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哈特《赞歌》

诗人在诗歌的一开始就发出“我的心啊，出去寻找快乐吧”的呼喊，奠定了全诗轻快活泼、欢乐洋溢的基调。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诗人用轻盈而随意流淌的语言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欢快而平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处处生机盎然，花儿尽情绽放，鸟儿自由歌唱，麋鹿欢快奔跑，溪水淙淙流淌，蜜蜂飞来飞去而人们辛勤劳作，在欢声笑语间赞美着丰腴的收获，整个行文动感十足。这样一个富足完美的世界显然不是诗人眼中的一时之景,而是异时异地的夏景连缀，诗人正是借用平日里点点滴滴的细节汇集成了这个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却又让我们触手可及的真实的世界。

这首诗歌称得上是巴罗克自然诗的代表之作，这里的自然显然是天堂的喻象,而歌颂上帝才是诗人的指归。与自然紧密相连的是隐喻、象征和寻求普遍的意义，诗人们面对自然时寻求的是隐含在表象下的深层意义，所以自然本身也就失去了其独立的意义，如同在这首诗歌中提到的夏景，虽然缺乏个性却拥有明确的象征性。因此在诗节的最后，诗人仍然不忘再次将这一切归功于上帝的伟大创作，心中流淌的满是赞美的诗篇，与诗歌的主题遥相呼应。

在整首诗中，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三十年战争”的残酷影响，虽然格尔哈特的人生经历极为坎坷，但是他的温婉的同情心和内心的痛苦却从未颓废退化成为那个时代颇为流行的多愁善感，他笃信上帝的忏悔和不绝的悲伤也没有堕落成为令人窒息的绝望。相反，诗人用自己的质朴赞美了原本就属于尘世的鲜活的生命，用忧郁的琴弦弹奏出了属于尘世的喜乐之音。虽然他的创作被称为宗教诗歌，但他的创作却实实在在地为世俗内容进入宗教歌曲打开了大门。

正如格维努斯这位严苛的作家所说：“如果17世纪中有一位诗人给我们带来了明显的影响，那就是格尔哈特。他回归到了路德时代风行而正宗的诗歌创作形式，虽然他仅仅只是应环境要求而这样修正了时下的诗歌创作思路，但是他人却没有勇气这样做。”除去了矫揉造作，整首诗歌呈现给我们的是简单而新鲜的复活气息，一如他的思想虔诚质朴而真挚。

格尔哈特的许多诗歌后经谱曲在民间广为传唱。（沈喆）

杨贵妃渡日传说的流变及其原因

一、杨贵妃在中国

杨贵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身为唐玄宗的贵妃，曾集玄宗万千宠爱于一身，兄弟姐妹也因此而显赫一时。然安禄山兵变，潼关失守，玄宗一行匆匆蒙尘四川，行至马嵬驿，军队不前，玄宗为平军心，不得已令高力士缢死贵妃。一代国色，玉殒香消，时为天宝十五年（756），贵妃年仅38岁。

大约在杨贵妃死后50年，白居易创作了千古名作《长恨歌》，使得杨贵妃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长恨歌》的后半部分，着重描写玄宗回归长安后，派临邛道士四处寻找贵妃，道士排空驭气，“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在海上仙山中的太真院寻觅到杨贵妃。这种对仙境的铺张描写，引起许多有关杨贵妃未死的传说，如清代的洪昇在《长生殿》中便写杨贵妃是尸解而去（“尸解”折），并借贵妃托梦说：“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装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雨梦”折）暗示杨贵妃此后似曾流落民间。

这种意见，甚至亦见于现代学者之中。有人认为，《长恨歌》记述的是一件皇家逸闻，即在马嵬驿事变中贵妃未死，而是易服潜逃，流落民间，大概当了女道士。更有人认为，杨贵妃由马嵬驿潜逃后，混入难民中越过终南山，在东方海滨城中作妓女，也可能是名妓而兼“假母”，主持着一个很大的妓院。玄宗派遣使者寻访到贵妃，但贵妃不愿返回长安，只是将当年定情信物交给使者带回。

