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洛·品特诗9首

英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 1930-2008），英国剧作家兼诗人，1930 年 10 月10 日出生于伦敦，是犹太裁缝之子。幼年时遭遇反犹太运动，影响他后来成为剧作家。他的剧本对白不多，大量运用「静默」，自成一格，创造出所谓的「品特风格」（Pinteresque）这个形容词。他在 1957 年到 1965 年间剧作量最丰，和同时代的剧作家，如贝克特和伊欧涅斯柯，同参与荒谬剧场运动。品特的剧作充满不幸的人，人物的内在恐惧和渴望、他们的罪恶和性冲动违反他们为了生存而建构的单纯生活。剧中人常关在一个房间内，生活有如无情的游戏，经常言行不一，这些人物的真面目被一层层剥开。重要剧作有《房间》、《生日派对》、《哑巴侍者》、《看门者》等。他于200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的颂词说他的剧本「点出日常闲言闲语的危险，把人逼到压迫的封闭空间」。品特爱谈论政治和人权，一名传记作者形容他是「经常出现的杂音，质疑已被接受的真理，包括生活和艺术上的」。品特 2002 年罹患癌症，2003 年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同年出版反战诗集，2004 年加入由一群名流发起的运动，要求弹劾英国首相布莱尔。他把美国布什政府比做纳粹，称入侵伊拉克的布莱尔是「屠杀者」。他 2005 年 2 月接受 BBC 访问时表示，他会暂停写剧本，继续写诗，他说：「我会把精力用在不同方向，当然是诗。我这几年也在不同场合公开演说，我会用很多精力在政治事务，我非常担心情势发展。」

