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20世纪美国作家、编剧。菲茨杰拉德1896年9月2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父亲是家具商。他年轻时试写过剧本。读完高中后考入普林斯顿大学。在校时曾自组剧团，并为校内文学刊物写稿。后因身体欠佳，中途辍学。1917年入伍，终日忙于军训，未曾出国打仗。退伍后坚持业余写作。192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从此出了名，小说出版后他与吉姗尔达结婚。婚后携妻寄居巴黎，结识了安德逊、海明威等多位美国作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菲兹杰拉德成名后继续勤奋笔耕，但婚后妻子讲究排场，后来又精神失常，挥霍无度，给他带来极大痛苦。他经济上入不敷出，一度去好莱坞写剧本挣钱维持生计。1936年不幸染上肺病，妻子又一病不起，使他几乎无法创作，精神濒于崩溃，终日酗酒。1940年12月21日并发心脏病，死于洛杉矶，年仅44岁。菲兹杰拉德不仅写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颇有特色。除上述两部作品外，主要作品还有《夜色温柔》（1934）和《末代大亨的情缘》（1941）。他的小说生动地反映了20年代“美国梦”的破灭，展示了大萧条时期美国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
F.S.菲茨杰拉德《献诗》
司各特，今夜我整理着你最后的残稿，
修改着逗号，校正着重音，
如同当年在普林斯顿的那个春天——
对那二十多年该死岁月的记忆竟是那么朦胧！
你将大作《影子月桂》 [29] 放在我门前，让我添加句读，校对拼写，润色文饰。
那是一场由梦编织成的戏：场景是——
巴黎一家灯红酒绿、肮脏不堪的酒馆；
忧伤的主人公是一个酷爱赞美却孑然一身的英雄；
数周来他嗜酒如命，废寝忘食地“疯狂工作”，
虽屡经挫败，却斗志昂扬，
将热情奔放的豪言传递给酒馆里
所有哑口无言的小混混、酒鬼和文盲。
一天深夜他被一个酒友刺杀——
被背叛，被自己身上见不得人的罪过背叛——
在小提琴声中淡出舞台。
今夜，在这漫长黑暗的大西洋狂风中，
我写下这样一个故事：
阵阵狂风把世界当作战场，
摇撼着漆黑的大海，在那里，
强盗们在马萨诸塞州供人沐浴的蔚蓝海洋上寻找猎物；
海角在犹如深水炸弹掀起的沉鸣巨浪中摇晃；
隆隆的炮声打断我的思绪，
正是在这些房间里，我努力再次呼吸
来自流光溢彩的酒馆的浓郁芳香，
重寻那明亮的旅馆，重踏热切的步伐。
你曾说过……司各特，那明亮的旅馆业已荒凉，
步伐不是蹒跚便是踱步；酒已淡而无味；
今夜的号角和小提琴也已微弱难辨。
黑暗吞噬了光亮，
如同吞噬大地的火焰般肆虐，
鲜血、大脑和劳作倾入沙壤之中；
这里，在我们这一行的同仁中，
有人发出嘶哑的嗡嗡声；
有人诚惶诚恐得语无伦次；
有人犹如冲着弹跳的茴香袋狂吠的猎犬，
世故地狂吠着加入拘捕者的行列；
有人吞噬了黑暗，弓腰驼背、表情木讷地坐着，
犹如猴头中塞满了错愕野兽的木僵。
我耗费了二十多年，
爬上了大学的台阶，筋疲力尽地拨开门闩，
结果，在那儿找到了你，学院的异类；
苍白的肌肤，黄色的头发，冷酷坚毅的绿眼睛——
在一面镜子前聚精会神地挤捏
在拿骚 [30] 聚会上留下的几颗粉刺；
纵然我驻足注视着你，
你也没有窘迫地停手，而是瞪着眼睛又抠又挤。
今夜，在更加遥远的日子里，
比业已远去的法国度假更加遥远，
比毕业的春季距我们在市政厅下挥汗如雨的秋季更加遥远，
穿过暴风雨和黑暗，
我们发现，时光在倒流。
你那面镜子的光束令人欣喜地滑过——
让我看到静止不动、上了彩釉的镜中的你，
那双翡翠般的眼睛闪烁着坚毅的目光。
角膜坚韧，眼房冰冷，
那双剔透的眼球时而转动，时而凝视——
将自身的影像传递给它们创造的事物，
将自身的色泽与蓝冰或靓蕾调和，
留下我们在灼火中辗转反侧。
你渴望的不是里茨饭店的那颗大钻石，
而是一小把零散的珠宝：
有些瑕疵的紫晶石，乳蓝色的月光石；
半透明的冷蓝色电气石；
有些许诡异黄色和橄榄绿的猫眼石，
其中一道朱红色岩脉时隐时现——
装着清淡的混合烈酒的紧口小瓶；
些许俗丽的锆石，普通的绿松石；
还有两颗碧绿清澈的翡翠，一颗切割了一半，
另一颗加工至臻——
都在文学，这最昂贵的卡蒂耶宝盒中
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在此，我将它们做最后的展示，
临近结尾时却忐忑深知，
那些被击中而失明的眼睛，正在一个崩溃的
黑暗世界里渐渐隐去，才智之光
渗入旋律、味道、香气、色彩，
以及活生生的语言组成的频谱里，
不见了，消失了。
我们必须在参差的树桩间活下去，
与我们相伴的是：
吞食老鼠以养肥自己忧郁肌肤和贱骨的猫头鹰，
被响雷吓蒙的猴子，还有
俯冲而下捕捉猎物的秃鹰。
而我，在甄选你残存的碎片，可是，
不论我看得多么仔细，
不论夜车开得多么晚，
都无力让一颗蓝宝石重焕本色，
只能是校对拼写，修正标点。
梁 亚 平 杨 勇 译
生于19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美国诗人与前代诗人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能单单依靠写诗来维持生计；同时，这些诗人在某些方面又与前代诗人有些不同，几十年前诗中所传递出的地区性落后特征日渐消散，发表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作日益显示出华兹华斯、丁尼生、汤姆森、考珀及彭斯等人对美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人不仅借鉴在世英国诗人的创作风格，也在竭力追寻17世纪英国诗人的创作踪迹。17世纪的英国诗人富有活力并给人轻灵之感，这些风格在后代诗人的作品中日渐消逝。美国诗人在一个拜金之风盛行、正直和真理不在的社会中深感无所适从，他们将17世纪诗人看做是文风的典范和学品的楷模。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将爱默生于1837年在哈佛对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发表的演说称为“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在演讲中，爱默生也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有所评价：“公众和个人的贪婪使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变得压抑而混浊。学者附庸风雅、倦怠懒散、乐于顺从。我们已经看到了悲剧性的结局：国民追求低级趣味，日渐自我吞噬。”(正如美国人从卡莱尔的书中了解到的那样，当时的英国社会也好不到哪儿去。)新英格兰的青年作家们转向17世纪的英国文学寻求灵感之源。爱默生最推崇的作家是赫伯特、密尔顿和培根。但是令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又给玛格里特·富勒[1]介绍了一批其他的17世纪作家：查普曼、约翰·福特、博蒙特、弗莱彻、托马斯·布朗爵士。富勒独自翻译了乔治·赫伯特的兄长切尔伯里公爵赫伯特的拉丁诗，并想象了一段他们两者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们探讨积极入世和沉思自省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各自优长。梭罗在大学毕业后花了三年时间潜心研究已经编排完成的英国诗史。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摘自本·琼森(Ben Jonson)和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所写的假面剧中的语句。他后来将这些语句用在了《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1849)和《瓦尔登湖》(Walden)(1854)中。琼斯·威利[2]的神秘十四行诗令人想起沃恩(Vaughan)的《燧石中擦出的火花》(Silex Scintillans)和多恩(Donne)的《神圣十四行诗》(“Holy Sonnets”)。这种有极强宗教性质的冥想诗充满了对自然之美的赞赏。在冥想诗盛行的时代里，乌托邦式幻想盛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烈。作家们开始用本来通常用于对付世传仇敌的恶意批评来互相讽刺。这种行为从关于吞并德克萨斯的辩论开始，于墨西哥战争[3]期间加剧，并随着1850年《追捕逃亡奴隶法》[4](“Fugitive Slave Law”)的通过而发展成公开的仇恨。在北方的诗作中我们能看到手拿带血鞭子的种植园主；在南方的诗作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伪君子：他们一面感伤于奴隶制的罪恶，一面让衣衫褴褛的工人们忍饥挨饿。诗人应该参加这场战争吗？或者是否会像爱默生警告的那样，诗歌将被拖进一个充满“牧师的空话/和政客的狂言”的角斗场进而走向毁灭呢？诗歌关注的是内在的和美好的事物，可能会让人觉得它与充满仇恨和暴力的政治格格不入；而另一方面，报纸上的一些诗句却反映了政治圈内的明争暗斗和人与人之间的恶意相向，这种描述似乎使诗歌卷入了它所不悦的对“丑恶”的描述之中。在较为宽松的时代里，德雷克和哈勒克可以在幽默和严肃的主题之间自由转换。但时至19世纪中叶，诗人无论决定写何种诗都会感到懊恼。通俗讽刺家和政治作家都明白他们的诗本来就是短暂的，与朗费罗坦言曾希望建立的有着高高护墙的诗歌之塔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严肃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好像只能为读者提供可鄙的逃避之乐。幸运的是，该世纪中叶进行创作的诗人并非全为顾虑所困；他们也创作出了或欢快平和或悲伤痛苦的诗歌。但是这阶段的诗歌都经常带有一丝连作者本人也无法解释的伤感。这个世纪是在希望中而非在怀疑和绝望中开始的。11岁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了一首四音部双行体的赞美诗，他在诗中既赞美了上帝也愉悦地赞美了灵魂中心性：在这之后，爱默生便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诗人。他在哈佛四年级时参加了一个命题为《印度迷信》(“Indian Superstition”)的作诗比赛。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哥特式东方主义的代表。诗中有丑得可怕的崇拜物，有克利须那神庙[5](有个游客说，庙中的秃鹫“惊人的温顺”)和殉夫自焚。而且这次写作(除了为他赢得10美元外)使他能读到泰格姆斯一世男爵的《威廉·琼斯爵士的一生》(Life of Sir William Jones)和罗伯特.骚塞的《克哈马的诅咒》(The Curse of Kehama)。骚塞的史诗中提到了这样一名男子，他品德高尚，却背负着“水永远不流向他，火也永远不烧向他”的诅咒。这首史诗深深地打动了爱默生，以至于他在《经验》(“Experience”)中把那个命运多舛的印度人称为“我们中的一员”。骚塞内容丰富的注脚中长篇引用了《薄迦梵经》[6](Bhagavadgita)中的内容，而从这些引用中爱默生也发现了通向西方二元神学的另一途径。另一个吸引他的印度学说是他在日记中所提到的，关于“眼睛着迷”的说法。他用这个词来解释他为什么对马丁·盖伊那般着迷。马丁是他的同龄人；爱默生上三年级时，马丁是哈佛的新生。在一个标题为《奉献》(“Dedication”)的手稿中(诗前的维吉尔风格的引言比诗本身更能表达他的渴望)，他回想起：在与这个年轻人“冷漠的目光”对视时，他感到“毛发悚然”。他用炽烈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特殊的感觉：《日记》(Journals)， 1821年11月19日其实，他从来没有鼓起勇气和马丁多说几句话。他们在校园中的相遇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偶遇和匆忙的临阵脱逃。17岁的爱默生发现他的着迷来自想象也同样来自欲望。他有一篇满是勾画的文章，但在应该写朋友名字的地方他却空着。