总之，《长恨歌》以其缠绵的故事，优美的旋律，不仅深受中国历代读者的喜爱，产生了各种传说故事，而且也赢得了朝鲜、日本等各国人们的欢迎。日本的有关杨贵妃的故事传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二、日本的杨贵妃传说

日本所流传的杨贵妃传说，有的类似中国，认为杨贵妃在马嵬驿事变中未死，最终流落到了日本。如山口县大津郡友谷町久津二尊院就流传着如下传说：

马嵬驿军边，玄宗不得不忍痛割爱，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然近卫军司令陈玄礼恋慕贵妃，不忍加害，便与高力士同谋，将杨贵妃的侍女缢死，以假乱真，迷惑众人。杨贵妃本人则乔装打扮。在陈玄礼的心腹保护下，抄小道南下，由现在的上海附近东渡日本，来到油谷町久津。安禄山之乱平定后，玄宗派方士来到久津，送给贵妃两尊佛像，贵妃则献上定情的头簪。此后，杨贵妃再也没回到中国，在此地平静地安度晚年。

另外，京都市东山区的泉涌寺还传有杨贵妃观音像。据说安禄山之乱平定后，唐玄宗思念贵妃，特请用香木制作了与贵妃等身坐像大小相同的圣观音坐像。此像宋时传入日本，现安置在该寺的观音堂内。圣观音安然端坐，宛如贵妃生时。该像1955年对外开放，现作为愿结良缘、诸愿成就的观音，深受人们欢迎。

然而，在所有杨贵妃传说中，最为有名、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名古屋市的热田神宫所流传的杨贵妃传说。该传说的主要内容，即杨贵妃本乃热田明神的化身，因为唐玄宗企图征服日本，热田明神便化作杨贵妃，去迷惑唐玄宗，挫败了玄宗的侵日之志。从前社殿的后面还有一座五轮塔，便是杨贵妃的坟墓。

下面对该传说作一具体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该传说的起源，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记载，应是镰仓时代末期比叡山僧人光宗（1276—1350）所著的《溪岚拾叶集》。《溪岚拾叶集》堪称日本天台宗的百科全书式书籍，内容涵盖显、密、戒、记录等诸多方面，除了纯粹教理外，还包含不少神社寺院的由来缘起谭和灵验谭，以下是有关蓬莱宫的问答：

问：以我国习蓬莱宫者，方如何？

答：唐玄宗皇帝与杨贵妃，共至蓬莱宫。其蓬莱宫者，我国今热田明神是也。此社坛后有五轮塔，（中略）此塔婆，杨贵妃墓也。

在此明确记载，热田神宫就是蓬莱宫，唐玄宗和杨贵妃曾一起来此，神社内的五轮塔就是杨贵妃墓。而此处所说“五轮塔”，据说江户初期的林罗山（1583—1657）《本朝神社考》卷三记载：

热田之庙背有一基石塔，其长二尺许，其形太丑，巫祝等指之曰贵妃之塔也。又庙外有玄太辅之祠，佥云玄宗三郎之祠也。

另据《尾张国地名考》所载，该塔乃五轮石塔，在正殿西北方向，自镰仓时代便存在，直到江户时代的元禄时期（1688—1704）尚在，何时倒塌，不得而知。

上述杨贵妃为热田明神的传说，到南北朝时期更加广泛，如《曾我物语》中有一篇《玄宗皇帝之事》，前半段基本上承袭《长恨歌》的故事，但在结尾道士寻访贵妃处，却又这样言道：

（方士）乘飞车，来到我朝尾张国，化为八剑明神。杨贵妃乃热田明神者也，传说蓬莱宫，即指此地也。

另外，足利义晴时编成的《云州樋河上天渊记》（《群书类丛》正28集）中也如此写道：

四十五代圣武、四十六代孝谦帝间，李唐玄宗慕权威，欲取日本。于时日本大小神祇聚集评议，请以热田生杨家而为杨贵妃，乱玄宗皇帝之心，醒日本夺取之志。诚如斯，贵妃失马嵬，乘船着尾州智多郡宇津美浦，归热田宫。