上帝保佑美国

他们又出发了，

那些穿着盔甲行进的老美

一边高唱他们欢乐的民歌

一边疾疾穿越这巨大的世界

赞颂美国的上帝。

贫民窟里挤满了死者

他们无法加入

拒绝歌唱的其他人的行列

他们失去了声音

他们已然忘却了曲调。

骑士们拿着会割人的鞭子。

你的头滚到了沙地上

你的头是泥地中的水坑

你的头是尘土里的污痕

你的眼睛已经掉出而你的鼻子

只用来嗅寻死者的臭味

死亡的空气中到处充满着

美国上帝的气味。

民主

已无路可逃。

那些巨大的刺棒已经射出。

他们会见一个干一个。

当心你的背后。

癌细胞

「癌细胞是那些已经遗忘如何死亡的东西」

——皇家玛仕登医院护士

它们忘掉了如何死去

也因此延续了它们杀戮的一生。

我和我的肿瘤热切地交战。

让我们期望不要有双重死亡。

我需要目睹我的肿瘤死去

一个忘了死去

反而计划谋杀我的肿瘤。

但是我记得该怎么死去

虽然我的所有见证者都已亡故。

但我还记得他们对肿瘤的

描述：使他们变得

既瞎且哑，一如在那

使肿瘤开始活跃的疾病

诞生之前。

那些黑色的细胞会干涸而后死亡

或者开心歌唱又为所欲为。

它们日以继夜如此安静地滋长，

你从不晓得，它们也从不告知。

会面

那是在死寂的夜里，

死去很久的死者望着

朝他们走去的

新来的死者

心跳声轻柔舒缓

当死者拥抱

那些死去很久的死者

以及那些朝他们走去的

新来的死者

他们哭泣，他们亲吻

当他们再度碰面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午餐后

中午过后那些穿着体面的生物前来

在死人堆里闻来闻去

然后享用他们的午餐

那许许多多穿着体面的生物自

灰尘中采摘肿胀的鳄梨

并且用零落的骨头搅拌浓汤

而在午餐后

他们慵懒地躺卧沙发上

把红葡萄酒倒入大小适中的头盖骨里

餐厅

不，你错了。

每个人都美丽

到极点

尤其在午餐时间

在一家笑声喧嚷的餐厅里

每个人都美丽

到极点

并且被自己的美

所感动

然后为此落下泪来

在回程出租车的后座上

腹语学家

我把声音送进你的嘴里

你礼尚往来地回应

我是康尼札罗伯爵

你是奥古丝特王妃殿下

我是奇幻之链

你握有看戏用的望远镜和纸牌

你成为即兴的歌曲

我是你的私人教师

你是我隐形的种籽

我是帖木儿

你是我奇妙的把戏

我是你被施了魔法的小厮

我是你那令人惶惑的洋娃娃

你是我那深感迷乱的木偶

留言

姬儿。弗莱德来电。今晚他来不了了。

他说他会再打电话，尽早地。

我说（代你发言）好的，小事一桩。

他说告诉你他很好。

只是大便，他说，黏住了，

这大便你得和它对抗。

有些时候你只不过是个会走动的厕所。

我自己对那臭味十分熟悉，

我告诉他，而且建议他冷静。

别让那些混账东西搞得你情绪低落，

将茶壶的盖子取下几分钟，

到市区去，找个人出气，

再找个妓女，痛搥她一顿，

趁年轻好好过日子，在它乏味之前，

踢打你在舞会上遇到的第一个瞎子。

总之，他会再打电话来。

我会赶回家喝茶的。

后殖民作家群

后帝国秩序的创造物

20世纪中后期，一批来自前欧洲殖民地、后来移居西方中心的作家渐渐崭露头角，以他／她们的作品，重述或逆写（writesback）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标志着世界文学中后殖民时代的来临。英籍印度移民作家萨尔曼·拉什迪（1947—　）是这些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被称为后殖民文学的“教父”。

拉什迪出身于印度孟买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家庭，在孟买一个英国教会学校读小学，在乌尔都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环境中长大。印巴分治后，1964年举家移居巴基斯坦，他被送到英国上中学，但学校中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使他深恶痛绝，以致他一度中断学习返回巴基斯坦。后在父亲坚持下，他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历史，并热衷于戏剧艺术和西方现代文学。毕业后当过演员和广告作家。拉什迪在创作和评论中坚持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民族纯粹概念，谴责古老陈旧的种族意识，赞颂和弘扬“混血杂交、不纯粹、混合形式，以及由于人类、文化、观念、政治、音乐歌曲意外的重新组合而衍发的演变”，鼓吹全球性的多民族文化互相融合、和平共处。

拉什迪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午夜的孩子们》（1981）。小说将印度古老的神话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融为一体，整体构思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1947年8月15日零时，当印度全国欢庆独立时，在同一时刻印度降生了1001个孩子，这些午夜的孩子们，有的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大小，有的能在时间的长河中任意旅行，有的能随意出入镜面，有的能随意改变自己的性别，有的能比鸟飞得高，有的能比风跑得快……但神力最大的是两个男孩，一个就是叙述者萨里姆，另一个名叫湿婆。“我”的灵魂能钻入任何人的大脑，知人心事，而湿婆则有一双威力无比的神膝，打仗战无不胜。“我”从9岁起开始具备心灵感应能力，进而发展成为每天午夜与分布在全国的午夜孩子们通话，并使他们所有人的灵魂都集中到“我”的内心中来开会。出身于不同种姓、宗教、阶级、社会集团的孩子们，在这个会议上谈自己的生活、理想，发表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于是这个会议真正成了现代印度社会的缩影。

小说中具有魔幻的场面和情节比比皆是，令人应接不暇——“罗波那”匪帮烧穆斯林企业的冲天大火，在天空中汇成一团，向一个方向飞驰而去，变成一个高空中的手指，指向大事即将发生的地方；纳尔里卡尔大夫被愤怒的群众连同巨大的填海水泥构件一起推入大海，他的尸体却从海底像火焰一样发着光……火葬后，他的骨灰被抛入恒河竟不下沉，漂在水上，发着磷光，使夜海上的船长们心惊胆战；印度教圣人普鲁施培姆为了等待天命所归者，在一个花园水龙头下一动不动坐了10年，最后死时还保持体坐莲花的姿势……所有这些来自古老的印度文化独有的素材，经过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融合，变成拉什迪匠心独运的创造。

