较脸谱化, 其中最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小说经常干脆称呼费金为“老犹太”, 似乎暗示所有的犹太人都和费金一样是用卑劣手段谋取不义之财的贪婪、猥琐之徒;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大多否认狄更斯有意侮辱犹太人, 认为只能说狄更斯表达了一种“未假思索的偏见” (4) , 复制借用了当时几乎被普遍接受的犹太人形象, 虽有失公允, 但也仅是无心之过, [他本人]“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5) :“与其说他塑造费金是为了有意抨击犹太人, 不如说他只是按照既有范式很便捷地塑造了一个坏人形象。” (6) 一个常被拿出来的证据是, 狄更斯除了经常直呼费金为“犹太人”并偶尔提及他的红头发之外, “在宗教信仰或种族特征等方面, 费金并未显示出特别典型的犹太人标志” (7) 。因此, 狄更斯所批评的不是以费金为代表的犹太人, 而是“他那个时代在经济和道德精神上的堕落”, “那种被误导的、糟蹋人类灵魂的政治经济学” (1) 。
应当承认,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为狄更斯是有意污蔑犹太人, 他只是不自觉地附和了同时代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事实上, 就在《雾都孤儿》发表若干年后的1863年, 当有犹太人朋友给他写信抱怨小说中对犹太民族的不公正描述后, 狄更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在后来小说再版时尽量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对费金犹太身份的指称, 甚至还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塑造了一位非常善良的犹太绅士瑞亚, 作为对此前过失的弥补。然而本文认为, 恰恰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所表达的对犹太人的“无意识的偏见” (2) 更值得深究。
由于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原因, 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曾长期遭受歧视和排斥, 一直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 城市里的犹太聚居区和贫民区基本就是重合地带。由于不被允许进入体面行业, 很多犹太人不得不从事常人所不屑的卑贱谋生之道, 比如收售旧衣服、捡拾垃圾甚至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 这进一步加剧了自诩为文明人的中产阶级对他们的厌恶。到十九世纪初期, 这种反犹主义情结又和中产阶级的犯罪阶级想象融合起来, 犹太人似乎成了所有隐藏在文明社会角落里的犯罪团伙中的最卑劣之徒。 (3) 犹太人聚居区和贫民区一样被认为是罪恶滋生之地, 像费金那样老奸巨猾的贼人们正掌控着庞大的犯罪组织, 随时准备向文明社会发起袭击。威廉·迈尔斯夸张地转述了一位监狱犯人向他所说的话:“所有值钱的赃物在重新流入市场之前, 都会先经过犹太人之手。他在各方面都有大大小小的代理人……窃贼们所使用的暗号和黑话有很多词汇都来自希伯来语。” (4) 老费金就操纵着一大帮穷孩子、妓女以及像赛克斯那般穷凶极恶的贼人, 这显然符合迈尔斯的想象。除此以外, 狄更斯还在小说中提及了老费金之外的其他犹太人形象, 且几乎每一次都在复制这种固有的偏见, 例如当奥利弗在布朗罗家中换上新衣裳之后, 他的旧衣服被卖给了一位犹太人, “那些都是烂得不成样子的破布条” (《雾》:85) , 这无非是暗示犹太人在谋生之道上的可鄙;费金与赛克斯碰头的三瘸子酒店的老板巴尼同样也是一位犹太人, 小说也特别提及他“面目一样可憎” (《雾》:95) 。
除给这些人贴上一个简单的犹太人标签并用非常笼统的词汇表达对他们的厌恶之外, 狄更斯并没有以更多的细节表现他们的种族特征, 如口音和宗教信仰等。“犹太人”在这里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狄更斯对他们并没有多少近距离的接触, 却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相信“犯罪人群几乎总是犹太人” (1) 。虽然狄更斯或许并非有意侮辱犹太人, 但这种对犹太人群体的无意识再现恰恰透露出狄更斯在内心深处对中产阶级犯罪阶级想象的认同。
四、穷人与犯罪阶级:想象中的他者
萨义德的经典著作《东方学》对于我们理解资产阶级的犯罪阶级想象很有启发。在萨义德看来, 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 而是被欧洲人凭空想象出来的地方, 欧洲人“最关心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 (2) 。在这种表述中, 东方始终被视为西方的竞争者, 对东方形象的想象和研究“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 (《东》:2) 。萨义德认为, “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支配关系, 霸权关系” (《东》:5) , 而欧洲所有关于东方的论述则“很好地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 体现了在这种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 (《东》:8) 。如果我们把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和西方分别替换成犯罪阶级 (底层穷人) 和资产阶级, 就会发现, 犯罪阶级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话语建构出来的一个想象的他者。