不但民间传说如此，就连当时的博学大儒清原宣贤（1475—1550）在讲解《长恨歌》中的“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时，也将热田的蓬莱传说，与杨贵妃的故事结合起来。

日本有三处蓬莱，熊野金峰山、尾张之热田、骏河富士也。秦始皇遣徐福求长生不死之药时，先至熊野金峰山，其后至骏河富士云。又，方士寻至热田，贵妃闻玄宗之使至，召见入内对面，界内即仙境也。方士牢记于心，归唐后语以此界内之形状，造之于庭也。

杨贵妃听说方士受玄宗派遣来到热田，召其入内见面，此处强调指出“界内即仙境也”，表明它具有不同于世俗现实的神圣性。继而又在讲解“金阙西厢叩玉扃”时，如此阐述道：

一说此蓬莱乃言日本尾张热田明神，玄宗欲攻取日本，热田明神变成美女，以迷玄宗之心，其证据为，此社有门曰春叩门，春时道士叩其门，故门额如此，是一说也。

由此可以看出，杨贵妃渡日传说已在中世日本朝野广泛流传。

到了江户时代，这个传说更是广为流传，当时无论是对《长恨歌》的讲解，还是民间故事，皆沿用此说，并加以扩充。如刊行于宽文年间传为浅井了意（1612—1691）所作的《杨贵妃物语》，便是用假名对《长恨歌》的章句进行逐句讲解，对“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两句，是如此阐述的（笔者译）:

昭阳殿，华清宫南之御殿也，昔君常游此地也。恩爱绝，昔为君所宠爱，而今已绝也。今蓬莱宫中唯一人，从前春日秋夜，甚觉短暂，今此中日月颇长，不胜悲惨也。此蓬莱、方丈、瀛洲，乃仙人居处，山中有不老不死之药。此山在大海中，是谓日本也。日本有骏河之富士、尾张之热田、纪伊之熊野也。秦始皇时，有名徐福之道士为寻不死之药，来纪州之熊野也。又玄宗之时，有方士杨通幽寻贵妃来尾州之热田也。唐玄宗时，天下太平，安宁无事。而帝欲讨伐此日本，于是热田明神化为贵妃，乱唐世而救日本也。

在这里，除了对原文的讲解外，还对日本几处流传的蓬莱传说作了说明，最后叙述热田明神化为杨贵妃的传说。

另外，江户时代与近松门左卫门并驾齐驱的净琉璃作家纪海音（1663—1742年），在《玄宗皇帝蓬莱鹤》中的“玄宗杨贵妃道行”一段中，也如此描写道：

御声又言道。陛下贪欲太深，为缓陛下夺取日本之志，特变作杨贵妃，此亦乃垂迹和合也。

所谓“垂迹和合”是日本的特有信仰，乃指神祇为助民众，从本来所居之处特地下凡。此处描写的，当然是热田明神现身杨贵妃，拯救日本的事情。

由此看来，到了江户时代，无论汉学家、儒者，还是一般民众，对于杨贵妃是热田明神化身的传说都是深信不疑的了。

三、热田神宫杨贵妃传说所产生的原因

以上我们对热田神宫所流传的杨贵妃传说作了大体鸟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究竟产生这种传说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就从《长恨歌》在日本的广泛流传、热田的徐福传说、中日间的紧张关系、热田神宫的日本武尊信仰等四个方面来分别加以探讨。

（一）《长恨歌》在日本的广泛流传

历代中国文人中，对日本文坛影响之大，无有出白居易右者，作为白居易代表作之一的《长恨歌》，在日本文坛的流行及其影响比之在本土中国，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平安时代至今，它的影响一直经久不衰。

