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本人麻吕《别妻歌》

日本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柿本人麻吕（かきのもとのひとまろ）(约660—约720)日本飞鸟时代的诗人，是一位才气横溢、热情奔放、具有浪漫情调的大诗人，在日本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杜甫、白居易。流传至今的作品中有用当时日本两种主要诗歌形式写成的短歌和长歌。他大概还写过旋头歌。这种和歌不大多见，字数是五七七、五七七，共6句。凡能确认是他所写的和歌(75首短歌和19首长歌)及一大批被认为是他写的和歌，均收录在日本最早的、篇幅最大的民族诗歌集《万叶集》里。人麻吕起初在宫廷担任低级官吏，接连在两位亲王手下任职。他的一些最著名的和歌是为赞颂和纪念宫廷活动而写。他的和歌都充满深厚的个人抒情风格、悲天悯人的胸襟和与同胞休戚相关的感情。

别妻歌

石见海滨津野岸，

《别妻歌》是日本万叶初期诗人柿本人麻吕的代表作品，它被收入了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为第2卷第131首。

古代日本人民在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诗歌文化时，采取了两条途径。一是学习汉语诗，用汉语形式写诗;一是“歌”，在自己民族诗歌的基础上，改进提高，称为“歌”或“和歌”，有别于汉诗。《万叶集》属于后者，它是日本民族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诗歌的最早尝试。《万叶集》产生于日本文字出现之前，全部诗歌都是借用汉字即万叶假名记录下来的。它的最大贡献在于摆脱了汉诗的窠臼，用日本民族语言，把不定型的古歌谣发展为定型的民族化、个性化的诗歌形式。

我们一般将《万叶集》中的诗歌分为四个创作时期，柿本人麻吕是第二个时期(673—709)的代表诗人。这一时期以长短歌为最盛。柿本人麻吕收入在《万叶集》中的歌达90首，其中长歌20首。他的长歌有礼仪歌和生死离别歌两种，《别妻歌》是一首表现夫妻别离的长歌。

全诗不分段，每句都是七个音。诗歌以丈夫为第一人称，塑造了一个对妻子痴情绵绵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诗歌一开头，使用了“序词”手法，即寄物陈思。它借鉴了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兴”的手法。诗人没有直接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描写了一幅“石见滨海津野岸”的海景图，进而写道：男子是波浪，那女子就是在波浪间摇动的青青的水藻。以此来表现相爱的男女之间缱绻缠绵、形影不离的恩爱之情。诗人用“千遍万遍回头看”，甚至希望那些“障我目”的青山“快快塌下变平川”，将依依惜别之情发挥到极致。重叠的词句和起伏跌宕的旋律，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离别时激荡不定的心情。柿本人麻吕十分擅长使用“对句”，并有意识将这一古歌谣的表现手法向对偶这一诗歌修辞法转化，《别妻歌》中“朝风扇来长缱绻，/夕浪推来尽缠绵”一句就采用了这一手法。值得一提的是，《别妻歌》还采用了“枕词”这一和歌中特有的修辞手法。枕词也就是一个修饰语，它与被修饰语发生联系，起丰富联想及调整音调的作用。

这首诗辞藻赡富，音韵流利，于浑厚中见性情的真挚。柿本人麻吕的长歌雄浑有力，蔚为壮观，固定了万叶长歌的基本格律。( 凌喆 )

“美的分析”是康德《判断力批判》一书的第一部分《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的第一卷。所谓“美的分析”，在康德看来，并不是要分析客观对象何以为美，而是要分析为判别一对象为美时人需要什么样的主观能力。玫瑰花和星空如何能美，在康德看来，这不是归功于它本身的特征，而更多的是应该归功于人的心意能力。亦即是说，鉴赏玫瑰之美，并不要鉴赏玫瑰本身何以为美，而是要审查我们的心意能力何以鉴赏出玫瑰之美。所以，在这部分里，康德集中分析了鉴赏判断的特点，并由此总结出对美的四个说明。因为判断力和知性有关，康德认为在鉴赏判断里永远含有它对于知性的关系，所以，康德根据认识论中知性的四项范畴（量、质、关系、模态）来考察鉴赏判断的特质，以之进行美的分析。

1.从质上来看，鉴赏判断是无利害的愉悦。

康德认为“鉴赏判断是审美的”，那么，他又是如何解释审美这个概念的呢？他说：

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象力（也许是和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