由于资产阶级无论在财富积累的目的还是手段上都与基督教宣扬的以道德操守为主的生活重心渐行渐远, 因此资产阶级在自身崛起的过程中常伴随一种强烈的道德负罪感, 城市中的贫民区就是与它的崛起相伴而生的副产品, 它以其非人的存在面貌见证着资本主义最不道德的隐私:“[它]是一个让人焦虑的提醒物, 让人想起文明的局限。” (3) 因此, 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道德上的净化, 所采用的方式便是把自身描述成占据道德高度的优势阶级, 并用各种夸张的词汇来想象贫民区的肮脏和混乱, 描述那里如何永远被一群丑陋和堕落的家伙占据着———他们是文明社会的敌人, “一个另类种群” (1) , 身上都带有明显的道德和生理疤痕。这就是大卫·泰勒所说的“转移机制” (process of transference) , 即“一切让体面的资产阶级社会害怕的、被视为不道德的东西都被归于贫民区中的住户。由此一来, [资产阶级]不但建构了一个‘他者’或‘底层’世界, 而且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价值优越性也得到确认” (2) 。
当今很少有历史学家真的相信十九世纪的英国曾经存在这么一个有组织的人数庞大的危险犯罪阶级。它不过是源自资产阶级对穷人的想象, 是一个话语建构物。然而, 这种“虚构”带给底层穷人的后果却是实实在在的。穷人被等同于犯罪阶级, 他们身上汇聚着中产阶级厌恶的各种不良习性, 并被解释为他们糟糕生存状况的根本原因, 由此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优越感便得到了确立, 进而摆脱了对穷人进行救助的社会责任。而像马尔萨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把穷人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冗余人口也就不足为怪了。在马尔萨斯看来, 消灭贫困的关键在于限制穷人的欲望, 改造他们的道德, 减少救助, 并尽可能降低他们的生育愿望, 因为在贫穷和罪恶中长大的孩子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多麻烦。社会应当让穷人认识到他们自身的状况, 并为自身负责:“贫穷是由穷人自身的失败招来的……它经由邪恶、污秽和道德上的无知所传播扩散;对穷人的公共救济会破坏他们的工作愿望。懒惰是人的天性。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道德教育, 教人学会自立。” (3)
这正是狄更斯创作《雾都孤儿》时所处的社会语境。应当承认, 狄更斯并不赞同此类论调, 他和奥利弗有着相近的童年遭遇, 对后者有着深刻理解和同情, 对富人的阶级偏见也非常厌恶, 所以能够有意识地提出批评和讽刺。然而, 小资产阶级出身让他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更愿意向中产阶级靠拢。当他创作《雾都孤儿》时, 他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 对穷人的偏见和不信任也与日俱增, 只不过这种偏见和不信任十分隐蔽, 甚至连他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同时, 他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良知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虽然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有所改变, 恰如阿尔林·扬所说:“随着他逐渐进入中产阶级社会, 他也同样感觉不舒服, 并且随着年龄增长, 对资产阶级社会也日益感到失望。” (4) 这也正是他晚期作品越来越具有社会批判性的原因。不过, 至少在《雾都孤儿》所描述的世界里, 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看到狄更斯批判视野的局限性。以梅莱夫人和布朗罗先生为代表的富人们永远生活在物质充裕之中, 我们不知道也似乎不必关心他们通过什么具体渠道获得了他们的财富。那些穷人却永远生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死亡边缘, 要么靠犯罪侵占别人财富, 要么像奥利弗一样因为坚守品德而最终获得巨额遗产作为褒奖。在狄更斯看来, 罪恶的根源并非不公正的阶级剥削制度, 而是日渐迷失的道德品质, 因而他所关心的也就不是根本性的社会改革, 而只能重提那些资产阶级学者经常给出的温柔却无用的建议:“如果没有强烈的爱, 没有仁爱之心, 如果对以慈悲为信条、以博爱一切生灵为最高标准的上帝不知感恩, 是绝对得不到幸福的。” (《雾》:379)
狄更斯虽然从人道主义角度对穷人的悲惨际遇怀有同情, 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剥削结构缺少认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用道德良药改善资产阶级与穷人之间的关系:“一方是纯洁无瑕而又和蔼可亲的慷慨给予, 另一方是发自肺腑的最最真挚热切的感激之情。” (《雾》:218) 这就是他所想象的最美好的阶级关系。 (1) 2012年, 狄更斯诞辰两百年之际, 英国《BBC新闻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对狄更斯的社会贡献进行了回顾, 该文作者虽未像奥威尔那样彻底否认狄更斯的社会批判性, 却也指出狄更斯“实际上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来多少实际有益的社会变革” (2) 。作者在一家有着广泛影响的英国主流媒体上如此评价他们的文化偶像, 非常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侵删。
【作者简介】 陈后亮,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美国非裔文学以及犯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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