如在和歌、汉诗方面，藤原公任（966—1041年）所编的《和汉朗咏集》中就收入《长恨歌》四联八句，此后藤原基俊（1056—1142）所编的《新撰朗咏集》中亦同样收入四联八句。而藤原定家（1162—1241）的《拾遗愚草》、慈圆（1155—1225）的《拾玉集》中，都有将《长恨歌》中的某一句改作而成的“句题和歌”。

与此同时，一些物语文学中也开始出现了用假名讲解的杨贵妃故事。《更级日记》言：“闻说世上有人将《长恨歌》一文，写成故事。”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便有：源俊赖《俊赖口传集》百廿三《裁缝衣》，《今昔物语》卷第十《唐玄宗后杨贵妃依皇宠被杀语第七》，《唐物语》《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等。这些皆是以《长恨歌》为蓝本，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恋故事详加叙述，并适当地进行裁剪的，有的还配上了和歌。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流传的《长恨歌》绘画中，看出人们对《长恨歌》的喜爱。

众所周知，《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产生曾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首卷《桐壶》，无论是人物描写，还是遣词造句，皆可说是从《长恨歌》脱胎而来的。其中有一段描写桐壶帝失去更衣后，朝夕思念的情景：

近来皇上晨夕披览的，是《长恨歌》画册，这是从前宇多天皇命画家绘制的，其中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所作的和歌及汉诗。日常谈话，也都是此类话题。

然而，桐壶帝即使“晨夕披览”《长恨歌》画册，也难抵其失去更衣之痛：

皇上看了《杨贵妃》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宇多天皇（887—897在位）曾命画家绘制过《长恨歌》画册，并配有伊势和贯之所作的和歌及汉诗，但据《源氏物语》有名的古著、一条兼良（1402—1481）的《花鸟余情》中称：

《长恨歌》的画虽然亭子院时，曾令画工描绘过，然其画未能流传后世，而通宪法师（法名信西）参照唐书、唐历、杨贵妃外传等书，重新描绘成画，此即当今所见《长恨歌》画者也。

似乎宇多天皇时的《长恨歌》画册并没有流传下来，后来通宪法师（信西）又参照《唐书》、《唐历》、《杨贵妃外传》等重新加以描绘过。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长恨歌》的故事在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中，是广为流传而又影响深远的。不仅如此，后来谣曲中的《皇帝》、《杨贵妃》，即以唐玄宗与杨贵妃作为题材。直到现在，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作品还依然络绎不绝，像现代作家中就有菊池宽的《玄宗的心情》（平凡社，1929）、川口松太郎的《杨贵妃》（河出新书，1955），以及井上靖的《杨贵妃传》（讲谈社文库，1972）等。

就这样，自古至今，杨贵妃的故事一直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无人不晓。应该说，这便是产生杨贵妃传说的首要原因。

（二）热田的徐福传说的影响

在对《长恨歌》长期的欣赏过程中，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欣赏原作，而是不断地去进行再创造。而《长恨歌》后半部分对仙境的铺张描写，又给日本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创作源泉。

本来，徐福入海求仙、东渡日本的传说，自五代的《义楚六帖》后，在中日两国皆广为流传。然而，徐福到达的究竟是何处，日本传说不一，许多地方都流传着有关徐福的传说。另，如前已引用的浅井了意所作《杨贵妃物语》中，就同时提到富士山、热田、熊野三处。

关于热田的徐福传说，五山高僧惟肖得严（1360—1437）在其《东海琼华集》三《蓬莱小隐之叙》中说道：

世传，秦徐巿上书始皇，请与童女五百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药，而得海岛，遂留不还，即我朝尾州热田神祠是也。

在这里，惟肖得严明确指出，徐福抵达的乃是名古屋的热田神宫。我们可以说，热田所流传的这种徐福传说，便是产生热田神宫杨贵妃传说的第二个原因。

（三）中日间的紧张关系

不能忽视的是，此传说的产生与历史上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东征西伐，于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两次派遣大军攻打日本，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说的“文永之役”与“弘安之役”。虽由于内部不和以及台风袭击，元军皆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入侵，对日本的震动非常大。位于东方大海中的岛国日本，第一次真正感到外来侵略的恐惧，这种恐怖影响之深，涉及其后日本的各个方面。

