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诗13首

尼古拉·斯杰潘诺维奇·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Гумилев，1886年4月15日出生，大约于1921年8月25日被处决）出生于一个海军医生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退役，全家迁居皇村。古米廖夫在上皇村中学时，中学校长是“皇村最后一只天鹅”——诗人И. 安年斯基，后者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米廖夫在学习期间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分，但却对冒险、幻想和文学创作十分热衷。1905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征服者之路》，年轻的诗人渴望树立自我，渴望用“深渊和风暴”的世界和自己“身着铁甲的征服者”面具来对抗平凡人们的世俗生活：“如果星辰没有正午的语言，／那么我就自己把幻想创建／用战斗之歌热恋般使其神往。”

中学毕业后他来到巴黎，在索邦听法国文学课程，研究绘画，从事写作。第一次短暂的非洲之行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直接反映在他的第二部诗集《浪漫之花》（1908，巴黎）中的许多作品里，如《长颈鹿》、《乍得湖》，等等。在诗人笔下，长颈鹿在阳光下显露出瑰丽的色彩和优雅的身姿，而曾经阳光灿烂的非洲公主，却在马赛沦落为给水兵跳舞的“玩偶”。勃留索夫和安年斯基对古米廖夫的新诗集予以良好的评价，勃留索夫比较两部诗集后指出他抒情诗创作的“客观性”，认为在他的诗中“诗人自己消失在他所描绘的形象背后”，他的诗歌“更多的是诉诸视觉，而较少诉诸听觉” ，安年斯基则指出他的诗集“不仅反映了美的探索，而且反映了探索的美” 。

1908年回国后，古米廖夫的文学活动的范围大大扩展，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评论和学术文章，参加各种文学团体和聚会，和С. 马科夫斯基创建《阿波罗》杂志（1909），并且开始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创作团体，在此基础上1911年建立了著名的“诗人行会”。从1908年至1918年，他先后写下几十篇关于俄罗斯诗歌的评论，这些评论后来被他的朋友和学生Г. 伊万诺夫收集在《论俄罗斯诗歌信简》（1923）一书中，被研究者誉为诗人同时代“俄罗斯诗歌生活的活的编年史” 。

1909年11月，古米廖夫随科学考察团赴非洲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考察当地土著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民间文学。这对诗人以后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异国情调不再是儿时的梦想，而成为他成熟时期的个人世界观和生活的反映。在那以后，他还曾于1910年和1913年两度到非洲考察。

古米廖夫把个人的第三部诗集《珍珠》（1910）献给他的诗歌导师勃留索夫，这部诗集表明诗人已经逐渐结束了自己的学习阶段，离开象征主义，走上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用勃留索夫的话来说，在诗歌地图上出现了“古米廖夫国家”，在那里“各种现象服从的不是普通的自然规律，而是新的、诗人命令存在的规律” 。其中最为成功的是那些描绘“征服者”、“旅行家”、“流浪者”的作品，尤其为评论家看好的是组诗《船长们》，诗人热情赞颂这些“新土地的发现者”不畏风暴、不畏“恶流和浅滩”，“在扯烂的地图上，／用针标出大胆的航线”，而诗人把自己看成是哥伦布、辛巴德、尤利西斯，渴望发现未知的新世界。非洲是诗人毕生钟爱的诗歌主题，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的诗集《异国的天空》（1913），其中除了有描述阿赫玛托娃的迷人形象以及对诗人内心生活影响的作品之外，令人感兴趣的便是组诗《阿比西尼亚之歌》（1911）和长诗《发现美洲》（1910）。在1916年的诗集《箭袋》中，《非洲之夜》一作里有这样的诗句：“明天我们还会见面，将会知道，／谁能成为这些土地的统治者。／帮助他们的是黑色的石头，／而我们是贴身的金色十字架。”

后来，有人据此认定古米廖夫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倾向，与他一贯宣称的“征服者”形象一脉相承。但是纵观古米廖夫的非洲主题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谓“征服者”只不过是一个渴望征服时空、克服现实的平庸乏味的探险者，一个未知世界的发现者，他对非洲的大自然和种族充满美好感情，他把自己整整一部诗集《幕帐》（1921）都献给了这一主题。就在《非洲之夜》结尾，诗人写道：“即使明天谢贝利河波涛怒吼，／夺走我临近死亡的叹息，／死去的我将会看见，在苍白的天际／黑色的神与火红的神争斗不息。”