在文章中他承认：在见到我的朋友( )之前我希望他和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他应该心绪凝重，充满诗意，既珍视友谊又善于沉思。当我见到那苍白但富含表情的脸庞和大大的眼睛时，我立即就将他视为我想象中的那个人。他不久后将发现自己有“对某些特别类型的人有种偏爱，也许像詹姆斯国王那样的溺爱”。詹姆斯的一系列对男性的迷恋已经给“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带来了痛苦”。这种赋予新朋友一种想象中的完美仍然是爱默生日后社会交往的重要特征。在1882年爱默生死后，他的一位叫做塞缪尔·格雷·沃德(Samuel Gray Ward)的挚友向詹姆士·艾略特·卡伯特(James Elliot Cabot)解释道，虽然他和爱默生一直联系紧密，但他更愿与爱默生保持一定距离：“他能将我抱离地面并吸吮着我的魂灵，以至于如果和他待久了我便会丧失自我……你知道他总是以友谊的激情将其年轻朋友的潜能理想化。”离开哈佛后的日子里，爱默生变成了一个“无望的校长”，他在一个他不感兴趣也一无所知的岗位上饱受折磨。疾病困扰着他，贫困及其带来的窘迫使他觉得出头之日更是遥遥无期。最后，他开始在哈佛新建的神学院学习，但由于眼病，他不得不中断了学业。他的姑妈玛丽·穆迪·爱默生竭力安慰他说失明可能使他成为另一个密尔顿。结业后，他获得了布道的资格，但不幸的是，他又得了髋关节炎，也有了肺病的症状。他的一个叔叔很同情他，出钱让他去南方旅行。他先去了查尔斯顿，然后到了圣·奥古斯丁。然而在他写的无韵诗中，这次旅行更像是一次远征而非病人的疗养。在“满是橘树和香橼凉亭”的城市里，甚至“粗鲁的大海”都是友好的，向着“满是贝壳的海滩上泼洒着温暖的大浪”。但是尽管他很感激那里有着疗养作用的温润的气候，但是他还想回新英格兰去接受那个只要他健康允许即可上任的教会职务。他回来后，首先去了他家祖居过的康科德村。他在那里度过了那个夏天的大部分周末；在星期天，他到各个西马萨诸塞小镇布道。他为庆祝自己归来而写的无韵诗里体现了他的成熟，也暗含着他的失落。“我又一次惊惧地看到，/熟悉的旧物在萦绕”，他惊讶于小时候仰慕的康科德河还保持着原样，“看，在这里，他没什么改变；/他只是用多余的波涛/冲破了堤岸，淹没了山谷”。静谧的康科德河(后来爱默生更喜欢用印第安语Musketaquid来称呼它)竟能冲破堤岸，淹没周围的山谷，拥有巨大的力量。然而不变的风景和周边的岩石、花朵、田野以及挂在头顶的树枝却仅仅在提醒他：人难免一死。此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爱默生对这个他迟早要回来安居的村庄的依恋，也揭示了他对华兹华斯更加地着迷，而在此之前他并不是华兹华斯的崇拜者。他在大学时曾写道：“我最近渴望大骂华兹华斯诗歌的风格，他是写蚂蚁的诗人，他的灵感已经是衰弱的灯光。”和拜伦不同，华兹华斯“仅用表现上的忠实”就将忠实与自然混淆。甚至有些诗句开始萦绕着爱默生，到了1824年，他在日记本中已经记满了几页华兹华斯的诗句，这些是从一个刚刚在波士顿出版的四卷本《华兹华斯诗作》(Th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1824)中摘抄下来的。此时，他似乎主要为华兹华斯精神上的升华所吸引，为其永生的颂词所吸引：《留在紫杉树座上的诗》(“Lines：Left upon a Seat in a Yew—Tree”)、《戴恩》(“Dion”)以及《莱尔斯通的白色雌鹿》(The White Doe of Rylestone)。爱默生阅读了柯勒律治所作的《朋友》(The Friend)，该书是出版于1831年的詹姆斯·玛什版本，它引用了华兹华斯并未出版的一些关于自己生活的诗作，这些为爱默生展示了华兹华斯的另一面。华兹华斯能将日常生活变成自己思想的能力和他顽强地拒绝追随他人风格的理念赢得了爱默生直言不讳的赞美。在滑冰的场景中(不久后在《序曲》[Prelude]第一部中出版)，他写道：“真正描写一件事物需要多少的自主自立啊，比如华兹华斯滑冰时的画面，他向后倾斜而又中间急停，这些事实如此简单，但常人却不会将其分离为思想。”1827年，爱默生应一位哈佛朋友之邀到新罕布什尔的康科德布道，那年的圣诞节他见到了这位朋友的漂亮继女爱伦·塔克。他当时只是教士的候选人，在新英格兰到处布道，从而积累讲道的经验。他的健康不容乐观，然而他在显赫的波士顿第二教堂里仍频繁布道，其前途可谓一片大好。1828年他和爱伦订婚，次年3月他被任命为第二教堂的初级牧师，7月升为牧师并获得很可观的1200美元年薪的待遇，1829年9月他和爱伦结婚。当他把订婚的消息告诉兄弟威廉时，他写道他“现在既有安全感又有幸福感”。的确，在很长时期内这对夫妻非常幸福。但是在结婚之前爱伦便得了结核病，在几次发作后，她的健康每况愈下。1831年2月8日，爱伦死于波士顿的家中，那时她年仅19岁，他27岁。尽管爱伦“与他在精神上同在”的承诺让他经受住了第一周的悲痛，但是他仍然越来越感到失落。他打起精神写给爱伦的诗都减弱成了可怕的痛苦的呼号。他用阅读新的书籍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在爱默生的一生中，每逢苦难，他便去书中寻找慰藉，这便不难解释为什么每经磨难之后爱默生的知识便会得到大幅扩充。他开始阅读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的《历史哲学》(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这部书同情地对印度哲学和宗教表示赞同，这使得爱默生对印度哲学和宗教有了比他匆忙研究“印度迷信”(“Indian Superstition”)时更好的了解。他对唯一神教派[7]和基督教的不满也一直在增长。基督教错就错在它在天堂、《圣经》和耶稣所创的奇迹中到处寻找上帝却不到灵魂中去寻找。更优越的宗教应该是建立在普遍性和直觉必然性的基础上，正如《薄迦梵经》)中的一篇文章所说：“灵魂是自己的见证人，自己的避难所，不要触犯你那有意识的灵魂，它是人类内心至高无上的见证人!”还有：“哦，那通向真理的朋友!那至高无上的精神，你相信他和你自己是一体的。他永久藏于你的体内，是一个全知的检察官审查着你的美德和邪恶。”1831年7月，他在日记里写了一首不同寻常的诗，该诗用以庆祝自己新的信仰。该诗名为《诺提索顿》(Gnotbi Seauton)，它是爱默生对自己(也是对读者)的劝诫，他劝诫人们发现自己心中的“被遮盖和被笼罩的上帝的样子”。在这种容光的普照下，整个世界都显得非凡而神圣：世间只有上帝，次年，他辞去了在第二教堂的职务。在国外旅居的一年里，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回来之后，他当上了学堂讲师，这是一个受成人教育运动的推动而新兴起来的职业。尽管他仍然作为一个“牧师代理人”在唯一神教的讲坛上布道，但是他越来越把自己看做是乡间学堂或市政讲堂中参与世俗集会的一员，他是世界的探索者。这种新的自由让他兴奋不已；然而，他同时意识到，应该多多感谢成长过程中受到的训练。在一篇名为《优雅》(“Grace”)的短诗中，他对节制的力量表示赞赏。当时，他在布道中经常谈及一种不好的世风，那就是，节制的美德为世人所弃。在形式和音调上，这首诗能让人想到乔治·赫伯特的诗，而赫伯特正是爱默生最推崇的17世纪诗人。1834年，爱默生移居康科德，他很快就学会了赞美那里的乡村美景。《紫杜鹃》(“The Rhodora”，张爱玲译)描写的是诗人在潮湿的角落里突然见到的一朵杜鹃花。在这角落里，紫色的花瓣，落入池中，使黑色的潭水富有艳丽之美。如果杜鹃花被问到为何在无人的角落里浪费美丽，诗人告诉杜鹃花应该这样回答：“美丽本身就是它存在的原因。”康科德的冬天有一种含蓄之美，这种美是不逊于春天池塘中的外露之美的。在《暴风雪》(“The Snow Storm”)中，诗人赞美了新英格兰暴风雪的艺术性，这暴风雪用“密集的雪片”“为花园末端的农舍戴上了面纱”，然后，将它的绝对权威强加给村庄里的人们：第二天早上，当室友们醒来时，他们发现外面的景色都改变了：暴风雪似乎在玩耍，它给鸡笼和狗窝挂上了大理石般纯净的花环，它把荆棘变成天鹅的模样，它将村中的小路填满，然后神秘地消失，只留下1835年，爱默生向莉迪亚·杰克逊(Lydian Jackson)求婚。爱默生曾在莉迪亚的家乡普利茅斯做过讲座，讲座期间二人相识。当时，莉迪亚并不愿意离开他的家庭和朋友，但爱默生在他们订婚后不久给莉迪亚写了一封信，信中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康科德的依恋：“亲爱的朋友，清晨的阳光美丽而温暖，我想我很难离开康科德，我必须说服你，让你爱上它。”他还说：我天生就是个诗人，虽然属于低层次的诗人，但毫无疑问，我是一个诗人。这是我的本质也是我的职业。我的诗歌确实很粗糙而且我的大部分散文也同样如此，但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和一个热爱灵魂及物质中和谐部分的人，尤其作为热爱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的人，我还是一个诗人。和许多朋友相比，日落、森林、暴雪、河景对我来说更有意义，而且通常情况下，它们与书籍便构成了我一天的生活。所以，不论我到哪里，我都小心翼翼地保持我学习和散步的习惯。虽然这对很多人来说很可笑，但对于我而言，这是保持心声的一种方式。爱默生在康科德的郊区买了一所房子。1835年9月12日，他应当地居民之邀出席该镇二百周年纪念日并在庆典上致辞。爱默生为此精心准备了一篇长篇演说辞——《历史的演说》(“Historical Discourse”)，在演说辞中他将该镇的起源一直追溯到1775年4月19日的康科德战役。一些曾经亲历那场战役的老兵也到场倾听了爱默生的演说，这篇演说辞中饱含着一种感谢——感谢那些为了争取人们现在所享有的自由而曾经努力拼搏的人们。但是老兵们的日益衰老也在提醒人们：这革命的一代将很快成为过去。1837年7月4日落成的战役纪念碑正是为了将这段记忆保存得更久些而建的。爱默生答应为纪念碑落成仪式写一首赞美诗，尽管他不能亲耳听见人们将它唱出来。《康科德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赞美诗(“Hymn Sung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cord Monument”)(现在被称做《康科德颂》“Concord Hymn”)里包含了他所写过的最著名的段落：只知道这首诗第一节的人可能会惊讶于后面的段落，因为这些段落给人一种宁静之感，它们不是强调人们的反抗，而是强调时间的胜利：战役纪念碑使人永久地记住了那段历史；但在那些无法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如洪水)面前，它也显得无能为力。爱默生最后向唯一能超越时间与变化的力量祈祷，结束了这首赞美诗：1836—1850年之间，爱默生主要从事公开演讲和论文集的创作，这使他非常出名。几乎每个冬天他都开设系列讲座讲授一门新课程，然后他把讲课的部分内容收集到出版的书籍里。在这些年里，他出版的主要书籍和演说包括《论自然》(Nature)(1836)、《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1837)、《神学院致辞》(“Divinity School Address”)(1838)、《随笔集》(Essays)(1841)、《随笔集：第二辑》(Essays：Second Series)(1844)、《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解放》(“Emancipation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1844)以及《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1850)。他教授“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836—1837)、“人类文化”(“Human Culture”)(1837—1838)、“人类生活”(“Human Life”)(1838—1839)、“当今时代”(“The Present Age”)(1839—1840)、“时代”(“The Times”)(1841—1842)、“新英格兰”(“New England”)(1843—1844)、“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1845—1846)以及“19世纪的思想及行为”(“Mind and Mann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48—1849)。