康德首先区分鉴赏判断和认识判断的差异，认为鉴赏判断不是认识的、逻辑的，而是感性的、审美的，因而也是主观的。康德以建筑物为例作了说明，他说：“以自己的认识能力去把握一座合乎规则、合乎目的的大厦，这是完全不同于凭借愉悦的感觉去意识到这个表象的。在后者，这表象是在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名义下完全关联于主体，也就是关联于主体的生命感的：这就建立起来一种极为特殊的分辨和评判的能力，它对于认识没有丝毫贡献，而只是把主体中所给予的表象与内心在其状态的情感中所意识到的那全部表象能力相对照。” 这样，康德一开始就把鉴赏判断和知识判断对立起来，肯定审美不涉及对于对象的认识，只涉及主体的情感感受。这一点是理解康德美学的关键，它肯定了审美判断的独特性。

在分析了鉴赏判断和认识判断的不同并论述了鉴赏判断的特点以后，康德进一步分析了鉴赏判断的愉悦的特点，即：它是不带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康德说：

要说一个对象是美的并证明我有品味，这取决于我怎样评价自己心中的这个表象，而不是取决于我在哪方面依赖于该对象的实存。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我们必须对事物的实存没有丝毫倾向性，而是在这方面完全抱无所谓的态度，以便在鉴赏的事情中担任评判员。

康德认为其他所有的快感都涉及利害关系，而鉴赏判断的快感却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利害关系需意识到对象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同时和欲望能力有关，利害关系的对象要么是我们意欲的对象，要么是对我们有用的事物。可我们要判断某一对象为美，并不关系于对象的存在，也不欲知道这对象的存在与否对于我是否重要。康德分析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愉悦。

一种是感官上的快适所引起的愉悦。如饥饿时吃上美味佳肴，可以满足生理需要，使人直接地获得官能享受而感到愉快。这是一种欲念的满足，是和人的利益兴趣结合着的。

第二种是善的愉悦。康德说：“要觉得某物是善的，我任何时候都必须知道对象应当是怎样一个东西，也就是必须拥有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而要觉得它是美的，我并不需要这样做。花，自由的素描，无意图地互相缠绕、名为卷叶饰的线条，它们没有任何含义，不依赖于任何确定的概念，但却令人喜欢。” 善的愉快虽然和快适的愉快有所区别，但同样“是和利益兴趣结合着的”，因为“善是意志的客体”。对于善的愉快都暗含有一个目的概念。我们之所以赞许善的行为，是因为在理性上认为尊重善的行为是有利的，不尊重善的行为是有害的。所以，它是种和理性上的利害感联系在一起的愉快。

第三种就是鉴赏判断所产生的愉悦，也就是审美的愉悦。它对于对象的存在没有任何欲求，超脱了道德和生物的利害关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自由的愉快。康德说：“快适对某个人来说就是使他快乐的东西；美则只是使他喜欢的东西；善是尊敬的、被赞成的东西，也就是在里面被他认可了一种客观价值的东西。”对于这三种愉悦，康德说：

在所有这三种愉悦方式中惟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因为没有任何利害、既没有感官的利害也没有理性的利害来对赞许加以强迫。所以我们对愉悦也许可以说：它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分别与爱好、惠爱、敬重相关联。而惠爱则是惟一自由的愉悦。

康德所说的“自由”，就是指审美愉悦完全不受欲念或利害关系的强迫，只是对对象的形式起观照活动而造成的愉悦。根据以上分析，康德从质的方面概括鉴赏判断的特质是：

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作美。这就是说，从质上来看，审美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无利害的愉悦。

2.从量上来看，鉴赏判断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悦的。

康德认为“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而且，这个美的说明是从上一个说明中推导出来的。因为假如一个人觉得一个对象使他愉悦，并不涉及利害关系，他在作判断时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受制于客体的属性，他似乎找不到私人的只和他的主体有关的条件作为这愉悦的根据，他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愉悦是人人共有的。不过，康德所说的普遍性不是客观的普遍性，而是主观的普遍性。客观的普遍性属于逻辑的范畴，它就对象的属性作普遍性的判断，例如说水是液体、透明的；而主观的普遍性属于情感的范畴，它就对象在主体心中所引起的感觉来假定判断的普遍性。康德说：“与意识到自身中脱离了一切利害的鉴赏判断必然相联系的，就是一种不带有基于客体之上的普遍性而对每个人有效的要求，就是说，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是某种主观普遍性的要求。”

