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诗8首

德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德语诗人策兰的故事，起初并没有超出普通犹太人命运的范畴，他们的存在感体现在恪守的文化中，并不像中国人有国家可以忠诚，哪里是他们可以信赖的故乡，始终是困扰他们的问题。比如，策兰的故乡泽诺维茨，就经历了隶属奥斯曼帝国、罗马尼亚、苏联、德国等的数度易主，每一次的变更都意味着犹太区要经受新的冲击，毕竟后来的新主并无奥斯曼帝国的气度，可以开明宽容地对待犹太文化。犹太城数度易主的惨痛，我们可以从另一位犹太作家巴别尔的小说，如《泅渡兹勃鲁契河》中，窥见一斑。策兰故事真正的不寻常，我认为，起于从小母亲坚持帮他维护的“母语”：标准德语。这是他一生最擅长的语言，令他思维的语言，从小就与犹太的文化、语言、方言有所隔膜，这种犹太身份与母语的悖论体验，随着他日后踏上诗坛愈发明显。他曾在《旅伴》中这样写母亲：

这个词受你母亲的监护。
你母亲监护的词共用你的铺位，一块又一块石头。
你母亲监护的词俯身拾起光的碎屑。

诗中母亲的形象更像严厉的教师和父亲。这里有一个他少年时的隐情：他当时受到两种文化和语言的争夺，一方是母亲的德语和德国文化，另一方是父亲的希伯来语和犹太教，他十三岁时，内心的天平倾向了母亲一方，他不再对希伯来语用功。这意味他的犹太特性必须接受德语的乔装打扮，也意味父亲要通过母亲才能对他说话。这可以解释，为何一方面父亲被他后来的诗歌“遗忘”了，他鲜有涉及父亲的诗作，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卡夫卡那种怨天尤人的《致父亲的信》，必须反复书写”（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李尼译），此外读者还能在他沉迷谈论母亲的诗作中，寻到父亲的蛛丝马迹。比如黄灿然认为，《一切都不同于你想象的》的中心人物，是曼德尔施塔姆和母亲，“他也把它拿去，你再次拥有/那属于你的，那曾是他的，//磨坊”（黄灿然译）。我大胆猜测，父亲已与曼德尔施塔姆合二为一，成为他失而复得的犹太精神靠山。

这种起于少年而贯穿一生的困扰，还可见于《从黑暗到黑暗》：“……那是渡轮吗？在过海时醒来？/会是谁的光在我脚跟照耀/迎接一个摆渡人出现？”黄灿然认为，“摆渡人”这个隐喻，可以视为策兰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他者身份，运送到当代德语领域里。黄还提到斯坦纳的论断：策兰自己的全部诗歌都是被译“入”德语的。我想说，这样的“译入”已发生在策兰早年，那时他已经需要让他的犹太生活，进入他思维用的德语。

他母亲一直严防死堵犹太方言进入他的标准德语，这番努力造成的终生困扰，对用普通话思维的部分中国南方人并不陌生。普通话令他们“忘掉”了故乡的诸多事物，当他们竭力用普通话打捞“失踪”的一切，他们同样面临黄灿然说的“沉默屏障”。只不过，他们是要把经历的个人生活，从普通话的沉默中运出，让它翻越“沉默屏障”，开口说话。策兰早年就经历了这一切，只是成年后的惨痛生活需要他从沉默中运出的，是与大屠杀有关的一切，这任务不止艰巨，精神上也格外熬人。

为什么这陡峭的家从中心涌现，居于中心？

马蹄铁的嚓嚓声回荡在樱桃树的枝桠里

马蹄铁的嚓嚓声回荡在樱桃树的枝桠里

来自穹形屋顶的夏季令你激动不已。黑色的布谷鸟

尽管策兰从他的思想同道那里借鉴了很多，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有几条笔记表明，他明显地在远离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考，并试图宣告自己将独立于这位已经教给他很多东西，然而现在他却需要带着宽恕来看待的杰出人物的思想。然而，即便是有部分的拒斥，海德格尔仍然是策兰的参照点，尽管很多时候是隐晦的。

策兰努力地要表明自己的自主立场，这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好几段文字中，他提到了这位思想家对“呼应（Entsprechen )”这个词的使用，以及它在英语中的意义，即“correspondence”(我将之翻译为despeaking)。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海德格尔定义了这个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出现的术语：“说话利用了聆听中的某种东西，就叫呼应……当说话利用了聆听中某种东西的时候，反应同时便是一种认知的呼应。在这种程度上，人们说，他们以一种双重的方式，通过利用和呼应，来对语言做出回应。”(G12：32)还有一段关于这一术语的阐述，出现在《演讲与论文集》中：“但是，人们在某种呼应中本真地聆听语言向我们说话，而这种呼应就是在诗歌的元素中说话(spricht)的那种言说。”(Sagen，G7:194)⑦