一位西方批评家说，“现代主义形式实验的冲动之一，……是通过个人解释世界来构建集体神话”。拉什迪正是这样做的。作家有意将午夜的孩子萨里姆的出生年份安排在1947年，作家自己正是在这一年出生的，他的祖国印度也正是在这一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的。这样，个人与历史、现实与虚构就如阿拉伯地毯般交织在一起了。萨里姆出生前在母亲子宫里倾听着历史时钟的滴答声，通过脐带吸收了来自父母的、家族的、神话的、魔术的、历史的营养；萨里姆与祖国同时出生，他的响亮的啼哭声伴随着尼赫鲁宣布印度独立的广播；萨里姆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印度次大陆经历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印度独立前的宗教冲突、印巴分治、中印边界冲突、巴基斯坦政变、孟加拉战争、英迪拉·甘地的铁腕统治等等。萨里姆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证实了印度这个新神话的传奇性质。小说中虚构的尼赫鲁在萨里姆出生时写给后者的贺信中这样说：“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又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有意思的是，在《午夜的孩子们》中，萨里姆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开着一家腌菜作坊。一位评论家敏锐地指出，这双重职业象征了作家对历史、记忆和时代的“腌制”，而腌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原材料进行混合、杂交、变形、加调料的个人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经历与民族历史、个人记忆与民族记忆合为一体。

《午夜的孩子们》因其丰富的想象和独特风格在英国文坛引起轰动，并在印巴次大陆和欧美受到一致赞扬，相继获得布克奖、布莱克纪念奖和英语国家文学奖等三项重要文学奖。此书在短时间内被译成12种文字出版。英国当代文学史界公认这部作品是魔幻现实主义在英语世界的扛鼎之作。

石黑一雄（1954—　）是与拉什迪齐名的后殖民作家。生于日本长崎，5岁随父母迁居英国，先后在英国肯特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深造，1980年获硕士学位，之后开始走上英国文坛。从创作数量上看，他算不上多产作家，20多年间共写了5部长篇小说，然而他的作品部部走红。1982年，他发表处女作《山影淡淡》，荣获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1986年他的《浮世绘大师》又获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惠特布雷德年度最佳小说奖和英国及英联邦地区最高文学奖布克奖提名。1989年《黄昏时分》的出版为其捧回布克奖。1995年《得不到安慰的人们》又赢得切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2000年其新作《上海孤儿》再获布克奖提名。他自嘲为“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作家”，而实际上处处有家，其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为许多国家读者所熟悉。

石黑一雄穿梭于英日两种文化间，对于这两种语言文化的路数也驾轻就熟，是个典型的国际化作家。他自己也这样说：“我是一位希望写作国际化小说的作家。什么是国际化小说？简而言之，我相信国际化小说是这样一种作品：它包含了对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它可以涉及乘坐喷气式飞机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人物，然而他们又可以同样从容自如地稳固立足于一个小小的地区。”他在1995年出版的小说《得不到安慰的人》长达500多页，表现了向“国际化小说”转向的态势。小说中，著名钢琴家莱德应邀去欧洲大陆参加一场音乐会。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宛如梦中一般，其心灵与自我陷入现实的困境中，身份和意义显得模糊而不确定。如梦一般的叙事风格颇似卡夫卡。