康德将鉴赏判断上述的特征与快适和善的判断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快适的判断是建立在私人感受之上的判断，一种香槟酒的快适可能只是针对个人的，而非全体，亦即是说，这种愉悦不具有普遍性，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感官口味。但是，美的愉悦则不同：“如果他宣布某物是美的，那么他就在期待别人有同样的愉悦：他不仅仅是为自己，而且也为别人在下判断，因而他谈到美时好像它是物的一个属性似的。所以他就说：这个事物是美的，而且并不是因为例如说他多次发现别人赞同他的愉悦判断，就指望别人在这方面赞同他，而是他要求别人赞同他。” 也就是说，鉴赏判断产生的愉快是有普遍性的，当一个人把玫瑰花称为美时，他相信他自己会获得普遍赞同并且对每个人提出同意的要求，他假定别人也这样判断，也同样会感到这种愉快。至于善的判断，也有权要求对每个人都有效，它也有普遍性，但是，它的这种普遍性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上，康德说：“善只是通过一个概念而被表现为某种普遍愉悦的客体，这是在快适和美那里都没有的情况。”

所以，就逻辑的量的方面看，康德认为“一切鉴赏判断都是单一性判断”，然而，它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即对每个人有效的审美的量”。

通过以上分析，康德从量的方面总结鉴赏判断的特质是：

凡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

亦即是说，从量上来看，鉴赏判断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悦的。

3.从关系上来看，鉴赏判断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无目的”是从客观上说，指审美判断没有目的，既不涉及利害和欲念，也不考虑事物的内容是否完美和完善；“合目的性”是从主观上说，指事物的形式符合鉴赏判断的目的。康德认为有两种合目的性，一种是客观的合目的性，一种是主观的合目的性。所谓客观的合目的性，是以对象对于目的的关系为前提的，“它要么是外在的，这就是有用性，要么是内在的，这就是对象的完善性” ，而鉴赏判断既不涉及利害关系，也不凭借概念，从客观的合目的性来说，鉴赏判断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如果我们看见一匹马长得壮健均匀，躯体各部分的构造有机地相互依存，因而觉得它具有适应于生存等特定的目的，那么这就要涉及功利概念，因而就不是审美判断了。

从客观的合目的性上说，鉴赏判断是无目的的，但从主观的合目的性上说，鉴赏判断却又具有一种合目的的性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审美是对象的形式适合于主体的认识能力，从而引起想象力和知性的互相协调和自由活动。这种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协调，似乎是由一种“意志”预告安排的，所以就具有一种主观的合目的的性质。这种主观的合目的性，只和对象的形式有关，不涉及对象的内容、意义（利害和概念），所以，它是一种形式的合目的性，又称作没有目的的目的性形式。例如我们判断一朵玫瑰花为美，并不需要知道这朵花究竟是什么，它作为植物的构成部分具有什么特定目的的功能，也就是说，欣赏者根本不会顾及花的客观目的。它只是由于这朵花的形式（外在形象）恰好符合人的各种认识能力的自由活动，从而引起情感上愉快的主观的合目的性。如像植物学家那样一味地去想花是植物的生殖器，那就不美了。

谈到这里，康德将美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美，它不以对象的概念为前提，不属于依照着概念按它的目的而规定的对象，而是自由地单纯以形式给人以愉快。康德认为属于自由美的例子有花、希腊风格的描绘、框缘或壁纸上簇叶饰、无标题幻想曲等，它们都不是一定概念下的客体，本身并无意义。另一种是依附的美，它要附属于一个概念，以这样的概念以及按照这概念的对象的完满性为前提，属于那些依附一个特殊目的的概念之下的对象。康德认为一个人的美、一匹马或一座建筑物的美，便是附庸美，它们都是以一个目的的概念为前提的，事物需符合其完满性的概念。

康德从关系方面总结出对美的说明是：

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如果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话。