在这些繁忙的日子里，他并没有间断诗歌创作。在1846年的圣诞节期间，他的诗集《诗歌》(Poems)在波士顿出版；不久，该书又在伦敦问世。此书包括了57首原创诗歌和两首翻译哈菲兹(Hafiz)的诗。哈菲兹是14世纪的波斯诗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德文，共两册)是爱默生于1846年春天在伊丽莎白·皮博迪的书店里发现的。《诗歌》以那首因难于理解而出名的《斯芬克司》[8](“The Sphinx”)开始，以《康科德颂》结束。似乎爱默生早就决定了要先选拔出他潜在的读者。读者们只有证实了自己能耐得住难诗的考验之后，爱默生才能让他们读到熟悉的诗篇作为奖赏。在整卷诗集中，爱默生试着使用不同的格律和形式。这些诗包括他作于19世纪30年代早期至1846年夏天的诗。许多押韵短篇情诗是他写给第一位妻子爱伦的。在《你的眼眸仍在我面前闪烁》(“Thine Eyes Still Shined”)中，那个情人发现到处都能发现他爱人的影踪，在小山坡的薄雾和露水里，在一抹一闪而过的鲜明色彩中，比如“红雀展开它深色的翅膀，/露出它两肋的火红”。《护身符》(“The Amulet”)中的情人开始时玩笑般地希望得到爱人的信物，那也许能让他跟上爱人变化莫测的情绪。在最后一段里，我们领悟到，这个情人的要求并不能完全实现：在一首题为《房子》(“The House”)的诗中，爱默生预见了艾米莉·狄金森所写的那种关于诗歌的诗。《房子》把缪斯女神[9]描写成一位建筑师，她在各大洲寻找经久不变的材料来建造永恒不变的建筑：1846年卷的其他诗歌都是无韵诗或五音步双行诗。爱默生将他的早期作品《紫杜鹃》(“The Rhodora”)和《暴风雪》也收入其中，并且对其进行了几次新的有趣的试验。《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爱默生最喜欢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之一)中的说话者满心抱怨，他认为单个事物中的自然价值掩盖了单调的同一性。但他用辨证的方法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知道一个要素，探究另一个，/而在第二个之中又会出现第一个”。在《枯萎》(“Blight”)中，爱默生提到，一些年轻的学者们给他们拔掉的植物取拉丁名字，但他们却从没发现这些植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然而，一些慷慨大气并寻求科学统一性的老科学家却正在被这样一群自信的青年学者所取代，爱默生对此表示痛惜。当我们对自然充满敌意的时候，大自然也对我们充满敌意：“而且高傲地以眼还眼”。《枯萎》问世之后，爱默生又写了《草甸河》(“Musketaquid”)，该诗的基调与前者相左。在这首诗中，爱默生亲昵地赞扬了流速极慢的康科德河，还歌颂了他在河畔所度过的悠闲自在的生活。月亮和行星投射出柔和的光辉，他孤独思考时的背影与这冷峻的光辉相映成趣。他体味着新英格兰的春寒料峭：他从自己的花园中学到的点滴小事也能给他带来快乐，因为“梨或梅子在一棵树上感情日增”，如同“蜜蜂们在一个大果园中共鸣”一样开心。对于他而言，最好的感觉在于他发现“淳朴的自然给了”他“真正的自由”。《哈马特拉亚》(Hamatreya)中有爱默生写的“毗湿奴往世书”[10](Vishnu Purana)里毗湿奴与马特拉亚的对话，其中毗湿奴在反复咏唱大地战胜贪婪而愚蠢的王子们的那段唱词。在爱默生的这个版本里，王子们已经成了康科德的农夫——“迈诺特、李、威拉德、霍斯默、梅里亚姆、弗林特”——他们的名字都是单音节词或在第一个音节重读的词，当这些词嵌在抑扬格的句子里就像有许多犁铧一样。而让他们引以为豪的作物也有同样铿锵有力的名字：“干草、玉米、根、大麻、亚麻、苹果、羊毛以及树木。”当这些朴实的撒克逊农民们反复歌唱着那些自己拥有的东西所带来的快乐时，他们都饱含热情：同时，女神也在冥冥中咏唱，等待着农夫们的聆听。但是，这些自鸣得意的农夫们却听不进女神所唱的《大地之歌》(“Earth-Song”)：大地之歌以短行诗写成，听起来像咒语或有魔力的句子：大地依旧，但农民、律师和继承人都消失了，“像洪水的泡沫一样”从大地上被彻底地冲走了。在《大地之歌》的末尾，爱默生加上了自己的四行诗。语调既不像自由叙事诗那样的怜悯式嘲讽，也不像《大地之歌》那样的怪诞可怖：爱默生很少承认自己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在《论自立》(“Self-Reliance”)中写道：“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从魔鬼那里获取源头活水。”在这里，传统的语言是准确的。与通常的欲望不同，对土地的渴求不会随岁月的推移而减退——确实，过去传统的贪念只会增长对土地的渴求。《哈马特拉亚》使我们想起，最大胆的房地产买主也会发现最后他将埋于自己的土地之下，而一个陌生人正在他的躯干之上犁出一道道新的垄沟。《大地之歌》里不规则的诗句使它与另一组重要的诗歌联系起来：《斯芬克司》(“The Sphinx”)、《巴克斯[11]》(“Bacchus”)、《萨迪》(“Saadi”)、《墨林》(“Merlin”)诗二首以及《献给W.H.钱宁的颂歌》(“Ode：Inscribed to W.H.Channing”)。这些诗节包括不同长度的诗行(四音步、三音步、二音步甚至一音步)。虽然有时诗行没有开头，因此成为扬抑格，但通常都是抑扬格。在一个诗段中采用的韵可能在下一段不再使用，可这些诗是押韵的。爱默生用这种诗歌形式书写重要的诗歌，阐述政治和神学的观点，这表明：与中规中矩的诗歌以及自由体诗相比，爱默生更青睐这种形式的诗歌，因为它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富有表现力。虽然爱默生在《诗集》的开篇诗《斯芬克司》中向勇敢的读者们提出谜语来挑战，但《斯芬克司》仍然是这些诗中最规则的一首。该诗共有十七个诗节，每个诗节有八行。其中的十四个诗节是用二音步抑扬—抑抑格写成的，其余的三节和一个四行的完结部都是三音步。正如前面几个诗节告诉我们的那样，斯芬克司的谜语很明显地把自然的、普遍的快乐排除在外。但是，在上面这一节诗中，诗人明确地回答了斯芬克司，真正困扰人类的是我们“衷情最好”。对完美的渴望会使人类永不满足：“我有一个高尚而自由的爱人吗？/我希望他爱我，/但我更期盼他高尚至极。”但是，这同样意味着生活中不停交替出现的快乐与悲伤也是爱情计划的一部分：“永不停息的交替，/一时跟随，一时远离；/痛苦之下是快乐，/快乐之下是痛苦。”但是尽管我们不高兴，我们还是相信爱是宇宙变化的中心，发出它“强烈的脉动，/直到白日的尽头”。斯芬克司对这种轻蔑的回答不以为然，这很出乎人们的意料：她非但没有纵身跳下悬崖(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司的谜语后，她跳崖而死)，反而突然变化出上千种美丽的模样：斯芬克司最后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信息：“谁能解读我所说的任何一个意思，/谁就是我的主人。”爱默生许多诗作都以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命名，如《巴克斯》、《萨迪》、《墨林》，这些人都关注诗歌的创作。《巴克斯》就把创作诗歌与神的醉酒联系在一起。受到这样的启发，诗人追溯古文化留给自己的灰烬和残酒，并用它们取代真实的事物而成为意象。该诗最后以向神祈祷结束，在祈祷中，他企求大自然给我们带来一种新气象：普勒阿得斯七姐妹是希腊神话中巨人阿特拉斯和海洋女神普勒俄涅所生的7个女儿。他们变成了星座，其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星星：梅罗珀(Merope)。她因为爱上一个凡人而感到羞愧，所以便将自己的光辉隐藏起来。丢失普勒阿得斯的神话很吸引爱默生；对于他来说，这象征了智慧的丧失。“每一位诗人都在小山上数普勒阿得斯星座的星星，并为缺失了一颗而感到难过。啊，这不就是记忆和想象的衰退以及思维的退化嘛!”有获得已经丧失的灵感的方法吗？在1846年4月，爱默生买了约瑟夫·冯·海默(Joseph von Hammer)翻译的两卷本德文版《哈菲兹诗集》(Der Diwan von Mohammed Schemsed—din Hafis)(1812—1813)，诗集的作者是波斯诗人哈菲兹。不久，他就对这位14世纪的神秘诗人着了迷，并开始把这部德文译作翻译成英文。最后，他写成了一部250页的书，包括他翻译的哈菲兹的诗以及他在海默的《波斯史诗》(Geschichte der schnen Redekünste Persiens， 1818)中看到的其他诗人的诗，其中的两篇译作收入了他发表于1847年的《诗歌》(Poems)里。正如《巴克斯》的作者一样，爱默生译诗里的哈菲兹也同样是一个追求灵感和梦想的人：《来自波斯的哈菲兹》(“From the Persian of Hafiz”)詹姆斯奇德是传说中的波斯国王。他有一个魔杯，这个杯子的底部能反射出整个世界。在爱默生的译诗里，这位国王变成了诗人(就像他在《诗歌与想象》[“Poetry and Imagination”]一文中提到的那样)，他们“把世界变成了玻璃，让我们看到事物正确的序列和进程”。另一位波斯诗人塞阿迪也得到了爱默生的赞誉，因为“带者悲伤眼神的托钵僧……不停地唱着哀歌将要死去”，他给了塞阿迪一杯苦艾酒，但塞阿迪拒绝了他，表示更希望得到快乐中的智慧：“在他的心中，阳光变了，/它照亮了每个透明的文字”。(《萨迪》)爱默生关于墨林[12](亚瑟王宫廷里法术强大的巫师)的两首诗在基调上比他的波斯诗更忧郁一些。这两首诗表达了他肯定个性而不是消磨个性的态度。在《墨林》的第一首诗中，巫师想用韵律给人带来命运的打击，这样的话，这首诗便应该“用冰冻的洪水的喘息和呻吟”来奏鸣，应该和“战争中的大炮声”一起回荡。哈菲兹在关于神秘之酒的诗稿中并未使用严格的韵律，爱默生也不在所有的诗歌里都使用韵律：在这些诗中，即使有超乎想象的自由，爱默生笔下的神游诗人也没有完全放弃格律和韵律；但是，他十分希望看到别人用自由体进行创作，因为当惠特曼1855年出版《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之时，爱默生给予了热情的回应。韵诗对于爱默生来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因为(正如《墨林》中的第二首诗解释的那样)：“自然崇尚平衡，/它成对地创造万物。”宇宙本身是对称的：“像鹰的双翼那样完美成对，/万物的韵在于平衡搭配。”甚至奈米西斯[13]就是韵律与对称之神：她给犯错误的人以惩罚，这惩罚“让音符尽善尽美，/让歌曲浑然天成”。《乌列》(“Uriel”)虽然在它介绍性的四行诗之后，使用的是规则的四音步双行体，但在总体风格上还是与其他神话诗相似。乌列是密尔顿笔下撒旦所见的站在太阳下的大天使。他在爱默生诗中变成了一个因讲出自己的想法而犯错的天使。当天上的“年轻的诸神”正在讨论“形式的法则，格律的标准，/天体，本质，太阳的光芒，/哪些是实体，哪些是幻象”时，乌列插入自己的观点：善中有恶，恶中有善(爱默生的论文《补偿》[“Compensation”]中体现的观点)打破了传统模式所推崇的永恒的惩罚与永恒的奖赏。“严厉的老战神”(“stern old wargods”)纷纷摇头而周围的一切全都向着混乱的深渊沉沦。乌列是这场灾难的煽动者，但他自己却被难以控制的混乱所吞没：现在，乌列说明真相时“尖利而且充满蔑视的声音”通过自然界的瞬息万变传递给我们：“从太阳的轨道里，/从化学反应的结果里，”“尖利的充满蔑视”的声音，不论怎样隐藏和矫饰，仍旧有使云朵羞愧、使老战神们在宝座上不寒而栗的威力。《神学院致辞》发表后引起了公众论战，很多评论家认为《乌列》恰是爱默生对这场论战的回应，它在其中既表达了轻蔑之情也传递了落寞之意。和乌列一样，爱默生从未放弃过，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后，他不再单纯，其实正是这种单纯让他毫无顾忌地说出他的想法。正如题目所示，《献给W.H.钱宁的颂歌》使人们回想起英国17、18世纪的品达尔体颂歌[14]以及它迅速变化的基调和氛围。这首颂歌指向一个具体事件，即墨西哥战争的开端。爱默生(和这首诗所歌颂的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大臣一样)认为这场战争是奴隶主的侵略战争。