由此看出，“征服者”的情绪和形象在古米廖夫诗学体系中仅是一种象征而已。

在古米廖夫创作《珍珠》的同时，象征主义内部分裂正走向公开化。古米廖夫等人组成的“诗人行会”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方针，1913年，古米廖夫发表纲领性宣言《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主义》，在这篇宣言中，古米廖夫指出象征主义已经穷尽了其美学潜能，“取代象征派的是一个新的流派，不管它叫什么；叫阿克梅派也好（源自希腊文，意为某物的最高阶段，鼎盛时期），叫亚当派也好（勇敢坚定和明确的生活观），至少比起象征派来，它要求力量更平衡，更准确地了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古米廖夫明确反对象征主义者们滥用令人头晕目眩的隐喻、极力扩张个体作用的“超人”思想和与玄学的嫁接，认为“无论是把神学降低为文学，还是把文学抬高到神学的金刚石冷宫里，阿克梅派都不愿去做” 。在文章最后，诗人提出与阿克梅派最接近的文学理想，是莎士比亚、拉伯雷、维庸和戈蒂耶。

尽管阿克梅派拥有自己的纲领和组织，但是在它的内部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很快便各自分道扬镳。促使其迅速解体的外部原因便是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一爆发，古米廖夫便很快作为志愿者参战，暂时中止了他的文学活动。

古米廖夫在战场上显示了他一贯追求和标榜的英雄主义，两度获得乔治勋章，诗人后来颇引以为自豪。诗集《箭袋》收录了他描写战争的诗作，如《战争》、《五音步抑扬格》、《死亡》等作品，对政治一向天真的古米廖夫在战争中似乎找到了他表现自己激情和勇气的最佳场合：

战争这一伟大事业

的确光辉而庄严，

明亮、张开翅膀的天使，

在战士的肩后显现，

如今，为那些慢慢走在

浸透鲜血的田野里，

播种功勋、收获荣誉的劳动者，

为他们祝福吧，上帝。

（《战争》）

尽管古米廖夫的作品中不乏浪漫美化战争的成分，但是如果因此而指责古米廖夫歌颂血腥战争也有失公正。事实上，古米廖夫只是力求表现生活中最能激动人心的各种现象，从中获取诗的灵感。在《死亡》一诗中，他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

《箭袋》中射的不仅仅有战争之箭，还有爱情之箭。这是一组以1912年古米廖夫伉俪同游意大利印象为基础创作的作品，这本诗集的开篇之作是他为悼念他的诗歌导师安年斯基而写的《怀念安年斯基》。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不久，他被临时政府派往西欧，在那里他对东方艺术产生浓厚兴趣，通过英法译本阅读翻译了一些中国古诗，后来收入1918年出版的诗集《瓷器馆》。此外，他还创作了他最重要的历史悲剧《毒衣》（创作于1917—1918，生前未发表）。1918年绕行北欧回到俄罗斯。

回国后的古米廖夫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先是与阿赫玛托娃离婚，后来又与著名的哲学家恩格尔哈特的女儿结婚。他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在各种创作小组讲授诗歌创作理论，重建“诗人行会”。1921年当选为全俄诗人协会彼得格勒分会主席，并因此事与前任主席勃洛克矛盾激化，后者写下《没有神明，没有灵感》一文，对阿克梅派的艺术主张和实践予以激烈抨击，这也是后来俄罗斯文学研究在批评阿克梅派创作时经常引用的文献之一。古米廖夫的创作异常高产，他翻译了柯勒律治、骚塞等人的作品以及英国的《罗宾汉谣曲》和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先后出版了多部个人诗集，发表了长诗《米克：一部非洲长诗》（1918）等作品，他还写下《诗的解剖》（1921）等一些论述诗歌技艺的文章。他以自己高度的热情影响了整个彼得格勒的诗歌和艺术生活。