2000年，沉默数年的石黑一雄出版了新作《上海孤儿》（直译为《当我们是孤儿时》）。小说以“侦探小说＋成长小说”的混合结构将双重身份和“国际写作”完全结合在一起。主人公克里斯托弗·班克斯童年时随父母生活在上海外滩的国际租界中，后来父母双双失踪，沦为孤儿的班克斯随后被叔叔送回英国，接受英式教育，过着舒适体面的生活。班克斯后来成了著名的私人侦探，于1937年日本侵华时来到上海故地，试图凭借着模糊的童年记忆和支离破碎的线索查明父母失踪的真相。经过一番曲折的侦查，他最终得知：他父亲为之工作的公司与怡和商行一样，都是靠贩卖鸦片发达的。他母亲曾积极参加禁止鸦片贸易的活动，并劝说他父亲一起加入，但他父亲不敢违逆公司的意志，后来索性与情人远走高飞，病死南洋。他母亲则被一个从鸦片贸易中渔利的湖南土匪头目抢夺为妾，正是这个人承担了小班克斯在英国生活求学的一切费用。一直自以为生活得清白体面的班克斯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也从不义之财中受惠。于是，童年记忆所带来的浪漫想象、甚至成人后所拥有的成就感，统统被击得粉碎。精神上的孤立和被遗弃感，开始压倒了班克斯“孤儿”经历的本身。

在这部小说中，传统的成长主题与后殖民时代的身份主题互相交织，互相映衬。故事场景在带有异域色彩的上海与颇具绅士风度的伦敦之间不断切换。石黑一雄以一个日裔英籍作家的身份处理鸦片贸易这个尚未有人涉足的国际题材，其创作勇气令人敬佩。上海虽是他父亲出生的地方，但他本人从未到过，对这个东方都市的描写全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对历史资料的爬剔梳理。尽管他对租界以外的上海的描写不大可信（如灯笼和普通话的使用），但总体上看这部小说仍然不失为一部杰作。

如果说拉什迪以其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和绚丽驳杂的风格令人眼花缭乱，那么石黑一雄则以其细腻入微、简朴淡雅的风格引人入胜。他的风格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诡秘和玄妙，又具有日本传统浮世绘、书法、茶道和园艺的内在气质。他在挽歌与反讽、日本与英国、东方与西方之间走钢丝，维持着巧妙的平衡。因此，他在日本和英国均获佳评。然而，他对两者都有一种疏离感。他笔下的不少主人公都抱着怀旧的心情，犹如普鲁斯特笔下的马赛尔追忆着逝去的年华，又始终被身份错位而造成的孤独情绪所萦绕。

作为英国罪犯流放地和殖民地的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沉默无语。19世纪出现了一些有关丛林土匪生活的小说和惊险作品，为建立在澳洲本土而非欧洲经验上的文学铺平了道路。尽管如此，这个传统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帕特里克·怀特等作家的创作中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为世界所注目。

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生于伦敦，系英国移民的后裔，在悉尼度过童年并接受小学教育。1925年，怀特被送往英国接受中等教育，四年后回到悉尼，在父亲的农场过了几年手执羊鞭、夜宿营帐的游牧生活。乡土生活既练就了他坚强的意志，也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1932年，怀特考入剑桥大学攻读现代英语。大学毕业后，怀特先在伦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到欧美许多国家旅游。“二战”爆发后，怀特在英国皇家空军任情报官，曾到过非洲、中东和希腊等地，目睹了这场空前的浩劫。1948年，他复员回到澳大利亚，定居悉尼，潜心创作。从1940—1960年，他相继完成了《姨妈的故事》（1948）、《人树》（1955）和《沃斯》（1957）等长篇小说。其中最出色的是《人树》（1955）。小说叙述了斯坦·帕克一家从拓荒创业，生儿育女到最后斯坦去世的故事。斯坦和他的狗刚到达时，这里是被森林覆盖的一片荒地，但是，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和辛勤的开垦，荒芜之地变成了悉尼的郊区。斯坦和他的妻子艾米经历了水、火、旱灾的侵袭，度过他们的蜜月，也尝过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滋味。他们的子女各自走了或犯罪或升迁的道路。小说出版后受到英、美、澳评论界的普遍肯定，被称为“澳大利亚的创世纪”，确立了怀特在澳洲文学界的地位。1973年，怀特“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后殖民时代另一批引人注目的移民作家来自加勒比地区。从地理上描述，加勒比地区指北到巴哈马群岛，南至大、小安德列斯群岛和加勒比海边缘，包括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等岛国在内的地区。中世纪的欧洲人曾经把这个地方称为“世界的尽头”。近代以来，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加勒比成为西方殖民者的种植园，大量非洲黑奴被输入这个地区，形成欧洲文化、非洲文化与本土文化多元杂交的格局。由于西方殖民者的长期统治，本土文化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本土的声音一直处在被遮蔽状态，直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统治体系的瓦解，加勒比人民才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被西方人表述的“他者”发展为自我表述的主体。