“看那些有名的州，舞刀弄枪，侵扰着墨西哥!”但爱默生并不赞同W.H.钱宁以及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15]们所主张的自由州应和蓄奴州脱离的观点。这与他对联邦的依恋无关；相反，它来自于一种令人怀疑的信念(虽然北方联盟与奴隶制毫无瓜葛)：“波士顿湾和邦克山，仍旧会一如既往；事情总是迂回前进。”聪明的人不愿插手这些事情，他们会把这些问题留给“至上之神”去解决，就像《墨林》(二)中的奈米西斯。这些诗行是为种族灭绝赔罪，还是为异族通婚辩护？1846年，爱默生日益渴求的是高贵的上帝能以某种方式从历史的躯壳中炼出蜜来，但是他确信这一过程将比钱宁那样的和平主义者们想象和希望得更加残忍。其他写于1846年卷中的大部分诗歌是散乱的四音步双行体。对于这种形式，爱默生写得并不十分流畅。但即使这样，爱默生有时也表现出了他的雄辩。在《访问》(“Visit”)一诗中，不耐烦的主人希望赶走一位来客，诗的最后两行以一个令人难忘的对句结束：“如果是爱让他留得太久，/恨便急于将他赶走。”《问题》(“The Problem”)一诗是关于信仰的，这种信仰激发广大的基督教教会回忆起爱默生所敬仰的17世纪的大师：密尔顿、琼森、马维尔，其中几行如下：1846年卷的倒数第二首诗是《哀歌》(“Threnody”)，这是爱默生为死于1842年的年幼长子所作的挽歌。这首诗把不同长度的诗行和四音步双行体长句结合在一起。各诗行长度参差不齐以表达悲伤情绪：另一方面，那颗“深沉的心”却以无情的四音步双行体谴责爱默生的悲痛：那颗心提醒他：“我教导你的心/难于用仪式、圣经和语言表达。”他现在是用“悲伤的亵渎”来偿还这个小拯救者的债务吗？造物主的世界总昙花一现的。匆忙的上帝把世界的种子播撒下来，使之生长在由人类生命与爱构成的“荒芜的体系”之中。“房子和住户转入地下，/在上帝中消失，在神性中再现。”爱默生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继续写作和发表诗歌，虽然他直到1867年才推出另一本诗歌全集《五月节及其他》(May—Day and Other Pieces)。随着1844年《随笔：第二集》(Essays：Second Series)的发表，他开始为单篇随笔撰写诗体警句。他为1847年重印的1841年版的《随笔》和1860年的《生活的准则》(The Conduct of Life)中的随笔写了警句。他的警句带有一种他所尊崇的哈菲兹波斯诗的格言般的紧凑。这些附加在随笔中的警句使爱默生同时扮演两种角色：预言者和解说者。他将13段这样的警句加进《五月节及其他》(1867)中。为《补偿》(Compensation)(《随笔：第一集》[Essays：First Series])所写的第一组警句让我们想起自然事务也要像人类一样服从于烦扰人类的经济规律。第二组警句以人的主体为对象，对之轻声鼓励，提醒他财富和成功会粘住进取心，就像藤蔓会缠住榆树一样：“人是榆树，财富是藤蔓；/那枝蔓把你牢固地绕盘。”然而财富并不能为一个人或政府买来幸福，正如《政治》(“Politics”)一文的警句所警告的那样：“恐惧、狡诈和贪婪/不能建立一个政府。”华盛顿的政客们为了贪占土地而导致了墨西哥战争，他们并没有注意爱默生的警告，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就争论是否应在从墨西哥瓜分的领土上禁止奴隶制。建议从别国掠夺土地然后再传播奴隶制的做法似乎把美国政治带入一个新的低谷。在写了一个对句(这个对句后来成为他诗集中一首新诗稿的一部分)——“正如鸟儿向着劲风梳理自己/我向着时代的暴风雨梳理自己”之后，爱默生紧接着在随笔中用了一个从句，仿佛他的厌恶极大，来不及用韵律的灵感表达。他写道：“我将要在我最后的一次心跳中找到一丝愉悦，以使我摆脱卑贱的政治。”他所作的这首诗最后以《终点》(“Terminus”)为题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867年1月那一期，随后又收入《五月节及其他》。《终点》的手稿夹在送给出版商的1846至1850年诗歌的草稿之间，《终点》的前几行紧接在诗歌《巴克斯》(“Bacchus”，发表于1846年)唯一的手稿之后。换句话说，爱默生这首关于老年的著名诗歌可能在他年仅43岁时就开始构思了。《巴克斯》提倡通过狂喜获得创新；在《终点》中，爱默生从另一个神那里收到了一项命令：此刻，诗人一定在节俭地使用衰退中的生命力。他首先愤怒地责备他的祖先，他们留给他“一种逐渐消褪的才智作为遗产，/反复无常的热浪和无力的控制”，因此使他既不能适应诗歌创作也不能适合从事政治：“在缪斯中，独你又聋又哑，/在斗士中，独你又呆又傻。”随着那些为公众利益而抗争的天生斗士们在邪恶面前低头，爱默生作为旁观者的困惑感与日俱增。1852年夏，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则关于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警句，这个本是他眼中英雄的人物，如今成了《追捕逃亡奴隶法》的热心支持者：“为什么韦伯斯特刚勇的天赋已消失？/他把它们写在自然最庄严的眉毛上出售。”为韦伯斯特辩护的波士顿人受到相似的嘲笑。在一份19世纪50年代诗稿的残篇中，爱默生对这座生养他的城市如此说道：他先是写上然后又删去了温思罗普(Winthrop)和埃弗里特(Everett)的名字，作为这种过多礼貌会导致向邪恶力量妥协的例子。当内战爆发时，他甚至拒绝他早期在《美国奴隶制》(“American Slavery”， 1855)一文中提出的主张，即通过购买所有奴隶而和平地结束奴隶制。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隶宣言》发布当天，他在波士顿音乐厅(the Music Hall)中宣读了《波士顿圣歌》(“Boston Hymn”)中一节很有名的诗，在诗中他敦促同城市民“向主人偿付赎金/并把袋子装满”。但奴隶主并不是应该得到补偿的人：“谁是主人？奴隶是主人，/永远都是。偿付他吧。”爱默生的第二部诗集《五月节及其他》，发表于1867年。题头诗是因村庄庆祝五月节而引起，在这个节日里“姑娘们剥着芳香的柳树皮”，小伙子们欢快的喊叫声回荡在空气中。但“五月节”很快有了变化，因为大地回暖对冰冻的新英格兰产生了奇迹，产生了洪水。爱默生对这种温暖的热情讴歌听来颇似苏非派(Sufi)[16]赞美诗：《阿的龙戴克斯》(The Adirondacks)是《五月节及其他》之后的一首无韵体叙事诗，完全是又一首重要诗歌，它也是颂扬自然的创新之力。1858年8月，十位学者(包括爱默生)随向导按周详的计划到阿的龙戴克斯度假。所有的重活都由向导们来做：划船、搭帐篷、煮饭、在学者们轮番打枪或采集自然标本时给以指导。因为有一种孩子嬉耍表演的感觉，所有的度假者都感到十分快活：“我们像是黄道带的居民，/呼吸着阿尔卑斯山的气息，/如此轻盈，如此高昂，来来往往充满诗情画意。”人们享受着远离文明困扰的快意，可当他们从外部世界获悉大西洋海底电缆已铺抵北美海岸时，他们“得意地大声欢呼”庆祝这个好消息。他们为何如此高兴？是因为“长久以来得不到控制的”闪电现在已经服务于人的目的了吗？是因为“被操纵的舌头拼写着人类的讯息/瞬间穿过汹涌的大洋洋底”吗？有可能。或者就像爱默生在《斯芬克司》中暗示的那样，是自然本身，游客们可怕的拦路者，乐于展示她的神秘？当他们离开荒野时，《五月节及其他》中“自然与生命”(“Nature and Life”)题下有一首感人至深的送别诗，由爱默生英俊聪颖的弟弟爱德华(Edward)所作，后者29岁即离世。《最后的别离》(“The Last Farewell”)写于(如批注所示)本诗作者“1832年驶离波士顿港，前往波多黎各岛”之时。表面上看，他是寻求更温暖的气候以期恢复健康，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再也不会回来了：在这首诗之后，爱默生写了一首诗，意图纪念“弟弟那颗短暂而耀眼的星”!在《纪念E.B.E.》(“In Memoriam， E.B.E.”)中，爱默生以悼念康科德战场开始——尽管不是为了那些“愤怒的农民”，他们“穿着邋遢的套裙，队形散乱”来抵抗入侵英军。现在，他的注意力被那“坚硬的基石”所吸引，敌军阵亡者那“无依无靠的坟墓”以它来标示。对这块无人问津的墓地的同情使他想到在遥远的波多黎各的弟弟的坟墓。然而照在康科德纪念碑上的阳光守卫着英军的死者，那“自然的无尽的微笑”陪伴在爱德华长眠的地方。对于美国文学传统的发展，爱默生的诗歌只是构成了一部分贡献，尽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爱默生从1836年开始为波士顿版卡莱尔(Carlyle)的《旧衣新裁》(SatorResartus)(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出版)撰写前言，他以出版商、编辑、翻译、文学主持人和慷慨的赞助人等多重身份开始了第二次生涯。他致力于使卡莱尔的作品在美国授权出版，这使他接触到出版业的方方面面——商签合同，促销订阅，文本编辑，与售纸商和装订商议价，与印刷商打交道，校阅，为远地书商供货，累积账户，与银行家谈判，因为卡莱尔的版税要由美元兑换为英镑才能从美国寄到英国。爱默生自封为卡莱尔在美国的不领报酬的文学代理商，由此他找到了一个既有时间去做又能显示才干的新职业。1832年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职位后，他集学术会堂讲演人、唯一神教代理传教士、作家和康科德住户于一身，过着令人惬意的乡村生活。(与所有新近结婚的人一样，他于1836年被选为村里的养猪监控官，负责对饲养劫掠来的生猪的主人处以罚金。)但是似乎有必要为别人做一些更艰巨的工作。在《论美国学者》中，他讲道：“行动对学者而言是次要的，但却是基本的。没有它，他还不能算做人……思想的开端，通过它实现从无意识到意识的过渡，就是行动。”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末，与接受义务相比，爱默生则更快地摆脱义务。1838年春，他结束了与东莱克星顿圣会的关系，此前他一直支持这里的讲坛；同年夏季，他在哈佛神学院向毕业生发表了恶名昭著的讲演，这个讲演使他与哈佛大学断绝了30年的关系。爱默生1836年为卡莱尔所做的编辑工作几乎是属于偶然情况，但却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新阶段。这段时间他作为非官方的中心人物，为一个新的作家集会服务，这些作家向他寻求鼓励、建议，希望他帮助联系出版商——有时是为了谋职或赚钱。从一封1842年由纽约写给玛格里特·富勒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角色对他是多么重要。繁忙纽约人的景象更确定了他关于诗人重要的信仰：“华尔街的气氛、挤在百老汇大街上的男男女女的表情、不断翻报纸的沙沙声使我感到的不是他们阶级的价值，而是我自己的阶级的价值——那少数缪斯崇拜者的最高需求——狂野而神圣——作为对这个瞬息即逝的物质世界的反击。”在《论自立》(“Self—Reliance”)中，他自豪地说道：“有这样一类人，我与他们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为了他们，需要时坐牢我也在所不惜。”尽力帮助其他作家并没有使他坐牢，但却使他付出了时间、金钱和同情心。这些导师般的亲近关系中的第一例最为奇特。1837年，作家、教育家、奥尔科特(Alcott)和爱默生共同的朋友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听说一个叫琼斯·威利(Jones Very， 1813—1880)的年轻人在萨勒姆学会(the Salem Lyceum)发表演说。威利，萨勒姆当地人，183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当时在那里学习神学并做希腊语家教。《为何不能再有一部史诗》(“Why There Cannot Be Another Epic Poem”)令皮博迪钦羡不已，她向爱默生建议应该让康科德学会(the Concord Lyceum)也聆听该演说。爱默生转告皮博迪说，他已正式通知康科德学会的负责人邀请威利演讲，并且该负责人已“允诺尽其最大职责”促成此事。4月4日威利在康科德演讲后，爱默生夫妇邀请他在家中共进晚餐。看起来爱默生对这位优秀的年轻人印象很深。他在1839年4月19日的日记中提到威利这样一个年轻人让他开始“对共和国感到了希望”。