亦即是说，鉴赏判断依据的是审美对象合目的性的形式，这形式本身又是没有特定的目的功能的。

4.从模态（方式）上来看，鉴赏判断是不依赖概念而具有必然性的。

必然性指的是事物间的必然联系，意指每一结果必有原因。在鉴赏判断里的必然性指每一美的形象里必有审美的快感，在美的形象和审美的快感之间就具有着必然联系。康德认为，只要我们见到美的形象，就必然会产生审美的快感。康德说：“它（美的东西）对于愉悦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但是，这种审美的必然性，不同于理论上客观的必然性，也不同于实践上道德的必然性，康德将之称为“示范性”，即：“一切人对于一个被看作某种无法指明的普遍规则之实例的判断加以赞同的必然性。” 因为这种必然性是不通过概念的，而是通过情感，康德将之概括为审美中被预设的“共通感”原则。康德认为共通感是“一个理想的基准，在它的前提下人们可以正当地使一个与之协调一致的判断及在其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一个客体的愉悦成为每一个人的规则：因为这原则虽然只是主观的，但却被看作主观普遍的（即一个对每个人都是必然的理念），在涉及不同判断者之间的一致性时是可以像一个客观原则那样来要求普遍的赞同的；只要我们能肯定已正确地将之归摄在这原则之下了。” 这种共通感是康德的先验理论的一部分，它是从先验的普遍人性论中衍生出来的。

康德从模态（方式）方面总结对美的分析说：

凡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就是美的。

亦即是说，鉴赏判断是不依赖于特定的概念，却又具有必然性的。

四、小结

康德通过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概括出对于美的说明：“前两个契机提出鉴赏判断的愉快的两个特点，即无利害的快感和无概念的普遍性；后两个契机则追溯到这两个特点的先天根据，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和人类的共通感，从而说明了鉴赏判断是想象力和知性这两种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或‘游戏’，它所判定的是普遍可传达的愉快感，这就是‘美’。” 通过从质、量、关系、方式四个方面对鉴赏判断的分析，康德比较充分地阐明了审美心理不同于逻辑认识和道德意识的特点。康德指出审美与功利无关，不同于一般的道德活动；审美与概念无关，不同于逻辑认识。审美判断的基本性质在于：它是对象的形式适应人的认识功能，使想象力知性互相协调和自由活动，从而引起的一种愉快的情感。康德着重强调的是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性，他比前人更充分地认识到审美意识活动中的诸多特殊矛盾。康德认为审美判断中包含着一系列矛盾：无利害而又产生愉快；无概念而又具有普遍性；无目的又有合目的性；不依赖概念却又有必然性。这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二律背反”。这一切说明他对审美意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重视，他突出地提出了审美中的主观和客观、认识和情感、感性和理性、愉悦和功利、个别和普遍等矛盾对立的方面，虽然他自己也并没有使这些矛盾得到合理地解决，但却启发着后来者如何抓住审美意识中的特殊问题并加以研究。

这里特别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康德将审美的领域视为是弥补自然领域和道德领域的中介，同时认为审美是无利害的，这并非是要宣扬所谓的“审美至上论”。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韦勒克的论述值得参考，他说：“康德首创了著名的定义：审美快感是‘超脱利欲的满足’，但是，如果认为这种说法是意在提出某种艺术至上论，那就可能引起很大的误解。康德的‘超脱利欲’是指不受欲念的干预，与艺术作品直接接触，无所动心，不受直接的功利目的影响。康德决非否定艺术在社会或在玄学思辨中的巨大作用，……他仅仅是想把我们所探究的对象与道德、快感、真理、功利区别开来。” 换言之，康德着力论证的是审美的独特性，而不是审美比之道德领域或自然领域更高的某种性质。如果说，康德理想中的人是知、情、意和谐发展的人，那么，他的美学是为他这个理想的人服务的。

康德于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在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了古典美学通向现代美学的一座桥梁，是西方美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想要全面而又条理分明地说明康德美学对西方美学发展的贡献与影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席勒是康德美学的拥护者，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只有通过美的途径才能达到自由”。这部书得到康德的赞扬。席勒认为艺术的使命就是修复人在文明与道德之间出现的裂痕。这种思想与康德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歌德曾经抱怨康德对他的作品不加注意，但他认为这位“哥尼斯堡的老人”比任何活着的思想家都好。他曾经说：“当你阅读完康德的一页著作时，你就会有一种仿佛进入了明亮的房间的感觉。” 康德29卷的全集中没有一条引自《浮士德》，而《浮士德》引自康德著作的比比皆是。

德国的浪漫派美学家施勒格尔认为，《判断力批判》有三大功绩，一是确立了审美领域的自律性，其次是把审美愉悦规定为“无利害的愉悦”，提出了一种不为功利主义玷污的经验模式，三是看到了审美判断的不可取代性，特别是与科学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对立。确实，这些是康德在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