另外，据上垣外宪一教授研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后，直到江户时代，日本朝野曾一度担心朝鲜与明联合起来，攻打日本。在庆长之役时，日军曾一度北上，直逼汉城，但不知为何，突然间又大撤退，据《明实录》言，主要是由于当时日军听到了明军要调集福建、浙江、直隶的南北水陆兵70万攻击日本的消息后，停止进攻的。

又声言：“调南北水陆兵七十万，旦暮福、广、浙、直水兵至，直捣日本”。倭闻风，遂不敢进。行长奔井邑，离王京六百里；清正奔庆尚，离王京亦四百里。

明军进攻日本，这正是日本人最为担心的事情，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闻此消息，皆远离王京。

另外，江户前期的著名朱子学家藤原惺窝（1561—1619）在与其朱子学老师、朝鲜战争中被日军俘虏的朝鲜大儒姜沆（1567—1618）的交谈中，也道出了当时的这种明与朝鲜联军进攻日本的担心：

日本民众的憔悴情形，没有比现在更惨的了，如果朝鲜与明一道出兵日本，吊民伐罪，先令投降的倭人及翻译用假名写好布告，告诉平民百姓是为了来把他们从地狱之苦中拯救出来，不会践踏军队经过的任何地方，那么打到白河关是没有问题的。

白河关在今福岛县白河市，为古来由关东进入奥州的一大门户。藤原惺窝的话，指出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困境，国力疲敝，民不聊生。若是明朝与朝鲜趁机进攻日本，是很容易横扫日本列岛的。然而当时明朝也忙于防备新兴的清军南下，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王朝统治摇摇欲坠，自身尚且难保，哪有余力去攻击日本？

而日本却一直被这种恐怖所困扰，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人们希望神灵加以保佑，于是便假托热田明神变成杨贵妃，以阻止玄宗侵略日本的野心。应该说，这也是当时民众惧怕明军入侵心理的一大反映。

（四）热田神宫的日本武尊信仰

热田神宫的杨贵妃传说与热田神宫的日本武尊信仰也有关联。

热田神宫祭祀的是日本传说中的英雄皇子日本武尊及三种神器之一的“草薙剑”。据《日本书纪》卷七“景行天皇纪”载，日本武尊奉父皇景行天皇之命，平定完九州熊袭的川上枭帅和出云的出云建后，返回京城奈良，席不暇暖，便被景行天皇派去征讨东国。

（景行天皇廿八年）冬十月壬子朔癸丑，日本武尊发路之。戊午，枉道拜伊势神宫，仍辞于倭姫命曰：“今被天皇之命，而东征将诛诸叛者，故辞之。”于是，倭姫命取草薙剑，授日本武尊曰：“慎之，莫怠也！”

是岁，日本武尊初至骏河，其处贼阳从之，欺曰：“是野也，麋鹿甚多，气如朝雾，足如茂林，临而应狩。”日本武尊信其言，入野中而觅兽。贼有杀王之情，放火烧其野。王知被欺，则以燧出火之，向烧而得免。（一云：王所佩剑丛云自抽之，薙攘王之傍草，因是得免，故号其剑曰草薙也。）