然而，9月就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爱默生把这个消息马上转告玛格里特·富勒：“你听说了可怜的威利，那个剑桥助教的不幸了吗？他在查尔斯顿精神病院(Charlestown Asylum)，病情不容乐观。”尽管爱默生并不知情，威利还是经历了长期的精神斗争。1836年，他经历了一次信仰转变，一次使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与怜悯的心灵转变。由于他坚信只有个人的意志才能使他与上帝分离，威利开始消除他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到1838年秋，威利感到他的个人意志已经被根除，他“与基督的认同”最终完成。9月18日，他贸然走进了神学院教授小亨利·韦尔(Henry Ware， Jr.)的书房。韦尔当时正与一群学生谈话。一个学生后来回忆，威利突然闯入，提出要对《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即耶稣对门徒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进行“精神”诠释。第二天，威利告诉他的学生“逃进深山，因为所有的一切即将到达末日”。哈佛大学校长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获悉此事后，很快解除了威利的职务并且让威利的哥哥把他从学校接回在萨勒姆的家。威利想在康科德停留并与爱默生交谈。他的访问被阻止了，但允许送给爱默生一份随笔手稿及一封信宣告令人高兴的消息：“丰收的时节已经到来，硕果正在地球的广阔平原上收获。这里，即使在这里，上帝的意志也像在天上一样行使。我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些我所确知的事情。”威利曾是爱默生在《论自然》(Nature， 1836)的千年预言的热心读者，他在这本书上划了粗重的下划线，我们藉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爱默生发表《神学院致辞》(1838年7月15日)力主学生抛弃传统“使人直接认识神性”时，威利也曾到场。事实上，威利突然闯进小亨利·韦尔的书房对《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进行即兴解释时，韦尔正致力于完成一篇重要的布道(《神性的品格》“The Personality of the Deity”)以回应爱默生的演说。爱默生的演说被许多人看做是亵渎神明的；现在人们开始认为它也要为威利的精神错乱负责任。威利到达萨勒姆后的行为方式也于事无补。他拜访了伊丽莎白·皮博迪，他把手放在她的头上，严肃地告诉她他“用圣灵与火”为她洗礼。他要来《圣经》并宣称：“我第二次降临。”她吓坏了，但尽量保持镇静直到他安静地离开。当晚他又返回，给了她“一张巨大的对开纸，上面有四首双栏十四行诗——他说这是圣灵促使他写成的，他把这些当作圣灵的言语留给我来读”。被威利以这种方式接受洗礼的萨勒姆的牧师们感到忍无可忍；他们坚持要把他送到麦克利恩精神病院(McLean Asylum)。在那里平静地度过一个月后，他被放了出来。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任何信仰，但医生断定他对自己和别人不构成任何威胁。一周后，他来到康科德对爱默生夫妇进行五天的访问。为什么爱默生夫妇愿意招待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客人呢？爱默生曾与短期的精神失常者打过交道。十年前，他的弟弟爱德华曾经受一段严重的精神错乱并不得不用皮带绑上，送到威利刚出来的那家精神病院。(尽管爱德华最终恢复了神智，却没有恢复健康：他于1834年死于肺结核。)威利想要什么？正如爱默生后来所回忆的：“看起来他期望我完全承认他的使命并参与同一种使命。”尽管他敬重威利的绝对自信，却未能给予这种承认。他发现自己对这位客人吐露了真情，就像对为数不多的其他人一样。我告诉J.L.(琼斯·威利)我从没有遭受痛苦，我很少关注自己密友的安全和生活，因此很难令他们满意：我清楚如果我的妻子、孩子、母亲从我的生命中被夺走，我将依然以一种从所有事情中获得的同样的粗鄙的欣赏能力保持自我之完整。我不会过于悲伤，尽管我爱他们。由于对那些诽谤他的《神学院致辞》的牧师们依然耿耿于怀，爱默生获悉威利在康科德的教师集会上与主持牧师对质后很是高兴，并“让他惊叹于爱，这种爱迫使他坐在椅子上谈论他一无所知的事情”。威利走后，爱默生致信伊丽莎白·皮博迪：我希望整个世界都像他一样疯狂。我可以说他以某种思想和言辞的暴力使自己蒙羞；但这是很肤浅的；他非常清醒，我想，一旦他的思想从当前的兴奋回到更自然的状态，所有的人就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这可以证明他的特性是坚定不移的，他所表达的真理与启示则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你以完全的真诚和他交往。威利并不满足于爱默生的认可；他想要的是完全的赞同。他以一种令人陶醉的真诚告诉爱默生夫妇他曾一度恨他们，那是他的“恨日”，他能够辨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缺点。然而，他让爱默生感到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威利认为洗净面部是一项荣誉，“因为它是圣灵的殿堂”。访问结束后，爱默生送他一程来到剑桥，在这里他希望恢复在哈佛的职位。哈佛当局拒绝恢复他的旧职，威利便回到萨勒姆，在家中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继续写十四行诗，一些诗作发表于萨勒姆的《观察家》(Observer)上。他把一些极好的诗寄给爱默生。爱默生为这些上乘的诗作所吸引，力劝他继续写作并考虑发表他的作品集。“我喜欢这些诗，”他在回信中写道，“并把它们读给真正能鉴赏的人听。”而威利极力要求爱默生无条件地拥抱圣灵：“你必须抛弃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如同你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赤裸(即无意愿)……你甚至不应当企望你当前的所在，而是沉浸在绝对赤裸的快乐中。”六个月后，他寄给爱默生一个包裹，含有他所作的所有诗歌和随笔，并让爱默生决定哪些可以发表。在1839年7月9日的一封信中，爱默生告知玛格里特·富勒：“我正在编辑威利的一小本书：诗歌及3篇随笔。我从200首诗中选出了66首颇具诗才的作品。”1839年9月《琼斯·威利的随笔和诗歌集》(Essays and Poems by Jones Very)由查尔斯·C.利特尔(Charles C.Little)和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在波士顿出版发行。尽管这本书没太引起公众的注意，却得到了一些诗人的青睐，如资历较深的理查德·亨利·戴纳(Richard Henry Dana)，如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玛格里特·富勒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他注意到威利这本书中的诗歌成就超过已在美国发表的其他诗歌)。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在他很有影响的文选《美国诗人与诗歌》(Poets and Poetry of America， 1842)再版时收录了他的11首诗，并附有由爱默生提供了大部分资料的作者小传。(该小传提到了他的“宗教热情”，但未提及他在麦克利恩精神病院住院一事。)不难看出，威利的十四行诗为何得到了其他诗人的赞扬。即使是一位年轻人，威利也能以戈德史密斯(Goldsmith)、汤姆森(Thomson)、柯林斯(Collins)或彭斯(Burns)的诗风写作，其流畅与灵活在美国诗歌中别具一格。他大多数的早期诗作以五音步双韵体、无韵体各种不同形式的诗节写成。然而1837年，他开始在十四行诗的写作方面加以实验——写出了如《美苦草》(“The Sabbatia”，模仿爱默生的《紫杜鹃》[“The Rhodora”]所写)或《耧斗菜》(“The Columbine”)那样的关于树木与鲜花的快乐诗作。在这些诗中，诗人渴望凝视花朵，直到他在花朵旁带着友好的情谊生根：1838年9月，他开始感到宗教信仰带来的快乐在心中汹涌澎湃，所作的十四行诗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些诗作描述了他经历精神再生时的感受，狂喜似乎与恐怖混合在一起：随着诗中的叙述者从怀疑转变为确信，天与地在他的视野中似乎也融为一体。然而他的思想变成了言语，这言语就像波浪拍打着海岸——直到说话人从再生之前的生中之死中，也从这首十四行诗本身中戛然醒来为止。现在他所见的周围的世界已完全理想化了。(“In him we live，&move，&have our being”)他的目光被一个具有反映能力的世界所折回：“我经过的花儿用眼睛看着我/鸟儿用耳朵聆听我精神的声音。”他现在与自然世界有了一种互惠互爱的新关系。甚至他在萨勒姆那孤独的房间也因上帝之爱而熠熠生辉，因为他的为数不多的物品显出了密尔顿助人天使的特征。把这种狂喜的潮水带给他的同胞分享是威利预言的使命：然而世界拒绝倾听他的预言。哈佛开除了他，萨勒姆的牧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甚至在爱默生的家里，他看到的也只是亲切和耐心，而不是令人愉快的接待。在一首名为《早班执勤[17]》(“The Morning Watch”)的十四行诗中，威利把那些不愿倾听他宣传的人比做新英格兰村庄中懒倦的村民，不能够也不愿意承认日光已照进他们的窗子。基督寓言中的新郎在午夜到来；威利的新英格兰新郎在黎明到来，渴望在拯救的大门永远关闭之前唤醒懒惰者。《早班执勤》提供的仍是拯救的可能性。然而在其他的诗中，不悔改者看起来则受到谴责，不可救药，像一片终归荒芜的树丛：“干枯光秃的树木，没有秋风将它们展开”：除非听众能像威利那样经历重生，否则为大众预言就毫无意义。如果不像威利那样极端地忘我，没有人能够领悟他学说的真谛：“我不能告诉你我为何而活，”他在一首题为《神圣中的神圣》(“The Holy of Holies”)的诗中如是说：任何从心灵的圣殿中驱逐出虚假的偶像的人，上帝都给他父爱。《神圣中的神圣》(“The Holy of Holies”)上帝的声音也出现在《诺言》(“The Promise”)，(“我变成摇撼此地的疾风/这里坐着那些曾用火舌说话的人”)和《创造》(“The Creation”)中。这种在黑暗和原罪的世界中与上帝亲近的保证，激发威利写出了或许是最奇怪也最优美的诗《乐园》(“The Garden”)。诗人在白日梦中像亚当那样走进了乐园。密尔顿在《失乐园》中展示的尚未堕落的亚当和夏娃的“甜蜜的劳动”是威利“永远的新工作”，正如这首十四行诗所谓的孤独的快乐一样，本诗回顾了亚当在早晨对夏娃高歌一曲，歌唱这个世界单凭注视就足以使人愉悦不已：威利十四行诗中的其他细节较少带有密尔顿的风格。在《失乐园》中，亚当需要与人分享快乐是他必要的第一次人性考验。他反问上帝：“在孤独中/有何快乐，孰能独享/抑或共享，何得满足？”在威利的十四行诗中，上帝之爱是一个由神爱与世人感激形成的回路，一份不寻求友谊与交际的孤独。那么，如果威利的乐园也“不带有变化的外观”，为何它的大门被描绘为“火焰翻飞”？在《失乐园》的最后，亚当和夏娃回头看伊甸园的东边“朝那片火焰挥手，大门/拥挤着可怕的面孔和着火的手臂”。但是，大门变得火焰翻滚并非太初伊始，而是他们犯罪的结果。如果威利情不自禁把伊甸园门外的世界想象成充满罪孽与死亡，那么即使一首十四行诗想要赞美尚未堕落的快乐，也暗示着伊甸园的变化已经不可逆转。1838年至1840年期间，威利急迫地对任何想成为他听众的人演说：比如对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员演说，他有时参加俱乐部的聚会；对卓越的唯一神教牧师威廉·埃勒利·钱宁演说；对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演说；对利迪安·爱默生(Lidian Emerson)演说，她比爱默生更同情威利服从上帝意志的学说。然而这些睿智人士中没有一个愿随他进入天国。他现在意识到，他们礼貌的拒绝是他在世上不得不承受的苦恼。