当代加勒比作家具有双重的流亡品格。他们的祖先是随着全球性的民族大流散一起进入加勒比地区，经过数个世纪的碰撞、磨合后逐渐融会在一起的。而他们本人大多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移居西方，开始自己的创作活动的。因此，表述自己的身份意识，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成为他们创作的主导动机。

在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以自传体方式书写是不少作家喜用的叙事策略。在这类具有半自传性或“伪自传”性的作品中，主人公的成长往往与民族的成长融为一体，他对个人身份的寻求往往与对文化身份的寻求同时并进，从而使个人叙事上升为民族寓言。巴巴多斯作家乔治·兰明（1927—　）无疑是这类小说的开创者之一。1953年，他在移居英国后不久出版了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内》。小说通过一个名叫G的小男孩从9岁到18岁的成长过程，广泛描写了西印度群岛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提出了殖民地社会一代青少年的身份问题。评论家普遍认为，《城堡》是由一个西印度人写的从艺术家的角度提出本土身份问题的第一批作品之一。

巴巴多斯诗人、作家和批评家爱德华·卡莫·布莱斯维特（1930—　）是非洲移民后代。在哈里森学院完成学业后，离开西印度群岛到英国剑桥读博士学位。在完成了他对牙买加克里奥尔社会发展研究的博士论文后，又离开英国去了加纳，他确信非洲才是他的真正的生存之根，身份之源。他在那儿待了整整10年，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爱德华”改成一个更富非洲味道的名字——卡莫（Kamau），以表明他对非洲身份的认同。之后他又回到加勒比，成为西印度大学社会文化史的一名教授，同时又在纽约一所大学任教，奔走于西印度和西方都市之间。布莱斯维特的流亡经历印证了他自己对流亡下的定义：

在加勒比，不管是非洲人还是美洲印第安人，对一种与民间的或本土的文化有关的古老的关系的承认涉及艺术家和参与者进入过去和腹地的旅行，这种旅行同时也是拥有现在和未来的运动。通过这种拥有的运动，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者，为对象找到词语，为词语找到意象。

正是在流亡中，他完成了自传性三部曲《归来者》（《通道的权力》，1967；《面具》，1968；《群岛》，1969）。这部史诗性作品将非洲民族大流散的主题纳入从《出埃及记》以来的更深广的流亡原型模式中，诗人关注的重点是移民、流亡、旅行和追寻逐渐向再生和开放的循环。通过对加勒比舞蹈和仪式的再现，诗人之“我”汇入集体的合唱声中。