为此，日本武尊他绕道赴伊势神宫辞别姑母倭姫命，倭姫命赠其草薙剑，在骏河（今静冈县）遭到火攻时，用草薙剑退火突围，击退敌人。

归途，日本武尊在尾张（今爱知县）娶宫箦媛，因将草薙剑放置在宫箦媛处，过伊吹山时为山神所伤，最终病逝于能褒野，年仅三十岁。草薙剑便放置在热田神宫：

初日本武尊所佩草薙横刀，是今在尾张国年鱼市郡热田社也。

据江户时代狩野派画家狩野永纳（1631—1697）在《长恨歌图抄》（1677）中评论乃父狩野山雪的《长恨歌画卷》时说：

谚云：唐代时，日本屡贡方物，贡物少时，便杀使者。玄宗欲灭日本。热田明神乃日本武尊也，此尊变成杨贵妃，住吉明神变成禄山，熊野大神变成国忠，入大唐，灭玄宗云。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民间传说中，玄宗将灭日本时，群神合力，各显其能，热田明神（即日本武尊）变作杨贵妃，住吉明神变作安禄山，熊野大神变成杨国忠，共入大唐，以灭玄宗。这大约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神国思想。

然而，热田明神变作杨贵妃，应该还与日本武尊讨伐九州熊袭时，男扮女装，刺杀川上枭帅的传说有关。

（景行天皇廿七年）冬十月丁酉朔己酉，遣日本武尊，令击熊袭，时年十六。（中略）十二月，到于熊袭国。因以，伺其消息及地形之险易。

时熊袭有魁帅者，名取石鹿文，亦曰川上枭帅。悉集亲族而欲宴。于是日本武尊解发作童女姿，以密伺川上枭帅之宴时，仍佩剑裀里，如于川上枭帅之宴室，居女人之中。川上枭帅感其童女之容姿，则携手同席，举杯令饮而戏弄。于时也，更深人阑，川上枭帅且被酒。于是日本武尊抽裀中之剑，刺川上枭帅之胸。（中略）自今以后，号皇子应称日本武皇子。言讫，乃通胸而杀之。故至于今，称曰日本武尊，是其缘也。

此后，日本武尊与草薙剑作为保佑日本国民的象征，在日本民间一直具有很高的信仰。

综上所述，热田神宫的杨贵妃传说，是以《长恨歌》在日本的流行为基础，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杂糅着日本固有的信仰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从该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与日本的既有友好又有紧张的历史关系。

四、中日文学的交流与杨贵妃传说的反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的杨贵妃传说，通过中日两国的文人交流，很早就传入了中国。

明初，宋濂曾作过描写日本风土传说的《赋日东曲》十首，其中第六首便写道：

玉环妖血污寰中，岂有灵祠祝鬼雄。

莫是仙山真缥渺，雪膏花貌主珠宫。

（自注：国有杨贵妃祠。）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累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当时朝廷祭祀、朝会、诏谕、封赐的文章，大多出于他的手笔，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同时，我们在他的文集中，也能发现他的不少为日本人所作的文章，有的是为日本高僧作的碑铭，有的是为日本诗人诗集作的序。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宋濂自然由日本朋友处听说过日本有祭祀杨贵妃灵祀的传说。有关杨贵妃的传说传入中国，可以推测大概就是与此同时期传入的。

据诗题中的“时辛丑冬十月也”，则《赋日东曲》的成稿时间应为1361年即元顺宗至正二十一年，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就认定《萝山诗集》为入明前的刊本。而据日本五山高僧横川景三（1429—1493）《补庵京华别集》记载：

皇朝太祖高皇帝，特敕吾使者，召见便殿，顾问海东熊野三山之事迹，忝赐御制一篇。又宋林学士宋景濂，赋日东曲十首以赠焉。就中振吾国王万世一姓之美、鸣传教、弘法显密二师入唐求法之美，东人到今荣之。

据此，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中召见绝海中津时，宋濂曾以《赋日东曲》相赠。众所周知，当时绝海中津曾作《应制赋三山》: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应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明太祖回赠《御制赐和》: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二人主要围绕日本熊野的徐福传说进行唱和。可见，当时有关徐福的故事，已在中日文人之间流传。杨贵妃的渡日传说，也应该是通过当时的人员往来带到中国。

另外，晚清的文廷式（1856—1904）也在其《樱花绝句》第三首诗中咏道：

莺声霞外唤春回，十里云光锦障开。

如此仙山真缥缈，玉环金钿倘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