《他熟知忧伤》(“He Was Acquainted With Grief”)现在使他聊以自慰的是上帝所做的永恒安息的许诺，上帝创造了他自己不需要的安息日[18]，这是创世纪一周中最后的仁慈姿态。《劳动与休息》(“Labor and Rest”)1840年春季某一时间，威利持续近两年的宗教喜悦逐渐消退。圣灵不再向他直接讲话，尽管他有时仍试图采用它的权威语气。他停止了写诗。重新动笔后，他的诗作(一如他的早期诗歌)优美但不具想象力。他写了关于自然的诗歌，如《普利茅斯的野玫瑰》(“The Wild Rose of Plymouth”)和《野漆树》(“The Woodwax”)；关于政治的十四行诗，愤怒抨击奴隶制及奴隶制的政治危害；圣歌；虔诚的冥思；挽歌；应景诗(“occasional verses”)等。他对上帝的信仰依然坚定不移；他甚至成了当地唯一神教教堂的代理传教士。但他没有再试图作为上帝话语的直接信使来演说。爱默生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关怀对象并为之编辑作品。1837年他遇到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16)，一个新近从哈佛学院毕业的康科德居民，此刻正在通过教书和在他父亲的铅笔厂里打工谋生。梭罗日记(这份日记最后发展为近200万字)的第一条记录了很可能是爱默生问过的一个问题：“‘你现在在干什么？’他问道。‘你记日记吗？’——于是我今天记了第一次日记。”1838年初，爱默生提到与梭罗的一次散步。他们的友谊在整个春季继续发展。爱默生从哲学或普遍意义上书写自然；梭罗向爱默生介绍康科德当地森林之美。“今天下午与H.(亨利)D.(大卫)在一片很浓密的树林里。梭罗让我看一丛野月桂，这是我在康科德第一次见到，松树、铁杉、橡树的枝干，几乎像打火镰一样闪烁着激动的目光。”1841年爱默生邀请梭罗搬出自己的家，住进他家。在这里梭罗可以做园丁和干杂活，还可以获得一分宁静以有时间写作。他在爱默生家一直住到1843年4月，然后他离开去斯特登岛[19](Staten Island)给爱默生的侄子做家教。在这几年中，梭罗在日记中加入了一些诗的草稿和散文段落，如《沮丧》(“Despondency”)或《勇敢》(Bravery)等：“无处可为沮丧辩解。始终把握生活——正确地活着，即是一种神性的满足”；“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站在斗争的前列；有勇士的地方就有最激烈的战斗——有光荣的岗位——”爱默生通常从日记中摘取段落移入演说稿或散文稿中，使得日记本身不尽完整。梭罗则不然，他把整页的日记抄写进新的文章中。他经常精选早期的日记攫取精华、抛弃原作。即便如此，这一时期遗留的材料足以表现出这位年轻作者给人的印象。像密尔顿一样，梭罗雄心勃勃，在二十几岁时他就已经开始担心不能写出具有永恒价值的诗作。1840年的日记中记录了梭罗的《倏忽而逝的时间，青年的狡猾窃贼》(“How soon hath Time， the subtle thief of youth”)：自然中的一切都不受阻滞，即便最小的鸟儿都本能地知道如何歌唱和创造。那么为什么独有诗人匮乏艺术、不善表达呢？自我谴责只是梭罗早期日记的一种基调，并非是主导性的。“一丝快乐充溢我们，犹如阳光拂过大地。”他写道。他又补充说，“社会是芬芳馥郁的。”他把阿那克里翁[20](Anacreon)的三首诗译为无韵诗，即《春颂》(“To Spring”)、《爱颂》(“To Love”)和令人愉快的《蝉颂》(“Ode to the Cicada”)：“我们认为你很快乐，蝉，/因你高居树端，/吮吸甘露/像高高在上的君王你放声吟唱。”缪斯女神喜爱蝉，日神(Phoebus)还亲自为它高歌一曲：“岁月不会摧毁你，/灵巧的你，土里生，爱歌唱，/不受冷酷之苦；你几乎就像众神”(该诗后来收入《马萨诸塞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他在每个季节都找到了快乐的理由。2月里康科德河水解冻，河面上升，住在岸边洞中的麝鼠被迫迁出，梭罗注意到“从草地上吹来的风满载着浓浓的麝香气息，芬芳的幽香向我们宣讲尚未开发的荒野”。他把这一经历写成一首诗(后来收入《马萨诸塞自然史》)：像美一样，爱在梭罗所见的景色中似乎也无处不在：“爱是所有自然颂诗的主题——鸟儿的鸣啭是一曲颂歌——一曲婚礼颂歌。草地上，花儿在举行婚礼，用珍珠和钻石装饰着树篱。”他试写了一些关于新英格兰的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写烟、写霾、写雾。清晨急速上升的炊烟成了“翅膀轻展的烟啊，伊卡洛斯[22]之鸟，/向上升腾，你的翅膀就要消融掉，/悄然无声的云雀，黎明的信使啊”[23]。夏日的阴霾是“拍击着地面的大气之浪/空中的河口，光的海峡/气流的碎浪，热力的波涛/内陆之海的夏日细水花”[24]。即使聚集在河底的忧郁的雾霭和沼泽也被赞美为一个“变化多端的上帝”带着敬意宣称：“你是天空中清风吹拂的草地。”如果说领悟带来了一种喜悦，记忆则增强了领悟的快乐。在1840年日记中他开始写作一首无标题的无韵诗(《在这单调乏味的生活循环中》[“Within the circuit of this plodding life”])，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日晷》和《马萨诸塞自然史》上。梭罗在该诗中解释了感悟到的景物之美如何能通过不同季节的回忆加以强化。冰冻的小溪使他想到它欢快流淌时的潺潺声。深埋在“皑皑白雪下的”苍茫大地令他想到新犁的垄沟如何在春天的阳光下熠熠闪光，田鸫如何在农夫身后啄着泥土。于是，“通过上帝廉价的经济，重新丰富起来”，梭罗找到了力量继续冬天的任务。他也以不同的语气写了一些自然诗，充满滑稽和轻松的幽默。在日记中他描绘了“一条小溪被正午的太阳从霜冻的镣铐中解放出来——而冰柱正在苹果树上融化，到处充满生机，币鸟飞来飞去”。紧接着是二十节二音步的诗行——第一部分写早春，第二部分写在此之前的冬季。梭罗在日记中评述道：“简洁即是丰富。”这些诗行使人想到，他已经学会感受到他周围一切的勃勃生机。在另外一首作于1842年秋的抒情短诗《鲑鱼溪》(“Salmon Brook”)中，梭罗谈到了他渴望回到(哪怕是在记忆中)新罕布什尔的两处溪水旁，它们的名字跨越语言障碍，韵律十分和谐。梭罗在1839年与弟弟约翰到怀特山区(the White Mountains)游览了这些小溪，并花两周时间泛舟和徒步旅行。这次旅行后来记在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A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1849)中。但是约翰于1842年1月英年早逝，梭罗头脑中甜甜的河水并非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接近。正是梭罗对诗歌的认真程度使得无论是约翰的早逝还是随之而来的重病都不能阻止他在1841年开始的一项计划：写一部计划已久的英国诗歌史。他于1841年11月从爱默生家搬出，与一位老朋友一起住进离哈佛图书馆更近的剑桥。在他看来撒克逊诗歌(the Saxon poetry)“比任何能称做英语的写作都更具哲学倾向”，于是他从撒克逊诗歌开始，一直钻研到17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诗集：韵文传奇(metrical romances)、民谣(ballads)、乔叟(Chaucer)、高尔(Gower)、邓巴(Dunbar)、加文·道格拉斯(Gavin Douglas)、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利德盖特(Lydgate)、丹尼尔(Daniel)、悉尼(Sidney)、斯宾塞(Spenser)、罗利(Raleigh)、马洛(Marlowe)、皮尔(Peele)、莎士比亚(Shakespeare)、琼森(Jonson)、赫伯特(Herbert)、马韦尔(Marvell)、卡鲁(Carew)、夸尔斯(Quarles)、多恩(Donne)及洛夫莱斯(Lovelace)等。他并不很在意平衡或比例；他写高尔与写乔叟笔墨相差无几，写夸尔斯比写赫伯特和多恩着墨更多。他所感兴趣的是强烈的诗歌效能——描述力、公正或者只是令人信服的常识——使得诗人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消除的时刻。“听到古老的苏格兰诗人道格拉斯描写的日落——就如我见过一样——从那些令人厌烦的陈旧的苏格兰语书页中我得到了补偿。没有什么能像发现古老和当代之间一些自然的和谐能使古老恢复和具有人性，并令人愉悦。”故而夸尔斯以其诗歌之“强烈自然之感”吸引着他：“他所用的词语都取自他真实的生活，并非为了艺术目的而空话连篇。它们有着生命的气息……聆听和品味他所发出的每一个音是一种愉快。其诗力之坚实应永远受到尊重。”他对单个诗人的评断常常很尖刻，但他对英国诗歌总体上的评价可能令人吃惊。读赫伯特使他意识到：“在我们的英国语言中，我们很少发现有表达对上帝之爱的言语。对上帝之爱，普遍之爱的情感极为缺乏。赫伯特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梭罗一直没有完成他对英国诗歌的研究，尽管有个别密尔顿和卡鲁所作的17世纪的假面剧片段进入了《瓦尔登湖》(Walden， 1854)。集中研究英国诗歌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促进了对想象活动总体上的思考，尤其是对自己创作的思考。从整个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人们可以描画出一种模式：梭罗对一个英国诗人的评论主要是一些箴言，或是关于诗或想象的，或是关于原创诗歌或描述性散文的段落的。例如，在1842年的一篇日记中，梭罗相当详尽地谈到了14世纪的诗人约翰·高尔(John Gower)：高尔像一个具有常识的人用自己卓越才华写作，他采用平和的而非高雅的方式创作叙事诗……他叙述的事物有时乔叟也歌颂过。他以对原作公正的理解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有时在他的手中以直接和中肯——或者我应该说率直的平易，使故事更加完美。在讨论高尔之后紧接着是一段关于诗人立场的论述：“诗人是与宇宙中心法则有亲缘关系的思想平和的参与者——他的行为模式中没有激动——他泰然自若，仿佛静止在宇宙的中轴上。”对乔叟的诗《女修道院长的故事》(Prioress's Tale)和《修女的故事》(Nun's Priest's Tale)的讨论直接进入了《在这单调乏味的生活循环中》这首诗。第二天梭罗写到一些关于在冬季阅读自然史的快乐的句子，这些句子很快成了《马萨诸塞自然史》的开头。阅读英国诗歌激励了他，他振作精神进行新的创作。此外，16、17世纪的诗人——以他们的幽默、喜用悖论和对人类情欲的复杂处理——使梭罗找到了一种比他的前辈诗人所能提供的更加适合他性情的内心生活表达方式。在一首以《同情》(“Sympathy”)为题的早期诗歌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悲哀，即彼此含蓄阻碍了与一个“文雅的孩子，/他的容貌皆由美德之模塑成”的更融洽的相处：现在这个孩子离开了，梭罗只能悲叹他错过了机会，宛如他是田园挽歌的歌者。尽管他渴望爱，并且在日记中不断地提到爱，梭罗内心的匮乏有时很强烈。他在1841年写道：“我为朋友能做的最多的仅仅是成为他的朋友。我没有财富赠与他——如果他知道我因爱他而幸福——他将不再需要其他的回报。”他感到困窘、隔膜：“我的灵魂和身体像笨拙的连体婴儿，彼此[25]磕磕绊绊、互相干扰、摇摇欲坠。”他沮丧地写道。《我是一个徒劳挣扎的包裹》(“I ama parcel of vain strivings tied”)这首诗最初发表于1841年7月的《日晷》，后来刊印于《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的“星期五”这一章，他把自己比做一束用稻草捆在一起的小花和香草：这里，17世纪诗节形式的复杂性以机智调节哀婉，说话者的不统一造成了自我贬抑这种情势。但是《我是一个徒劳挣扎的包裹》的无助并不是梭罗唯一的性爱取向。1841年10月发表于《日晷》上的一首诗把高贵的男子气概的友谊想象得如此带有敌意以至于达到了致命的边缘——仿佛一个帐篷要盖住的不是阿基里斯(Achilles)和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而是阿基里斯和阿伽门农(Agamemnon)。