对西方经典的改写或重写是加勒比后殖民作家运用的另一种叙事策略。1966年，长期旅居欧洲的多米尼加女作家简·里斯（1894—1979）在伦敦出版了长篇小说《藻海无边》，为自己建立了英语文学史和加勒比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品以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为故事蓝本，续写了，或者不如说是“逆写”了罗切斯特先生的前妻——疯女人伯莎的故事。小说以双重乃至多重声音交替叙述的策略打破了《简·爱》中勃朗特设定的那种单一声音，避免了某一方声音绝对地压倒另一方声音的做法，从而使得《藻海无边》成为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型小说。另一方面，双重或多重的叙事角度也反映了殖民中心与边缘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凸现了女主人公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几乎是所有加勒比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1930—　）的感受或许比简·里斯更加深刻。他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圣卢西亚是一个没有废墟、没有纪念碑、没有纪年、没有历史的国家。他的身上流动着来自荷兰的、英国的和非洲的血液。他的家庭“由于肤色和被统治者连在一起，又因文化和统治者连在一起”，于是，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被分成两半的孩子”，或者如他在《晚霞如是说》中所称，他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加勒比海的生活、非洲的根源和英语三者同时成为他创作中杂交的文化背景。在他那里，流亡小说家笔下的“越界”主题以独特的抒情方式，转化为“空缺”主题和“海难”主题。在沃尔科特诗中，“空缺”不是空无一物，而是一种撤走了重量后的“精确的空缺”。文化上无根的状态既是一种空无，也提供了巨大的文化创造空间。它召唤人去探寻、去创造、去填补那个空缺的所在。诗人说：“我没有民族，只有想象。”因此，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不是去发现，而是去创造一个历史。“海难”在沃尔科特诗中是现代社会的意象，诗人用它来考察西方文明和非洲文明的结合对于个人和文化认同的必要性。海难余生是一种无根的自由漂流状态。作家可以“抛弃已死的隐喻”，像珊瑚虫一样营建出一个静默的世界。

沃尔科特的代表作是长篇史诗《奥梅罗斯》（1991）。“奥梅罗斯”一词是希腊语“荷马”的译音，暗示了诗人的文学雄心，他要利用来自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文化资源，做一个加勒比的荷马，创造一个诗性的世界。在《奥梅罗斯》中，来自不同历史时空的文化元素犹如宇宙大爆炸后的碎片被抛入诗人的精神视野的太空，通过诗人的想象力融为一体，传达出一种历史的暗示力量。诗篇大胆挪用了荷马史诗、《圣经》、《神曲》等西方经典文本中的形象、情节和原型，通过细针密线的互文性手法，将有着不同起源的文化碎片精心编织在一起，织出了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多元文化色彩的加勒比后殖民史诗。这正是诗人所说的——打碎一个花瓶，再把它整合起来的艺术。

《奥梅罗斯》全诗的主导叙事来自《伊利亚特》。古希腊史诗中的两位英雄在加勒比史诗中被转化为两个圣卢西亚渔民，说法语的赫克托尔和说英语的阿基琉斯为争夺海伦而发生了争执，双方分别用英语和法语克里奥尔语咒骂对方（这里诗人也借机展示了圣卢西亚／加勒比多元杂交文化社会的双语特征）。海伦本是阿基琉斯的妻子，后来被赫克托尔勾引走。这个情节既影射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又象征了近代以来英法两国为争夺圣卢西亚而展开的战争。在历史上，圣卢西亚曾被称为“西印度的海伦”。因为这个美丽的火山岛正好坐落在加勒比海中间三角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650—1814年间英法两国为争夺这个战利品而开战，该地在两国间易手不下13次。沃尔科特在史诗中运用双重化手法，让古希腊的殖民战争和近代的殖民战争平行出现，产生一种互相影射互相暗示的作用，同时也在荷马史诗与安德列斯史诗之间建立起某种互文性，从而促使人们思考其中的同构关系。

随着史诗的展开，我们看到，沃尔科特通过这场现代的特洛伊战争，还想表达另一层意思。阿基琉斯与赫克托尔的冲突，也是圣卢西亚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海伦本来是一个渔村姑娘，自从跟赫克托尔生活以后，受到西方旅游文化的影响，想方设法在旅游度假区当了一名女招待，穿着一件从一位爱尔兰旅游者那里偷来的黄裙子，蝴蝶般翻飞于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西方旅游者之间。她后来怀孕了，却不知道孩子是谁的。赫克托尔拥抱新的生活方式，崇尚西方化的速度。他把他的独木舟卖了，转而去开出租车。圣卢西亚传统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杀手”——旅游者——的冲击下，正面临解体。从这个意义上，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两人之间作为渔民和战士的冲突，也是过去和现在、传统和现代、非洲和欧洲的冲突。赫克托尔最后在开车去机场到海滨旅馆的途中因车祸而死，暗示了欧洲生活方式给圣卢西亚／加勒比带来的灾难。只有主角阿基琉斯依然按照古老的自然的节奏——风、海滩、浪花和星星——生活着，在一艘名为“我们相信上帝”的独木舟上漂流着。