当这个词在他的《子午线》演讲的笔记中一出现，策兰就会用引号来表明他是从某种没有指明的材料那里引用这个词的。同时，他也采取某种方式确认或者反驳材料来源中的用法。很明显，其来源就是海德格尔。比如，在讨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时，有一句话就是这样做的。在这句话中，他使用的一个术语，几乎明确承认了海德格尔就是它的来源。这段话是这样的：“在这里，这首诗的作者知道……他的在诗歌的语言既不是“呼应”(‘更源始’的语言)也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被现实化的语言。” (DM 69)与他对待“呼应”这个词很相似的是，策兰在“更源始”的语言这个尴尬的比较级的术语上加上引号，或许是为了强调，它也是参考了某个特定的资料来源的。在这个例子里，那便是“更源始的语言”(G8：189)这个明显的海德格尔式的提法。诗人是在1954年从《何谓思想》中读到它并且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的。他后来在很多著作中多次引用了它，但在形式上稍微进行了修正。

在这段话中，策兰似乎在挑战或者修正他在海德格尔那里遇到的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语言本身向诗人说话，而且，诗人的作用，就是反馈性地聆听，就是放弃自己说话的愿望，或者“消除言说(de-speaking)”，以便让语言说话，或者让语言对他做出呼应，或者通过他做出呼应。策兰指出，诗歌的语言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对语言所做的“呼应”。在表达这一观点的过程中，策兰很明显是在质疑海德格尔所持的基本美学立场。

第二项挑战，似乎发生在他的如下观点中，即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语言不是纯粹的，或者源始的语言，而是“现实化”的语言。由此，他似乎要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诗歌语言是与真实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存在于实现中，为现实服务。在几个月后的《子午线》演讲中，他就自己的诗歌发表了同样的看法。通过尝试让自己的诗歌语言接近现实，他似乎再次否定了海德格尔此前提到的诗歌“纯粹自立”的观点。在这里，策兰似乎也在试着让自己远离海德格尔关于诗歌的语言的看法。

还有一些笔记的主题，明显地引用或者涉及了海德格尔，并第一次就诗人在诗歌中的呈现问题，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其中一条笔记以熟悉的术语“他人”开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条笔记对这个词的使用，与他在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27节时所发现的用法一样。在书中，思想家写道:“每个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自己。这个他人，为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个他人，就是无人。每一个此在在共处中，都受制于这个无人。” ⑧

策兰的笔记提到了格奥尔格·毕西纳的短篇小说《伦茨》( Lenz ) ,并在一开始提出了德语中这个非人化的“他人”。但是，就像心里记着海德格尔对这个术语的解释一样，这条笔记突然笔锋一转，宣称这个“他人”并不是一个非人化的“无人”，而是一个明显的、可以辨认的“我”。他认为这个“我”就是伦茨本人；“他人(=我，伦茨)，这个他人明显拥有一个‘我’的意义。” (DM 52)

在另一条笔记中，策兰试图给诗歌下定义。这条笔记把诗人在诗歌中的歌中的呈现这一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条笔记中，策兰主张作为说话者的人的声音，并且使用了似乎是直接来自他几年前阅读、标注过的海德格尔的著作里的术语——“极端个人化”。《存在与时间》中这段话是这样的：“此在的存在的超越，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暗示了最极端的个人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G2：51）⑨策兰借用了这一概念的笔记是这样的：“诗歌：通过极端的个人化来实现的语言的自我现实化。”（DM 73）

以上的两条笔记，似乎都在以某种方式来修正或者远离海德格尔的陈述中所包含的观点。海德格尔称，语言向诗人说话，并且通过诗人说话，而诗人作为一个人，隐藏在走近他/她的语言背后，因此，诗人并不是诗歌中的一种呈现。策兰在写作这些笔记时，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很可能就存在于他心中，因为在1959年底到1960年上半年间，他正在阅读这位思想家最近的著作《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在书中，海德格尔重申了早期的观点，即语言在说话，而诗人的角色，就是聆听和再造这种“语言的说话”（G12：243)。从策兰的笔记来看，他不再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观点。现在，他的立场是，一个明确的个人，作为一种声音，呈现在了诗歌中。这是他和海德格尔的观点之间的基本区别之一，并且进入了1960年10月的《子午线》中，而且成为这篇演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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