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12首

爱尔兰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叶芝前三十年生命中的消极性具有一种软弱的表象，但是也只是表象而已。因为通过它，他吸收了向他涌过来的一切印象，而大部分印象延续了他一生：艺术的崇高理念，奥秘知识，古老的爱尔兰故事，对贵族荣耀和农民想象力的赞美都没有远离他。甚至当他写下他最伟大的诗之时，他可能重新开始了一直很好地服务于他的消极性。我们知道那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影响过他，而在有关疯简（Crazy Jane）的系列歌谣中，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甚至追踪到了辛格（Synge）[4]的影响。在他随波逐流的早年岁月，在两个女人——毛特·冈和格雷戈里夫人——迫使他成为一个行动的人之前，他一直占用着他实现自己的真正的声音之后也会使用的资源。

他告诉我们，当他年轻时他与人相处会焦灼不安。但他却不可能不与人相处并从他们的思想言行中获得生命。他会很快被他们的观念影响。《芦苇丛中的风》，他早期风格的最后完美，出版于1899年，约翰·艾格林顿（John Eglinton）抱怨说，叶芝“看起来与他自己和他的时代相距太远，没有充分感受到生活的事实，而是把艺术当做对它们的逃避”。

这个富于激情而又具有理性的自我，作为整体的人格，在叶芝后来的诗歌中说话出声。要解释它的产生并不容易。叶芝对毛特·冈的爱，这种爱情给他带来的问题和反复的失望，一定让他远离了自己的梦幻进而与生活遭遇。它们让他陷入非常不幸的境地。为了摆脱沮丧，他和一个伦敦的女人有了一段情事，诺曼·杰弗斯（Norman Jeffares）称之为狄安娜·弗农（Diana Vernon）；但这并不是她的真名。当毛特·冈在短暂的旅经伦敦途中，要求去看他并和他一起就餐，叶芝没有应允她；但随后弗农情事很快结束了。几年后又有了另一段情事。在1903年叶芝收到了一封电报，通知他毛特·冈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约翰·麦克布莱德（John MacBride）喜结连理。两年后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叶芝继续去看望她，虽然为她卷进去的奇异情节感到悲伤，但还是想要和她结婚。在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麦克布莱德牺牲了，叶芝远赴法国并再次向毛特求婚。惨遭拒绝后，他又向她的养女伊索尔特（Iseult）求婚，仍然没有奏效。他这时已经五十一岁，他第一次遇见毛特·冈是在二十八年前，当时，他说：“我一生的麻烦开始了。”这些长年累月不断变形的希望和失望怎么可能会对他没有一点作用呢？

这同样是他学习成为一个行动的人的岁月。但他是一个特殊的行动的人，至少他声称如此。在一封写给莎士比亚夫人（Mrs. Shakespear）的信中，他说：“这是多么奇特——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分成明显的阶段。——在1897年一个新的幕布已经搭好，新的演员已经出场。”这是他的典型特征，他把爱尔兰政治的战场当作一个舞台，而其中人物则作为演员，他自己也必须要参与演一个角色。大约在这个时候或稍晚，他开始对“面具”产生兴趣，他称之为一个相反或对称的自我。在他四十五岁的一条日记中他写道：“我总能看到这样一件事情：在实际生活中面具比面庞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发现叶芝采取的宇宙观明显地是从审美的态度出发的，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它是真实可信，而是因为它生动有趣。他这样做，和乔伊斯把整个的存在兑换成语言的行为一样，和萧伯纳这样的论辩家，在对科学家的自负进行猛烈和最有力的抨击之后，又开始支持生物进化论前后矛盾的行为一样，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我想，如果我们理解了他们当时身处论争的困境里，在其中被迫接受——他们几乎是没有选择地——当时自然科学的挑战，即理性对想象力践踏，他们只能命令自己站在反对的队伍里，当面对对方压倒性的进攻时为自己争取一块狭小的地盘，使两边价值能够平衡一些。

我们现在的状况则有点不同。我们时代的科学家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再不会用自然法则去解释生命的意义（这项事业已经移交到了所谓的社会科学那边），而且——至少从原子弹爆炸后——如果再这样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能意识到我们时代的矛盾已经不是理性和想象的对抗，而是善和恶的对抗，不是主观和客观的对抗，而是情感和思想的整合和分裂的对抗，不是个体和大众之间，而变成是社会性的个人和非个人的国家之间的对抗。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困境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不大可能仅仅因为某件事情有趣就去信仰它；但我们有时却非常有可能做出二选一的事情来，要么说每件事物都是相关联的，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要么说那些反对我们信仰的那些人，对此抱有的极端拒绝态度，完全是出于恶意的原因。

当今天的两个人参加一场论争，他们不是把时间用在寻找证据论证自己的立场，而是把一半精力用在寻找使对手能够转而支持自己的隐秘动机。如果他们发起脾气的话，他们不会说：你是个愚蠢的人。而是放话“你是个不道德的人”。

现在没有人敢说，艺术不应该描述那些邪恶个人或行为；但许多人坚持艺术对完美的善和极端的恶必须立场鲜明。今天的艺术家不大可能像以往那样声称他的职业具有绝对的独立性，而是极可能为了经济或政治上报酬牺牲掉他对艺术所具有独立性的支持态度。

没有一个普通公民今天在严肃地思考，“我是高人一等的，我和其他人不一样”，而想的是“我们都是绑在一条线上的蚂蚱，共同的敌人是邪恶的政府”，我们都不大可能成为势利小人了——因为所有大房子都挂着国家机构的名称——而是极容易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消极地拒绝参加任何政治生活，或仅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才站出来，我们没有共同的远大目标了，这些争取的都不过是个体自由，而这就是我们唯一愿意做的。

从生活讲回到诗歌：今天任何一个诗人，就算他否认观念对生活的重要性，也能理解神话对诗歌的好处——例如，神话帮助叶芝把他的私人经验变成公共事件，同时也可以把他对公共事件的观点从个体的角度思考。他还能够理解在诗歌里所有观念都可以变成神话；就是说诗歌的审美可以被看成是神话，这样的结果是诗人或读者其实并不在乎表达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有说服力。所以叶芝求助一切神话——任何神话，只有他认为有用——来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叶芝没有想到其实神话必须和个人所信仰的观念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必须要警惕神话和诗人的关系，和一个人所抱的价值观念对灵魂发生的作用是一样的，后者能给予前者启示和启发，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叶芝把凯尔特神话写入了他的童年生活——是因为他真去过降神会，还非常认真地阅读所有那些我们认为非常荒诞的书，你不能拿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或是基督教世界观来作诗学上的神话，除非你对它的情感非常深厚，如果你没有像叶芝那种从小所受的神话熏陶，你的情感就不会太深刻，不会像他那样自然而然，由内而生，除非你不把神话仅仅看做神话，而是更加严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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