199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沃尔科特的诗作“大量散发着光与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沃尔科特成为加勒比地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V.S.奈保尔（1932—　）是另一位具有多元文化身份的加勒比作家。他出生于特立尼达一个印度移民家庭，然而他的文学疆界却“远远超越特立尼达这个西印度的小岛，……他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以及英国尽揽怀中”，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杂交融合的新趋势。奈保尔写的一系列旅行作品：《中途》、《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在信仰者中间》、《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以及《回归南方》等，已经被广泛讨论并引发激烈的争论。

奈保尔最出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小说出版当年，即获得好评，被认为足以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别的文学大师的佳作相媲美，并被列入20世纪百部英语经典小说，成为后殖民文学的典型代表作，从而奠定了作家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小说之所以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通过一部个人化的历史，写出了后殖民文学普遍的“移位”（displacement）或“误置”（dislocation）主题。所谓“移位”或“误置”指的是个体一出生就已失去自己的本土文化之根，进入一个陌生的异己世界，不得不经历一个复杂而痛苦的“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过程，这就使得他们既与原生地的同胞有别，又与移居地的原住民相异，成为一个“异类”，就像被抛入地狱边缘“林勃”中的幽灵一样。

小说以作家本人的移民父亲的经历为原型，通过主人公一生对房子的寻求揭示了后殖民社会人群普遍的生存状态。毕司沃斯先生为获得自己独立的房子展开的人生追求，一方面固然如一些评论家所说，是“对失去的父亲的寻求和对失去的孩童时代的安全的追求”，另一方面，更是对移位后的自我身份和价值的重新定位。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家所说，毕司沃斯先生对房子的寻求实际上是他寻求自己的地位／面子的一个隐喻。对于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房子不仅仅是一个遮风避雨之所，更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是他的身份、地位、尊严和人格独立的物质象征。他对房子问题之所以如此在乎，如此敏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无根的漂泊者。能否拥有自己的房子，成为他的却之不去的、难以摆脱的心理情结。从小说情节结构上看，已有评论家精辟地指出，在这部小说中“毕司沃斯先生作为一个人的发展与房子的发展是平行展开的”。

从后殖民批评角度看，毕司沃斯先生对房子的寻求实际上涉及作家本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焦虑。奈保尔本人有着复杂的文化身份。与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奈保尔也是出生于印度婆罗门家庭。但他父亲这一代却为生活所迫，以劳工身份移民到特立尼达。奈保尔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度过的，直到18岁那年考取政府奖学金去牛津大学读书为止。70年代，《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题为《无根的作家》的评论文章指出，奈保尔“血统上是个印度人，出生地在特立尼达，身份是个英国公民”。然而，奈保尔在这三处地方都找不到文化认同感，他说：“印度太脏，特立尼达没文化，英国在智力和文化上已经破产。”因此，就像当年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犹太作家卡夫卡一样，奈保尔也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局外人，一个不是印度人的印度人，不是婆罗门的婆罗门，一个被第三世界评论家讽刺地称为“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的文化上的“杂种”。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无法与任何人、任何文化认同，产生一种深深的异化感和流放感。小说中毕司沃斯先生想寻找的房子和家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由此带来的焦虑感。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察，我们可以说，奈保尔笔下的毕司沃斯不仅是特立尼达后殖民社会人们的典型，也是广大的第三世界人们的代表。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性的移民浪潮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全球性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人们正在经历一系列的移位、误置、脱域、集体记忆丧失和文化移入的痛苦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司沃斯先生一生所处的无根的“林勃状态”、他对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执著寻求，也就有了更广泛而深刻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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