[26]从莎士比亚的一段铭文展开——“诸位罗马人，朋友们，同志们”——梭罗讲出了这番为了理想爱情的奇怪祷文：他把这首诗发表于《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星期三”章，在这里他重复了关于友谊的长篇讨论——这份颂词既是送给死去的弟弟约翰，他曾是他1839年河上旅行的同伴；又是送给爱默生，他曾敦促他写一篇关于这次旅行的记述。“在我们与世人的交往中有情感的交流，例如没有神的启示教会我们期待，它超越我们尘世的生活、为我们预期天国，”梭罗写道，“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爱就是焦炭和灰烬。”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我看朋友的美德比别人看得更清楚的话，他的缺点也因此而更明显，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权利来恨我们的朋友。”如果真正的朋友是“肉相连、骨相牵”，那么我们之间的任何争论将是“致命的、持久的”。朋友“注定不愿像仇敌一样互相辩解和探讨(问题)……其自身有解释的必要性，——什么解释能够弥补它呢”？19世纪50年代初，梭罗一度与爱默生疏远，他在日记中推测他们之间的联系现在成了痛苦之源：“我与他之间的那种世人所称的友谊已经持续了14年，对他的爱使我的想象力得到了满足；然而我们之间的恨却比爱更强烈。为什么我们被如此不尽人意地联系在一起？”在一系列痛苦的日记诗中，他既写了一种“乐意消灭”对方的恨，又写了违背他意志的重复出现的爱。爱默生与梭罗为平息他们之间的不快而进行的会面在梭罗看来就像北方与南方之间在立法问题上所表现的无尽的冲突一样：《日记》(Journal， September 1852)他们之间的不和尽管结束了他们早年亲密无间的友谊，并没有使他们永远断绝联系。19世纪50年代中期，爱默生的日记中又包含了他们一起散步的叙述：昨天与亨利去索密尔溪(Sawmill Brook)。他在寻找黄色紫罗兰(短柔毛)和睡菜，他进入水中，然后找到了。(他)已在外查看五天了。已经找到了他的花，他从前胸口袋里拿出日记读所有应该在5月20日这一天开花的植物的名字，对此他像一个银行家记录票据何时到期一样记载着。又一次与亨利散步，并找到了芳香一枝黄花[27]，叶片上有着透明的尖端；找到了两株带有鹿蹄草香味的远志[28]……但是我为森林的美景陶醉了，想到尼罗(Nero)[29]宣扬林中散步应是一种享受。这是躲避年老的秘密之一。爱默生还有另一位老朋友，是一位诗人，他同时也是梭罗密友。爱默生与他一起舒心、愉快地散步。威廉·埃勒利·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 1818—1901)，生于富有的商人之家，是一位著名的唯一神教牧师的侄子。他写的诗在爱默生看来表现了“超乎寻常的诗歌气质和思想感情的乐观美妙”。钱宁的一位朋友沃德(Ward)曾给爱默生看过钱宁的诗。对于尚未谋面的钱宁，爱默生写道：在美国我还没有见过具有如此内省力的诗作。我当然珍视完美的诗作，你的诗不是完美的。最好的诗歌能使人的视觉、听觉、心灵和思想得到美的享受。然而我如此珍视这种诗歌的激情，每当这种激情出现，我可以轻易原谅诗中的破格和疏忽，尽管没有这些问题诗会变得更平庸起来。爱默生给1840年10月那期的《日晷》写了一篇评论“新诗”的文章，当期的《日晷》编入了12首钱宁的诗。他曾劝说钱宁让他改正诗的标点、调整诗的韵律以使之顺畅、删去错误的语法使用等，但他发现诗人很固执，并不听劝。他大为恼火(正如他告诉一位朋友)，钱宁似乎认为他的“错误的语法和胡言乱语”都“借助于他忠实的灵感而神圣化。诗的灵感是用来美化苍蝇和蜘蛛并使之不朽的吗？”但是在《日晷》上他为钱宁诗句上的失误辩解却冒犯了不止一位读者：“作家并不怕写得不完美；他的心中有太多的伟大意义来代替琐屑之事，并且要孤傲地为他的同等地位的公民写作。”1843年，当钱宁(在爱默生的协助与塞缪尔·沃德的资助下)出版了一小卷《诗集》(Poems)时，一位与波士顿和康科德均无关联的批评家详细研究了这本书，他把爱默生对钱宁诗歌的吹捧看做文学民族主义对批评判断力的不利影响。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1843年8月这一期的《格雷厄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上以《我们的业余诗人》(“Our Amateur Poets”)这个轻蔑的标题评论了钱宁的《诗集》。他试图表明钱宁的诗歌极其糟糕——语法不通、韵律不合、夸夸其谈、意义空洞。他特别蔑视钱宁写不出一行能划分音步的诗。绝对的放任[30]，——迷人的随便的衣着[31]——节奏的全然松散是C先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当然也是他的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例如，第3页中的一行诗，听他来读或划分音步抑或听任何人读或划分音步，都是一桩乐事：Masculine， almost though softly carv'd in grace，在这里，“masculine”要读成扬抑格，而“almost”要读成抑扬格……再如第18页中的这一行：I leave thee， the maid spoke to the true youth，在这里，两个“the”都需要重读以保持抑扬格的诗律……又如第32页的这一行：The serene azure the keen stars are nowSometime of sorrow， joy to thy Future.但是钱宁的蹩脚的韵律只是他的问题中的一部分。他空幻的多愁善感并不难理解，而坡禁不住用嘲讽的离题之语贬低它们。当钱宁看到睡着的女主人而反问自己：“啊!若你夜夜得安眠/凭那少女的贞节/难道不会令你舒闲？”坡回答道：“是的，我们认为基本上会的。”当钱宁宣称“与其失去平衡/不如被彻底遗忘”，坡表示同意：“举例来说，与其在弹塔顶上失去自身平衡，不如被彻底遗忘。”爱默生对劣质诗歌的赞扬在坡看来是他经常为之哀叹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一个惊人的实例：过分赞扬美国作家，只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如此片面只能导致美国的文学处于持续的平庸状态。为不能遵循语法和韵律规则的诗人开脱就是承认美国诗人写不出更好的诗歌。文学民族主义导致文学无能。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在纵览70年来为建立美国文学传统而产生的思想贫乏之作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为了体面而认为绝对有必要建立我们自己文学的那种情绪一直在伤害着我们已有的文学。”爱默生没有因坡的批评而气馁，他继续努力帮助钱宁。1843年他成为《日晷》的编辑后，发表了一大批钱宁的诗歌——如此多的诗歌，以至于钱宁在《日晷》上发表了比其他任何投稿者都要多的作品。当钱宁的第二辑《诗集》(Poems， 1847)付梓时，爱默生将一本新书样本寄给朗费罗(Longfellow)，暗示他如果在《波士顿信使报》(Boston Courier)写一些友好的话将对这本书的发行有很大帮助。朗费罗礼貌地谢绝了(他的要求)：“我并非对许多美好的东西视而不见，但这并不影响我如此乐于感受的发自内心的赞美。”爱默生在钱宁身上看到了什么呢？他曾坦言诗歌中有一些魔咒一般的诗行，而他特别容易对其中的“魔力”动感情。钱宁有一种才能，能够写出吸引他的诗行。“用匆匆日光的织机/我织出了天空的寿衣”；“失明大地的沉默伙伴/白昼的回想，时间的敌人”；“我在这巨大的生命之河中漂流”；“如果我的轻舟沉没，那是去另一处海洋”。他的随笔中夹杂着钱宁的诗句，甚至用轻舟沉没这一行作为他的随笔《论蒙田》(“Montaigne”， 1850)的结尾句。孤立的诗行几乎不足以建立钱宁作为严肃诗人的声望，即使在极富雅量的爱默生看来，1843年版《诗集》遭到坡的尖锐嘲讽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钱宁很少固守任何定式或完善任何计划。在随后的岁月里，他认真雕琢着自己的诗艺，学习写作音步规范的诗行，并寻找新的主题和形式以更加适合他的诗才，以此超越在第一部不成功的诗集中那些仿雪莱式的抒情诗。他接下来的三本诗集包括了更好的诗歌，其中最好的是描述新英格兰的风景和居民的诗。这些用五音步写成的低调的叙事诗，无论是押韵的还是不押韵的，都反映了钱宁对新英格兰乡村的热爱。在此他曾每天与梭罗或爱默生结伴散步。这些诗也反映了他英明果敢地从周围生活中寻求想象素材的能力。《诗集：第二辑》(Poems：Second Series， 1847)中的一首诗《教堂司事[32]的故事》(“The Sexton's Story”)是关于一名兼做教堂司事的樵夫的故事，他既打棺材又挖墓穴。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他满怀欣喜地出发去送一口刚做好的棺材。对于那些丧失亲人的痛苦，他既非冷淡无情也非视而不见，而是由于长期接触使他对死亡熟视无睹。“教堂司事忘记了什么是死亡，/他经营着坟墓，就像人们经营着农庄。”当他准备越过一条狭窄而又深深的小溪时，田里的光辉使他扭头去看落日：他把棺材送到那个悲伤的家庭。在归途中，空中忽然布满了雪花编成的花环，回荡着寒风吹过树林的哗啦声：雪封住了路，盖住了路标。但是教堂司事告诫自己，他已经忍耐过更糟的情况。他坚毅地面对风雪，在胸前拍打双臂温暖自己。他试图在一片模糊的白色中找到那座小桥。突然，他的脚在雪中踩到什么光滑的东西滑到了。那正是小溪像玻璃一样的冰面。还没等站稳，他就滑进小溪并沉入水中。他惊骇至极、大呼救命。附近一户农家听到喊声，在风雪中跑来将他救上岸。第二天，受到惩戒的教堂司事回到他走过的原路，发现“刺骨的严寒”只是在奔流的小溪上形成了一个冰拱而已，他前一天正是从这个冰拱上走过的。1847年诗集的另外两首诗描述了钱宁自己见到的新英格兰风景。《孤独之路》(“The Lonely Road”)以经过一座废弃的家宅起笔——一棵果树从地窖裂口处长出来，一个古老的苹果园围绕着一座小花园：此地极为荒凉，甚至是在离开很久以后，这些场景还留在诗人的脑海中，尽管他的悲哀来自于一种生活方式的放弃而不是一种悲剧。想到这里充满活力的过去，诗人在想象中建起一座房子，里面住满了人。想象有孩子们在嬉戏。然后他意识到“我们称为生活的那种东西停留在”幻想的交织中。他离开前默默祷告，这个“阴暗静寂的地方”只有“立誓冥思的人，/依然是我们自己，过去的创造者”才会来到这里。《瓦褚塞特山》(“Wachusett”)是1847年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这首诗用并不严格的五音步双行体写成，韵脚有时需要新英格兰式的发音。例如，当“before”与“Noah”押韵时或“adorn”与“Lawn”押韵时。瓦褚塞特山并不高；现代地图册中估计它不过两千英尺高。(钱宁说瓦褚塞特山“不像萨勒姆海滩一样平坦，/而一个身体虚弱的人能够登攀”。)如果说它缺少怀特山脉(White Hills)的庄严或者凯兹吉尔斯(Catskills)的激流和银色的小溪，它却提供了点缀着惬意的小村庄的人居风景。正如梭罗攀登同一座山时所注意到的：“在每一侧，都可以看到连绵起伏的城镇，就像梯田一样，直到在地平线上消失。”钱宁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他眼中的每个村庄至少有三个尖塔：“浸礼会教堂、卫理公会教堂、东正教堂”，有时也有一座唯一神教的教堂尖顶。村民们如此关心的不同教义对钱宁而言则意义不大。在每一种教义中他看到了同样的真理，但是这景色依然令他赏心悦目：这虽是乡村风景却几乎不具田园风光，因为美国人(Yankees)在每一条河流中看到的仅仅是活力之源：这勤劳的景象反映了当地居民的性情，在那神秘的被称为“竞争”的斗争中，在武士战争的现代替代物中，他们每天都要对照吝啬的自然与邻居的睿智检验自己的智慧。年轻的钱宁很快便对贪欲之神[33]的奴隶们大加嘲弄，但是现在他在对乡村生活的尖刻评价中看到了更可敬的一面：“有手艺的人，得到人们的尊敬，/笨手拙脚的人，美德也消失无影/由于他真实的水平。”这严格的清算账目，依然使得繁忙的乡村以及它的家畜展览会和图书室成为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甜甜的面包、浓浓的牛奶，还有压在饭桌上的大苹果。”当霜冻使橡树叶的颜色“像红酒，/红色在温暖的马德拉[34]的生产线上熟透”，当一缕残阳照在湖面，湖面“像萨拉丁[35]明亮的刀刃”闪闪发光，在夏日的印第安空气中，风景本身也不想再富丽堂皇。