在《篝火》（1918）中，诗人在《我和您》和《工人》中，预见自己不会平凡地死去：

是的，我知道我和您不相配，

我来自另外一个国度，

我喜欢的不是吉他，

而是唢呐粗野的旋律。

……

我不会死在病榻上面，

公证人和医生在旁站立，

而是没于浓密常春藤间

某个荒野的缝隙……

（《我和您》）

诗人回忆自己童年的欢娱，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游历北欧风情，编织爱的神话，渴望探求生命的秘密，诗人感叹艺术创作会比诗人更能长存，而在一组康佐纳（欧洲中世纪骑士爱情抒情诗体裁）中，古米廖夫歌颂了高于世间一切的爱情：“你是我动荡的命运中／朝圣者的耶路撒冷。／我真应当用天使的语言／诉说对你的钟情。”（《康佐纳》其一）

诗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也是他的顶峰之作是他的诗集《火柱》（1921），诗人把这本诗集献给他的第二个妻子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恩格尔哈特。在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了诗人的充满人生生活体验的哲理抒情诗作品。在《回忆》一诗中，诗人感慨人不能像蛇一样变化的只是外皮，“我们在变更心灵，不是躯体”，古米廖夫将各个时期与现在的自我加以对照，慨叹无人能挽救心灵的老化和死亡。在《语言》一作里，诗人为世界未来感到忧虑：“有朝一日，在新世界上空，／上帝垂下自己的脸，到那时，／人们用语言阻止太阳运行，／人们用语言破坏座座城市。”

在《第六感觉》中，诗人渴望能够在“自然和艺术的手术刀下”，经过生产的痛苦诞生出跨越自然和精神界限的新的感觉器官。在《大师们的祈祷》中，诗人渴望自己能拥有真正的称职的学生，而不是只会阿谀奉承、无所作为的模仿者和小人。在《我的读者们》里总结自己毕生的创作时，诗人写道：“我将教会他们立刻记起／全部残酷、可爱的一生，／全部亲切、陌生的土地，／并且出现在上帝的面前时，／以简单而睿智的话语，／平静地等待他的审判。”

在所有作品中，《迷途的电车》最负盛名。在陌生的街道上，诗人跳上了奔驰的有轨电车，但是它却带着诗人穿越时空，“飞越涅瓦河、尼罗河、塞纳河”——诗人一生的几个里程碑。诗人无法止住列车运行在混杂的时空，无法抑制内心的惶恐：“我这是在哪儿？”诗人想要买到去神灵印度的车票，寻找灵魂的归宿（试比较海涅的疑问：“我们曾寻找物理的非洲而发现了美洲；我们现在寻找精神的印度，我们会找到什么？”），然而却发现卖蔬菜的招牌下出售的是“一颗颗死人脑袋”，诗人越发感到他的头也将在那里被“穿红衬衫的刽子手”割下。接着诗人重新演绎了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的故事，期望爱情拯救自己和玛莎，但是两人却没有再见一面，此时诗人明白：“人和鬼魂／都汇聚在命运的动物园入口，／园内射出一道强光，／那就是我们的自由。”诗人在高耸的以撒教堂为玛莎祈祷、也为自己祭灵。在诗的结尾，诗人写道：“心始终是那么郁闷，／活着真痛苦，难以呼吸……／玛申卡啊，我从未感到／会这样爱，这样郁悒。”

无疑，这首诗既是诗人个人生活经历的总结，也反映了诗人对时代风云变迁所感到的迷惘和困惑。全诗具有很强的象征寓意。显然，在这里迷途的不是具有自己运行轨道的电车，而是偶然乘上却又无法脱身和控制电车运行的诗人。诗人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过去，却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无论是祈求彼岸的安慰还是现世的爱情，都无法克制诗人的困惑和抑郁。这是诗人为自己的命运、诗歌、爱情和追求所写的最沉痛的一曲挽歌。

1921年8月，古米廖夫涉嫌参与所谓“塔冈采夫集团”的阴谋叛乱活动而遭逮捕，不久，在并无充足证据情况下被枪决。此后，他的名字长时间成为禁忌，直到80年代末才在他自己的祖国——俄罗斯大地上的出版物中重新出现。

古米廖夫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为诗歌而生，在为自己的诗歌和艺术理想而努力。尽管周围世界激烈动荡，他也深陷其中，但他却企图以其中立立场来掩盖自己政治上的天真，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悲剧和局限。

他对诗歌语言、形式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对20世纪俄罗斯的诗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Н. 吉洪诺夫、Н. 阿谢耶夫等著名苏维埃诗人都从中受到教益，在他的帮助下走上自己的创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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