这就是寒冷、阴沉、荒凉的新英格兰，还是温暖的非洲海岸？在落日的余晖中很难辨明：“这是远处的丹吉尔[36]，是模糊高大的擎天神[37]；/还是毛利塔尼亚[38]以及她的黑貂皮，/富含金泥的河流、大象和国王。”1849年的《樵夫及其他》(The Woodman and Other Poems)诗集中有一首题为《落日湖》(“The Sunset Lakes”)的短小、有趣的诗。这首诗描述了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钱宁穿过美丽的原野看到的新奇景色。他每走一段就能遇到一个新的湖泊。他感谢自然创造了“三个湖，三次令我赏心悦目/漫不经心的眼睛慢慢地寻找愉悦”。钱宁自己孤独的一生是一部错过机遇和玩忽职责的悲哀的编年史，但是他坚持在自然中找到提供给每一个人的“新鲜、丰富、永葆生机的恩惠”的证据。在《离家不远》(“Near Home”， 1858)中，他力劝读者每天黎明前出门去欣赏世界的诞生。那么他们会在各方面找到乐趣，就如他们观看清晨的薄雾从草场上退去，聆听潜水鸟的叫声，或斜倚小舟观看水中昆虫“自得其乐，用它们微暗的躯体/在水塘上连续地编织圆圈”。其中最好的是前一个夏天寻找新英格兰特别美味的水果——蓝莓，生于高地的蓝莓丛是每次搜寻的目的：超验主义文艺圈的其他诗人也在《日晷》上发表作品。卡罗琳·斯特吉斯([Caroline Sturgis]，即后来的威廉·塔潘夫人[Mrs.William Tappan，1819—1888])，一位富有的波士顿商人之女，于1836年由玛格里特·富勒(Margaret Fuller)介绍给爱默生。斯特吉斯的狂热、明显的藐视常规以及她那黑色而娇美的面容吸引着爱默生，他开始与之书信来往，以至于后来深化为真正的友谊。与所有的超验主义者一样，在一个沉迷于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时代里，她主张诗歌与艺术的重要性。在一首题为《英雄》(The Hero)的诗中，她指出文化对人类的尊严与对改革者的工作一样是绝对必要的：“不奋力解除奴隶的桎梏，/不思考让劳动者休息；/除非华美在平原遍布/自由人依然不幸流离。”她的姐姐埃伦·斯特吉斯·胡珀(Ellen Sturgis Hooper，1815—1848)为《日晷》写了11首诗，其中3首后来被爱默生收入他的《诗坛》(Parnassus， 1874)。胡珀的《致R.W.E》(“To R..W.E.”[39])一诗显示了在爱默生的熟人中常见的矛盾情绪，她经常为他的崇高而激励，然而却为他的超然态度所困惑。诗歌赞扬爱默生对朋友而言既是一座想象力的山峰又是遮蔽他们的天空：“你是深邃而晶莹剔透的冬日晴空。/这里寂静无声，闪耀着一颗颗耀眼的星。”但是，第三节诗却暗示爱默生专注于精神世界的宁静是缺乏激情的表现：埃伦·胡珀对爱默生的不耐烦只是她对一个以美德为名义满足于驱走人类本能的社会进行控诉的一部分。她写道：“一种决意不对任何人犯错的罪过/也比这内心中沉寂的冷漠要好。”没有恶意的罪过要比没有人性的美德好；上帝“建造了冷峻的新英格兰的土地，/它的清冷的河水和它的清冷的灵魂”，也创造了“热带的气候和年轻的心脏”。如果诗人未能教会自己的灵魂忍耐，那么她宁愿被抛弃也不做法利赛人[40]：“让我深受罪孽，这样或许我不被铸为石头。”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Christopher Pearse Cranch， 1813—1892)，开始是一位唯一神教牧师，但是后来他离开了神坛成为一名风景画家。如果他对爱默生怀有任何矛盾情绪，他把这种情绪限制在他在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帮助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编辑《西部信使》(The Western Messenger)时所画的系列钢笔漫画上。爱默生并不是克兰奇钢笔画的唯一目标；埃勒利·钱宁、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和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等每人都被画了一幅漫画。但是他充满深情地探究、充分地阐释着爱默生的作品。单是这些漫画由《论自然》所启发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爱默生是一块和谐的南瓜地中的一棵粗壮的树干；是大腿上的一个巨大的眼球；是温和的阳光下正在长大的一个大甜瓜；是一位平静的哲学家，在圣灵涌入前观察着各种各样的歹徒、监狱和精神病院正迅速消失。回到波士顿之后，克兰奇参加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一些聚会，并寄了一些诗歌给《日晷》。《和谐》(“Correspondences”)于1841年1月在《日晷》上发表，该诗阐释了超验主义思想的中心原则：和谐的学说。正如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言：“每一自然事实都是某一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中每一现象都对应着某种心境。”克兰奇的《和谐》用六音步长短格的无韵诗扩展了这一思想。其相互交替的阳韵和阴韵词尾，使人想到了双行体挽歌：“自然中之万物对于能读懂它们的人都是美丽的化身；/一切存于尘世，皆为不可言说之目的。”原罪降临尘世之前，一切“就如一种常见语言中的字母和单词一样持久”。现在只有天使才能清楚地读懂上帝的语言。人类痛苦地试图到处辨别一个字母，却意识不到我们依然拥有的一种未曾留意的智慧形式——我们无意中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修辞格，它们自身带有的线索表明它们具有现实的象征性：“神秘的光泽静静地落在我们身上，尽管大部分已被遗忘，/通过我们最普通的言语，照亮了我们思想的道路。”从各种和谐中得出的结论来看，克兰奇的诗在神学上要比爱默生的《论自然》更为正统。对于爱默生的俄耳普斯[41]诗人(Orphic poet)，和谐标志着我们已背弃自己的神性，离开我们周围的广阔的自然外壳。对克兰奇而言，和谐是来自造物主的信息，其意义的碎片“在亚当单纯地生活在伊甸园中时”曾是透明的。只有在修辞格中，我们才感受到我们居住的象征世界中的多重意义。像布莱克(Blake)的《四佐亚》(The Four Zoas)一样，《和谐》以快乐的语调结尾，想象获得救赎的人类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但是克兰奇也经受过反复出现的沮丧，这使得即便在朋友中间，他也沉默寡言。在一首题为《沟通》(“Enosis”)的诗中，“Enosis”是“Communion”即“沟通”一词的希腊语用法，他描绘了阻止甚至是最亲近的人走到一起的障碍。不完整的四音步，扬抑格的节奏，又加上了克兰奇最后的否定姿态：人与人永远无法彼此看清，心与心永远不能相互会合。我们自吹自擂的个性是提早崩溃的产物。分裂的自我还有重新愈合的希望吗？唯有爱能融化“四处分散的思想之星”。玛格里特·富勒1840—1842年任《日晷》编辑，即使在1844年爱默生停办该杂志之前，她就已经开始脱离超验主义文艺圈和超验主义的文学形式。1843年5月，她获得机会离开新英格兰。一位朋友资助她游览大湖区，这次旅行使她经过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穿过芝加哥来到伊利诺伊大草原，一直到西部的密尔沃基(Milwaukee)，回来后，她写了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不是传统的游记，由旅途中所写的笔记和信件推断，这是一系列的观察资料。《1843年湖区之夏》(Summer on the Lakes in 1843)综合了游记、小品文和诗歌手稿。伊利诺伊的洛克河(Rock River)河湾有一处美丽的庄园，那里成群的鸽子每天下午掠过草坪，这美景使富勒写出了如下颂词：7月4日，仍然在洛克河上，她作了一首诗《在称为鹰巢的高地上》(“On the height called the Eagle's Nest”)，作为我们熟悉的《加尼米德[42]致它的鹰》(“Ganymede to his Eagle”)的题词。她在信中表明她从加尼米德身上看到了自己，她渴望鹰飞来将他再一次带到主神的宫殿。加尼米德回忆在青年时代他就向自然询问自己的出身。山脉和天空都对他不予理睬，但是他在风暴中发现了自己身份的线索：在诗的最后，加尼米德仍然拿着杯子等待着，杯中的泉水要给天上的诗人喝。他祈祷着能在夜幕降临之前被允许带着“纯净的圣水”走向天国。当富勒与她的同伴们从乡间回到芝加哥时，她获悉华盛顿·奥尔斯顿(Washington Allston)已经过世。四年半以前第一次与他会面时，富勒就为他“天才的微笑”和他谈论艺术的风采所倾倒，迸发成“一系列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她为《日晷》的第一期写了《1839年夏奥尔斯顿先生画展印象录》(A Record of Impressions Produced by the Exhibition of Mr.Allston's Pictures in the Summer of 1839)。她自己最好的十四行诗《弗拉克斯曼》(“Flaxman”)，是写给以经典的浅浮雕和版画而闻名的浪漫主义雕塑家和画家弗拉克斯曼的。这首诗就是模仿奥尔斯顿写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鲁宾斯(Rubens)的读画诗(ekphrastic sonnets)而作的。在芝加哥的那天傍晚，日落“平静壮观，超过西部所见的一切”。看来这是听到“美国提坦”[43](Titian)(人们如是称呼奥尔斯顿)已经离开尘世的适合背景。尽管奥尔斯顿信奉的三位一体基督教使他对超验主义的背叛思想充满恐惧，但许多超验主义者对他一生忠于艺术、对他由于未完成的杰作《伯沙撒的盛宴》所经受的痛苦所打动。富勒祈祷奥尔斯顿的灵魂如今在一个地方，那里“爱会使他摆脱恐惧的控制”。在西部旅行所经历的自由与兴奋之后，富勒回到新英格兰，感到一种沮丧。尽管爱默生鼓励她写《湖区之夏》(Summer on the Lakes)，并帮她找了一位出版商，她对他还是有些不高兴，厌倦了爱默生把她指定为女先知或缪斯的角色，对新英格兰的文化局限也很恼火。她1844年的日记包括她所写的最后的诗歌，也包括了那年夏天她访问康科德时的叙述。在那里，爱默生给她读了他所作的一篇新随笔《论生活》(Life)，后来作为《经验》(“Experience”)[《随笔，第二辑》，(Essays：Second Series)]出版。她写道：“他给我读了他关于生活的随笔，极为美妙、丰满、令人钦佩。但是啊，是那样冷漠。只有宇宙中的真理，没有爱，没有多样的现实。”然后她突然住嘴。“然而因为他向我指明一切存在的意义，我便为他伤心是多么的愚蠢。”在两天后写给爱默生本人的一封信中，她简要地解释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你是才智，我是生活。”她想要一个比康科德更大、更多样化的世界，想要比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的来信更充满激情的关怀。《叉铃[44]》(“Sistrum”)一诗写的是纪念女神伊希斯[45](Isis)的仪式上所用的类似拨浪鼓的乐器。在这首诗中，她宣称需要达到内心和谐而不牺牲支撑她的精力：“我刚出生时生命的流淌/我不会厌弃你的力量/直到在你声音的变化中/和声的三个音部清晰可听。”六年后，已是短暂而辉煌的罗马革命中一位老兵的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她从一艘在直布罗陀港被隔离的船上给她的朋友马库斯·斯普林(Marcus Spring)写了一封信。她已与丈夫和孩子在佛罗伦萨登上了伊丽莎白号双桅船，但是他们计划的美国旅程因天花爆发而受阻，伊丽莎白号的船长死于此病。她描述了船长的海上葬礼的凄美——海上的船只旗幡招展，赫尔克里士[46](Hercules)的船尾柱包裹在玫瑰色的水汽中。但是一种不祥之兆使她又写道：“是啊，是很美，但是我们为这世界的诗篇付出了多么珍贵的代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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